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中国共产党（二）

二、胡适与中共在几个根本问题上的分歧

胡适与中共在几个根本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是导致胡与中共之间逐渐由疏远走向对立的重要原因。胡适与中共都认为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是势在必行的。但是， 在为什么要改造中国，改造些什么和怎样改造等问题上， 两者的认识是迥异的。

(一) 为什么要改造中国？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胡适与中共之间主要分歧的由来。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中国近代社会一切灾难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辛亥革命以来，“因为民主政治未能成功， 名为共和国家， 实际上仍由军阀掌握政权，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而国际帝国主义“也都乐意全力借给军阀， 一是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的内乱， 使中国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因此，“列强的压迫不去， 军阀的势力不除”， 中国永远也得不到统一和发展。

胡适从根本上反对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些范畴来描述中国社会的性状。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既不是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压榨，也不是由于本国封建政权的腐朽统治，而是由于中国人民的不努力。胡适宣称：“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脱因果的铁律的”，“？？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因此， 摆在国人面前的任务并不像共产党指出的是赶走帝国主义和推倒封建主义，而是打倒“五大恶魔”，“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味、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国人应在这方面奋起“自救”。

(二) 改造中国， 要改造些什么， 应从哪些内容入手？共产党人为，一切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政治制度，在于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中。中国要获得独立和发展， 中国人民要获得自由和解放， 中国社会要获得根本的改造，必须劳动群众起来“打破现状”，“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夺来政权； 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 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立劳动者的国家以至无国家。”可见，共产党人一开始就主张从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入手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就像一切资产阶级学者企图回避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问题一样，胡适也试图绕开这个问题。胡适认为， 要使社会结出新果， 就必须先为社会造出“新因”， 他声称：“要经打定主意， 努力造因”。一开始，胡适就将国体与政体排除在他所强调的“新因”之外，他声言：“那些认为中国需要君主制增强实力， 抵抗强暴，和那些认为共和制将创造奇迹的想法同样愚蠢。无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 如果缺乏我称之为必要的前提条件--造新因，对于拯救中国都是枉然”。那么，为改造中国究竟应该创造哪些“新因”呢？ 在胡适看来，那就是现代化的科学、教育、文艺、学术等等。只有从这些入手，才能为中国的复兴奠定基础。至于胡适“发誓”要谈的政治， 至多只是一些政府与行政问题，而不是政治的本质。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却“并非单指财政公开、澄清选举等行政问题”，而是夺取政权。胡适在政治上的最大胆的要求不过是成立一个他认为的“ 好政府”，即一个“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在这个“好政府”的领导下，将实现人民的民主、自由与社会的“和平渐进的改革”。不难看出，胡适谈了多时的政治， 只是隔靴搔痒，不敢触及到根本的政治。虽然胡适没有将“好政府”指明为拯救中国的“新因”，但是我们却有理由将其理解为如此。尽管他还提出了诸如“联省自治”、“制宪 ”、“裁兵”、“舆论监督”等等具体的政治策略，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局限性使得他在政治上走不出旧民主主义的圈子，始终只能在政治改良主义的道路上徘徊。

(三) 怎样改造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反对中共提倡的革命运动与阶级斗争方式。他在阐述他与中共两条道路之间的区别时说：“我们都是不满意现状的人，我们很诚恳地宣言，我们今日所需要的， 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革命。”胡适将为改造中国社会而进行的革命理论研究与宣传斥为“空谈主义”，他嘲笑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口号：“试问，在墙上贴上打倒帝国主义？？和贴上'抬头见喜'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胡也极力反对集体的群众运动，他断言：“群众运动总是不能持久的”、“民众运动牺牲的大部分，是白白地糟踏了”。胡指责群众运动是“少数人把持操纵”、“是浅薄的煽惑”、“是盲从、轻信、武断、压迫少数、欺骗群众”。否定了共产党人主张的暴力革命和群众运动的政治方式，胡提出了自己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政治方略。胡适认为，救国和治国都是极其“烦难”的事，“卤莽糊涂”的人是干不了的，必须要由那些如胡适一样既能“独立自由又能奉公守法”的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人”来实现。按照胡适的标准，人民群众是没有资格从事政治运动的， 他们的任务是“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和能力， 去做报国的真正准备工作。” 换句话说，个人主义思想和能力的养成， 是胡适认为从事政治活动的必要前提。胡适认为， 那些优秀的个人主义者的地位是自由的、独立的，他们不拟成立代表任何阶级或集团利益的政党，他们也不采取任何激进的斗争方式。胡适声称： 这些人“只知社会与国家，而不知政党与派系。他们只持政见， 而不持党见”。“至于政党， 我们也承认他是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永远不忍加入”。这样， 胡适在对于政党、群众、政权、武装等一系列政治问题上与中共划清了界限，从而在怎样改造中国这一问题上走上另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