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80、90后成农民工主体时劳动红利将不再

网易财经12月21日讯 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学位项目中心承办的“城镇化再破题”论坛于2013年12月21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举行。

在论坛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就“为什么现在再次提出城镇化，而且把城镇化作为国家的重要的战略。第二、现在城镇化转型的关键何在？第三、大中城市现在发展不均衡，问题的症结何在？第四、我们农民以城镇化带动城乡一体化的关键点在哪里？”等问题发表主题演讲。

他认为，当80后、90后成为农民工主体的时候，我们传统依靠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红利还能维持下去吗？如果再往后十年，不解决这个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

以下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演讲文字实录：

城镇化再破题，我想就这件事情和大家做四个方面的讨论。第一、为什么现在再次提出城镇化，而且把城镇化作为国家的重要的战略。第二、现在城镇化转型的关键何在？第三、大中城市现在发展不均衡，问题的症结何在？第四、我们农民以城镇化带动城乡一体化的关键点在哪里？关于这些问题有不同的争论。我就当前的一些信息和大家做一点交流。

第一、为什么现在这么着力强调城镇化？现在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35周年，35年前的18号到22号，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知道我们国家过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依靠劳动力的红利来抓住了一个全球化的机遇，取得了一个巨大的发展。那么，为什么现在我就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我们在座的可能有来自农村的，当80后、90后成为农民工主体的时候，我们传统依靠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红利还能维持下去吗？如果再往后十年，不解决这个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比如说我们三年前，或者现在，你说选谁当领导，一说我们都赚了，再过十年，二十年，现在我看我的小女儿10多岁，经常问爸爸他怎么选上来的，谁投他的票？那么，很显然。所以，我四年前提出来，让农民工成为历史，有的领导问我，农民工能成为历史吗？我反问一句，农民工不成为历史行吗？那么，这是简单说的一句话。

另外，具体来说是什么变化呢？35年我们发展阶段变化了，过去在生存阶段的时候，农村能到城里赚一点现钱，像东莞10年600块钱的工资没有提高，600块钱维持了十年。那么，行吗？现在变化了，那个时候赚到现钱，现在变化在哪里呢？大家的需求结构变了，发展阶段变了，原来我们叫改革开放，80年代、90年代是生存阶段，现在是发展型的阶段，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发生了三个大的变化，生存性需求明显减少，吃饭穿衣的问题基本减少，总体解决，而孩子们读书这种愿望全面的提升。第二、跟这个相关联，一般的物质性需求减少，而服务性的需求增多。第三、我们搞经济学的，公共产品短缺，成为我们越来越突出的矛盾。所以，这个背景下，我们还维持着想用压低劳动力价格，维持农民工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来支撑我们的发展，有可能吗？这是另一句话。那么，没可能，现在看我们要做成这一件事情，从消费需求变化，消费结构变化另一看，我们08年金融危机，然后欧美的市场萎缩是一个重长期趋势，我们开始研讨中国的内需在哪里？我们北大的教授讲，我们的内需还是20年的高投资，我不赞成，我听说内需正处在一个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释放的一个大的重要的关键阶段，为什么？很清楚。

先举个例子，过去大家哪有钱到协和、301看病，现在去那儿看，比菜市场还热闹，为了治病，我2000年到甘肃农村调研，农村200人搞了一个集体工业，病花到两万块钱的时候家属不给他掏钱了，他回来不治了，我说为什么，平均两万块钱，把三到四家亲属全部变得贫穷，所以大家不能再治。现在，短短这几年发生多大的变化？大家想尽办法来适应自己的需求结构变化，我们说到美国留学，原来都是像张总富人的孩子去，现在中产阶级的孩子，送到美国读高中，读大学的比比皆是。这种需求结构，我们最大的就是这种需求结构变化，需求全面释放是个大趋势，这个趋势什么样的呢？现在算一下，我们现在大概13亿的消费总规模大概将近20万亿，估计到三年以后，到2016年能达到30到35万亿，到2020年，我们整个需求总规模能达到45到50万亿，然后这种需求总规模能带动像张总这样服务业的投资，能够大概1：1，就是到2020年将近有100万亿的内需，好像每年可以达到7.2%到7.3%的增长。一下子看到城镇化不仅是公平，在社会发展阶段，而且在整个外部市场变化，支撑中国最大的一个潜力在哪里？在城镇化。所以，这很现实，所以，从上到下，上面高度重视，下面有迫切需求，所以达成了现在要破题城镇化，城镇化是一个大战略，是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大战略，这是一。

