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些心理与认知同步而来的是对华备战。早在1871年日本派遣谈判代表赴华前，参议江藤新平就向右大臣岩仓具视提交了《对外策》，其中提到：“若清国失礼于我国，可问其罪，或联合俄国，合力出击；或策动俄国，使其保持中立。我国独力进攻，一举征服支那。”1874年出兵台湾后，陆军相山县有朋与岩仓具视先后提出《外征三策》与《意见书》，均为对华开战方案，并且准备好了《支那征讨敕命》。1879年琉案问题一出，参谋本部管西局桂太郎中佐提交了《斗清策案》，拟定了“进攻福州”、“攻占北京”等方略。1887年，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郎大佐制定《征讨清国对策案》，将割让辽东半岛、舟山群岛、台湾等列为战争目标，并具体确定的开战日期为“清国军队改革完成之前”或“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洋的实力之前”（安冈昭男：《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日本直到对华开战为止的时期，正是战争意志等待战争实力与时机成熟的时期。
这些政治家的对华认识与政略，经过当时蓬勃发展的新闻媒体与民间团体（所谓的“右翼势力”）的鼓动，很快均质化为国民一般的观念。这种举国一致的对华认知的政治效果，随时可能因偶然事件而显现出来。1894年3月28日，因策动甲申政变（1884年）而流亡的朝鲜士人金玉均，被朝鲜政府的刺客洪钟宇暗杀，地点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家日本人所经营的旅馆。根据当时租界的法律，该事件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察局长担任检察官，经由领事裁判部门，即会审衙门的预审，由中国方面负责判决与执行。中国最终决定将案件移交朝鲜。金玉均尸体被送还后，随即被处以凌迟斩。事件传到日本后，日本举国上下激愤，一致认定是中国的阴谋，意在侮辱“日本的国权”，“甲申事件以来十年的排清感情”猛然爆发。据记载，这一事件最终促使陆奥“决意对清开战”。这起普通事件所蕴含的心理能量及巨大的危险，远非当时的中国士人所能理解。
另一方面，此间日本政坛围绕与欧美各国修约问题，正在展开激烈的斗争。1894年3月27日，陆奥在致驻英大使的信件中，有如此说法：“国内形势紧迫，日甚一日”，因此“不管成败如何，政府若不表明正在做一件会让人感到震惊的大事，将无法挽回此番人心之纷乱……虽内政催促外交成效，有些本末倒置，但时势就是时势，实不得已……因不能无故发动战争，故唯一目的只在于修约。”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协助戡乱。发动战争的口实出现，日本政治家如获至宝。
知识界的战争观
战争爆发后，日本舆论界一致认为这是有着“大义”的战争。比如，福泽谕吉率先宣布“日清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日本的目的仅仅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扫除障碍。他高声呼吁：“官民宜忘却政治恩仇”；“日本臣民在事成之前不宜批判政府的政略。”其实，早在1882年发表于《时事新报》的文章当中，他就曾慷慨激昂地宣称：“吾等亦是日本人，有朝一日定发扬日本之国威，制服印度、支那两国之士人。吾等不仅要学习英人，还要让其饱受痛苦，将东洋权柄掌控于吾等手中。”（转引自《近代日本思想史I》，有斐閣，1970年）明治日本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战争的启蒙思想家。
同样，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在战争爆发后，用英日两种文字发表题为《日清战争之义》的论文，指责“支那是社交规矩之破坏者，是人情之大敌，是野蛮主义之保护者”。保守主义政论家陆羯南则主张说，清国为“东洋的一大野蛮国”，“王师的一大目的就是将跋扈于东洋中央的野蛮人驱逐出去”。以倡导“平民主义”闻名的作家德富苏峰在《征清之真意义》一文中写道，清国是“文明之敌”，此战争是“文明之义战”。这些说法与陆奥对战争的定位，即“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完全一致。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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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