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刚：国际资本可以用三个“V”来形容

“2019陆家嘴论坛”于6月13日-14日在上海召开。香港金融管理局前总裁任志刚出席“全球经济增长新视野下的中国金融开放”环节。

任志刚表示，国际资本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三个V。第一个V是波动性。国际资本绝对是高度波动。第二个V是量大，尤其是世界主要大经济体还在做QE，还在做量化宽松的时候，大量的国际资本存在，量很大，他们非常容易让某一个经济体被冲垮，尤其是小的经济体。但是对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来说，外国资本、国际资本如果一进来让你的金融市场彻底被吞没的可能性也存在，所以量大。第三个是恶意。我1997、1998年的时候应对东亚金融危机时我有这个体会，国际资本有一种掠夺性的特性，他们想要剥削你的金融市场。当然目的是为了赚钱。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非常感谢毕明建总。最后我们请任志刚先生。

任志刚：我一直在管理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是香港的金融货币管理的工作者，我想更多谈谈中国大陆金融开放方面的想法。两点：第一，资本项目开放。第二，金融体系给外国金融机构开放，向外国金融机构能够参与在其中，提供一些金融服务。

第一，资本项目开放。

好处肯定是明显的，你有大量的投资的机会，国内有钱，贷款人方面可以获得多种形式的贷款的资源或者资金融资的资源，这个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可能也有风险。从我的角度，用三个字来形容国际资本，三个V。第一个V是波动性。国际资本绝对是高度波动。第二个V是量大，尤其是世界主要大经济体还在做QE，还在做量化宽松的时候，大量的国际资本存在，量很大，他们非常容易让某一个经济体被冲垮，尤其是小的经济体。但是对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来说，外国资本、国际资本如果一进来让你的金融市场彻底被吞没的可能性也存在，所以量大。第三个是恶意。我1997、1998年的时候应对东亚金融危机时我有这个体会，国际资本有一种掠夺性的特性，他们想要剥削你的金融市场。当然目的是为了赚钱。IMF会说你们要有审慎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话就不会这样。当然我同意，但是这可能是一个基础前提条件，它是必要非充分条件，你不一定有了这个就能够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我们知道谁都希望在一个开放的一个自由的资本项目的场景下运行，但是你必须要有这个勇气和有这个实力，应对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市场机制一定会失灵的。一旦它失灵的时候，你要有这个责任把这个市场扭回正轨。你也需要有工具把它扭转成正轨。

可能在中国大陆的场景下，我们说人民币可兑换性的问题的时候，你可能需要采取一个更审慎的或者饱受的一种方式。我记得我曾经为周小川行长写过一篇论文，人民币的全面可兑换和自由可兑换，要有一个差异。后者说自由的人民币可兑换就是你马上可以打几个电话，可以买很多人民币，你不需要填很多表。充分可兑换、全部可兑换是什么意思？就是资本项目下所有40种的项目都可以来进行可兑换，但是你可能是需要填表，你要讲信息，你的一些行为可能会被跟踪，你需要被审批通过，但是是“可兑换”，这个不一样。所以，资本项目下是可以控制好的，比另一种情形会更好控制。

郭树清主席之前说过建立一个离岸市场，2000年的时候就说了，2004年最终在香港建立了人民币离岸市场，之后人民币也就被用来进行贸易结算等工作的功能。现在可以将人民币的国际化再进入一个新的维度去，让人民币的使用放在资本市场交易里面更多去用。我们在香港已经做好准备去做这件事，做好准备将人民币定价、人民币交易、人民币结算或者股票市场交易里面用人民币结算，任何时候国际投资者想要投资中国股票市场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去用人民币，他们还想用港币来做。现在此时此刻非常可以做一件事，把人民币使用的功能放到更高层级上，主要是为了资本市场的交易来使用人民币做各种功能。我们做好准备做这件事情，我们愿意做推动，当然也需要央行的理解，或者银保监会的支持。

把中国大陆的金融市场向国际的金融机构来开放的问题，有非常多乐观金融机构，华尔街有大量的金融机构，它们在金融的最前沿，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但是要小心，最先进的金融行业有可能把手手脚脚都砍掉，甚至有的时候太前沿，会有很大的风险。你拥抱风险，运用他们的专业技能的时候要小心。风险同时就在于你也会拥抱它的的有问题的文化，而文化不能完全拥抱，这是有问题的。金融界的有问题的文化是过去的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边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是很自私的文化，金融体系特别得以自我为中心，就是这种自私文化造成了各种风险，它有特别多的复杂性，把它称为金融创新，产生了一种东西，比如说建立一个交换次贷资产。其实对于资产证券化没有问题，我支持资产证券化，它可以将投资回报率更高，降低投资成本，但是将次级债来进行证券化，导致对于我们现有的评级系统受到破坏，这是不能接受的。我非常支持中国大陆的中心观点，就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监管部门需要有这样的勇气，它一旦看到次贷的行为或者是复杂的金融产品的时候，一定问一个问题“这些东西怎么有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了，它怎么有办法推动金融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就说“对不起，不行，我们不让你做这个工作”。是有例子的，这就是我做的工作。

我在香港的金融管理局的时候就是做这个事情，2005到2006年，次级债当时在美国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证券资产，有一些香港的银行找我，我作为监管部门，我们能不能做一点这些资产？我的答案就是这些次级的CDO我理解不了，次级贷你买它干什么？不要买。所以，当时很多金融机构都认为我很笨，但就是这么一个选择，我们最后没有受到次级债的冲击。

这些问题我们都值得去应对，在金融开放的时候要应对，我们要审慎，但是我们也要有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