第二、我们现在要搞城镇化，是不是和过去30年的城镇化相同呢？过去30年搞一个什么城镇化？从不到20%的城镇化率，到2012年52.6%，提高很快。规模城镇化速度很快，问题在哪里？人口城镇化率很低，目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现在全世界平均的城镇化率52%，我们和全国平均的城镇化率差了将近20个百分点。所以，提出来我们要扩大内需，怎么扩大内需？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过程中，关键在人口城镇化。所以，这个人口城镇化我提的比较早，两三年前我就提出来。有人说中央领导讲人的城镇化，我的观点是，人口城镇化都解决不了，农民工连户籍制度都解决不了，哪有人的城镇化？一切按人的需求搞城镇化，有可能吗？连入户都解决不了，不承认是本城市人，而是非法居住，这种情况能解决人的城镇化吗？所以关键的问题是人口城镇化，就是先把农民工市民化，这完全能做得到。现在1.6亿农民工，在未来的七到八年，再有将近2亿的农民工进到城里来。那么，如果解决了这种人口城镇化，就为人的城镇化奠定一个大前提，我们才有可能探讨在人口城镇化基础上实现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怎么探讨城乡公共服务统一的一体化呢？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内需规模，尤其是13亿人消费的需求才能得到提高。刚刚朱院长讲，我们现在城市和农村，现在实际收入差距是1：3.1倍，比三年前缩短了0.2个百分点。但是，城市和农村实际的收入差距也是3倍左右。农民工转为市民，农民转为市民，需要把这个消费释放出来，这是第一。第二，在人口城镇化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去关注中国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左右，中产阶层，或者中等收入是否提高，甚至实现倍增。我们搞了35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的中等阶层只有25%，这是高估的，保守算法只有19%。如果和人口城镇化相联系，估计2020年，中产阶层，或者中等收入群体能达到40%，40%是什么概念呢？大概6亿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样一来，无论对中国的消费，还是橄榄型社会、橄榄型分配的形成，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第三，人口城镇化实现起来很难。问题在哪里呢？中小城镇的发展。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到中小城镇？除了它就业的机会少，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是公共资源配置严重失衡。我们到欧洲去，到北欧去，我今年两次去欧洲，到德国，为什么德国小城镇发展好？德国两三万人的小城镇可以有大公司在，十万人以上的城镇，配备的和大城市的公共配备大部分一样。我到挪威去，两万人的城市有大学，为什么？在公共资源配置上，它的教育、医疗、文化，大体同城市接近。我们中关村这一带，为什么房价10万一平米，就是因为最好的公共资源都在这里，所以刚才朱院长讲的买的不是买房子，买的是公共资源。这种严重的公共资源配置的失衡是造成中小城镇难以吸纳农民工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这个文章用了很多的数字，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县和县级市同北京市的公共资源配置，就医疗资源来说差10倍以上，公平吗？为什么北京市的公共资源配置，医疗资源配置就要比县域和县级市高10倍以上呢？这样不仅难以形成城镇化的合理格局，而且是发展的严重不公平，是这种不均衡的配置导致的不均衡。

