胡适与中国共产党（三）

三、怎样认识胡适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要中肯地分析胡适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就必须首先将它置于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大环境中去考察。胡适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中国社会面临内忧外患激烈动荡的时期。1904 年，少年胡适辞别家乡， 来到上海这块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契合地上求学。在上海的6 年时间，胡适不但对声光化电等近代科学知识和西方文明有了初步了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世界观形成时期的胡适接触远比《四书》《五经》和偏僻的山乡绩溪要广博得多、深刻得多的书本内容和社会内容。其中，对胡适影响最大的要数“一种思潮、一种主义和一位人物”。

所谓“一种思潮”是指资产阶级改良思潮。19 世纪末， 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一批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宣扬资本主义改良思想。这一运动对于初具规模的中国社会新生的知识分子群体和青年学生群体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通过对《明治维新三十年史》、《新民丛报》等资产阶级改良书刊的研读，胡适加深了理解并逐步接受了这一思想。所谓“一种主义”是指社会达尔文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差不多所有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信仰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因为这一学说所阐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无情的自然淘汰法则很容易使他们联系到自己祖国的惨处境， 使他们将爱国热情与之结合起来。胡适也自然从中获得了深刻启示，他甚至将自己的名字也改为胡适之(胡适原名胡洪--作者) ，以顺循进化论的深意。所谓“一位人物”是指资产阶级维新主将梁启超。胡适从多方面受了梁的“无穷的恩惠”，他从梁著《新民说》中认识到西方民族种种优越品质，立下向西方学习的志愿， 埋下日后“世界主义”的种子；他从梁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了解到“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中国的学术思想”的方法， 立志替梁任公先生补作“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作一位学问家； 他更从梁的“常带感情”的笔端领略到思想、宣传、教育的作用，立志作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梁的“新民体”文字也促成了胡适用白话文写作的决心。

如果说胡适在国内是通过康、梁、严(复) 的译介从侧面对西方崭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所了解的话， 那么， 在美国的7 年时间(1910-1917 年) 则使胡适得以从正面对西方文化的堂奥作深入的研考。结果，胡适坚定了他对达尔文和赫胥黎的信仰，并畈依了他的新的精神导师--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在社会政治方面，胡也最终确定了美国式的政体制度为参照坐标和在中国进行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这一点，胡适曾回忆：“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相信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 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和功用”。

不难看出，青年胡适的意识形态就是在政治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综合作用下完成铸塑的。胡适与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对立正是根源于胡适信奉的实用主义与共产党人掌握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根本区别。尽管胡适对人们运用科学方法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是充满信心的，但他却拒不承认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发展有什么规律可言。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某种恐惧，另一方面主要是决定于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吸收全人类优秀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创立的科学，它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没有资料表明， 胡适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有多深的理解，他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曾将唯物史观理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这要么说明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要么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的运动是社会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这是对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直接的、无条件的决定因素，这是曲解。胡适显然是按照第二种意思理解唯物史观了。

由于胡适拒斥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能正确解说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他必然也像其他资产阶级学者一样，一遇到现实社会政治问题， 便现出“盲人摸象”的窘态。由于他始终抓不住根本， 他便不得不在社会政治问题的细枝末节中飘来荡去，他的国家观、政党观和政治观不能不是混乱的。

研究胡适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另一个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就是在研究中坚持对胡适的立场倾向进行必要的剖析。事实上，胡适提出的具体社会政治主张虽然变化多端， 但始终不变的是他的右翼立场，是他的“不自觉的阶级心”。他虽然对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满意，但是在人民与政府的对立中，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政府一边。他虽然不赞成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 但却于不知不觉中高居于群众之上，带着很浓的资产阶级贵族气味。他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帮腔，也让人怀疑是站在了国际资产阶级立场上。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就是它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它培养的是一种“阶级的仇视心”。就像众多资产阶级学者一样，胡适也竭力掩盖社会关系中的阶级分立和阶级斗争。虽然胡适高谈“人权”、“自由”、“民主”、“宪政”、“法制”，但本阶级的虚弱无力使他不可能设想通过激烈的斗争方式去争取这一切，结果他只能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恩赐。又由于他的右翼立场， 他必然反对革命、暴力、武装，害怕人民群众与新生阶级力量的壮大， 尽量与旧势力谋妥协。这一立场，使得他总是从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方面去理解民主，将民主主要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 而没有认识到民主首先是一种运动，没有从革命方面去理解它。因而， 胡适对新旧民主主义革命都感到隔膜，对革命民主主义运动中必然出现的种种现象总是感到困惑和烦忧。这一立场也使他不可能更深地感悟人民群众革命民主运动的真髓。因此，胡适缺乏鲁迅那种从进化论转变到阶级论， 从旧民主主义转变到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契机和个人要素。他没有， 更确切地说，故意回避从经济上或社会关系上入手对中国社会进行一番切实的研究。

归根到底，胡适与中共在为什么要改造中国、改造什么、如何改造这些问题上的矛盾分歧反映了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分野。恩格斯曾精辟地对唯物史观作过概括，他指出：“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 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以说明；因此， 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 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从这一基本原理出发， 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才在与胡适分歧的上述诸问题上找到了正确答案。最后，必须指出的是， 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说，胡所强调的科学、学术、文化、教育、舆论、民主、法制等等在今天愈来愈显示出在我国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不失为一位关注国家民族未来前途的知识分子和爱国学者；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学术界才越来越重视对他的研究； 或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德刚博士称赞胡适为“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可惜的是， 处在反动统治之下的旧中国，胡适将毕生精力都放在上述他认为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问题上，而在共产党人看来， 胡适所提出的教育、科学、学术的发展， 人民的民主，舆论的公开，人民个性的养成等等问题，只有在社会政治这一根本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下， 才有可能获得解决。可见， 在胡适那里的“因”，却是共产党人这里的“果”； 共产党人这里的“因”，却是胡适眼中的果。不难从逻辑上发现，胡适的不幸， 就在于颠倒了因果关系，无视或弄错了大前提、总前提。或许正因为这一点， 李泽厚先生才指斥他在“政治上的无聊和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