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将中国视为“野蛮”的言论背后，流淌着日本极为特殊的心理意识，德富苏峰将其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论述说，1853年美国东亚舰队佩里司令官对日本的强迫开国，是相当于“强奸”的屈辱；“直到今日，我们与世界诸强国对立时膝盖仍无法站直，正因有此污点之故”。日本被迫开国后，“轻侮”随之到来；“世界”认为日本人“只是接近猿猴的人类”，或者是“接近人类的猿猴”。欧美人非但不认为日本与自己平等，甚至还认为日本比不上中国。日本若能取胜，在地位上不仅会超过中国，还能恢复被伤害的自尊心。因此，他认为此战最大的战利品将是“大日本国民的自信力”。这种自信力的根本在于欧美对日本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此战不是“暗室”内的格斗，而是在“世界面前”的决战；“在战胜清国的同时，我们战胜了世界。世界知道了我们。因此，世界会敬重我们、畏惧我们。我们正在获得恰如其分的待遇。”（转引自米原謙：《日本政治思想史》， 書房，2007年）就此而言，日本对华开战的另一意图是对欧美开战。此战不仅仅是在“世界面前”的决战，在深层心理层面更是对“世界自身”的决战。
军国主义的成立
战后，日本除获得了与“欧美先进列强”对等的地位外，还促进了日本宪政主义的落实、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确立与腾飞。然而，还有一种致命的结果，那就是军国主义的成立。其中，明治天皇的御驾亲征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日本各个阶层通过天皇建立了普遍联系；近代国家所必要的“国民”诞生的同时，“军国之民”亦由此形成（東 近代史学会編：《日清戦争 世界 変容》， 書房，1997年）。作家司马辽太郎在谈论日俄战争时，有这样一段说法：“战争会让败者非常悲惨，但有时也会让战胜国发生变质，其中最糟糕的事例就是日本。”这是因为，他认为日本战胜俄国后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司馬遼太郎：《昭和 国家》，日本放送協会，1999年）。其实，日清战争取胜后现代军国主义国家的出现，才是日本的根本性“变质”。
明治日本对“华夷秩序”，即对中华世界的独特感受性——压抑与愤懑——因甲午的胜利而得到了释放乃至升华。接下来，他们开始面对“世界”，即欧美率先开创的世界秩序与世界文明。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之所以被塑造为黄种人对白种人的胜利，原因正在于此：这是文明对文明的战争。福泽谕吉在《通俗国权论》（1878年）中写道：“身处禽兽世界，最后可诉诸之手段唯有必死之兽力”；“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数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这种对世界文明的虚无主义认知，最终决定了日本于1941年向美国宣战。
显然，这不是后世人们所说的以国运相赌的冒险，而是有着特定的逻辑基础——这种基础来源于对世界政治原理的某种认知，来源于对相应政治技术的纯熟运用。1945年的战败，将其逻辑中的致命错误暴露了出来，那就是日本政治精英并未认清十九至二十世纪世界文明变迁的大势：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绝非世界政治的本质，文明有着文明所固有的普遍而坚硬的内核。（李永晶）
(原标题：甲午前日本的战争准备：1879年提交攻占北京方略)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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