第四个问题，城镇化最重要是城乡一体化，现在城乡一体化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城镇化有两个很实质性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事，就是农村土地。农村土地现在有争论，电视台的一些领导也在解读，我今天上午在财经论坛中国经济年会上讲了这个事情。第一、农村的土地资源市场能不能决定？有人说农村土地资源有特殊性，市场不能决定，我不认同。土地既然是一种重要资源，既然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农村土地，我们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最重要是统一城市和土地的农民市场。那么，如果不能够市场配置，那么怎么样统一城市和农村的两种市场呢？还是以行政把农民的土地拿过来，再以多少倍的价格拍卖？谁来决定它的价格？第二、我们农村，包括农村土地市场这些年出现了很多问题，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是市场造成的，还是土地造成的？（我们今天有区长在。）我们看农村土地市场问题出在哪里呢？今天它这个区没有钱了，弄一块地，地的规模也没有了，然后把它的性质变了，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虽然现在受到了限制，但是现在中央地方财政没有理顺、地方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不就做土地文章吗？我们这些年很多地方，这个市长上来了，这个区长上来了，市中心在东边；那个书记上来了，中心在西边，不都出现这种问题吗？是政府的规划缺乏刚性约束和土地财政的深层次因素的背景下出现的问题。所以，只要政府把土地的规划用法律约束，刚性约束，只要政府把土地的用途严格管制，在这个前提下为什么农村土地不能由市场决定呢？非要你来说，我给农民比过去提高30倍。谈判的主体是农民，价格由市场来决定，为什么就你来呢？你做的实践是错的。第四、农村土地在两个作用的前提下坚定推进这项改革，才能统一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市场。和这个相关联的问题是承不承认土地的物权性质，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提了两个建议，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所有权，变了一个字，我说变的没有什么意思，后来《土地法》和《物权法》立法的时候有一个争论，就是对农民来说，它是一个债权还是一个物权，如果是债权当然不能抵押，作为财产权，如果是物权，它就有它的支配权利，它就是它的财产的一部分，这就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找到了农民对土地的一种特殊的产权安排。所以，为这件事情我呼吁了十几年，我现在还是全国政协委员，还是十二届，不是十一届，一再的上述，前不久的《农村土地法》修改，说要充分考虑你的意见。这次三中全会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是一种物权，我们说可以抵押，可以一定程度的资本化。农民的财产权在哪里？如果不解决农民的土地的物权化哪有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哪有农民工财产可以带到城里来，靠什么买房子。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在城镇化背景下，在农村的两个实质性问题。其实核心在土地。承认土地的物权化才能破题城乡一体化的关键问题，才能破题农民财产权，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利用20分钟跟大家把这几个问题提出来，这个题目特别好，再破题，是当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我还有10分钟，如果愿意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两三个问题。

提问1：刚刚提到农民工的城镇化问题，农民工如果进城，你指进入到他们所就业的城市落户发展，还是说他们回到他们的家乡，买房子，变成他们家乡的城里人？我想这是两种不同的城里人。第二、东西部经济发展非常不均衡，对于像东部沿海的很多小城镇，它们都伴随着大城市的周边，他们有很多的外力，比如资本，所以这个城镇的发展有内需和外力两种作用促使它这个城镇快速发展。那么，它天然就有很大的空间，它的外力在哪儿？包括很多的流动性人口，它这个城镇内部就有很多这样一些内需的消费，再加上一些外来的资本投资，提供很多就业机会。那么这些农民工如果最后由于东部沿海城市高房价，回到家乡置业，变成家乡的城里人。他们变成家乡的城里人就没有土地了，当他们年纪大了之后，他们的家乡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给他们，谢谢！

迟福林：农民工的就业和农民工的居住地有不同，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愿意从农村到城市里，我们现在县一级的全国平均的房产的价格不超过3000块，大概在二千五六百块钱，全国平均大概是这样。这个成本对很多农民工居住比较方便，能改变生存。所以，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关键是他要变为这个市的市民民以后寻找他的长期居住地，进行他的成本的核算。另外，公共资源配置以后，城市发展了，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但是，与此同时，居住的稳定性和工作的流动性又有不一致性，所以跟你第二个问题就相关了。大城市的资本很多，当然就业机会也很多，而且很多年轻人还有梦想，可能还能成为明星，但在县城就没有这种机会。

提问2：您听到规模城镇化，规模城镇化是指它的土地城镇化吗？还有如果要是土地城镇化，在我了解中，中小城市因为土地财政的问题城市蔓延比较严重，所以中小城市的土地城镇化率比较高。但是，人口城镇化更多是出现在大中城市，比如说北上广，您如何看待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不匹配现象。

迟福林：这个规模城镇化是以土地面积，城市土地为主要特征的规模城镇化，这个是毫无疑问的。第二、我们人口城镇化，原来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强调的人口城镇化率，毫无疑问，比如北京居住这么多人，很多人不是北京户口，当然我们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刚才朱院长讲了，公安部宣布到2020年中国可能实行是以居住证为主的新的户籍管理模式，会改变现在这种状态。我们规模城镇化率52.6%，现在中央强调不再扩张城市土地面积，而主要提高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我们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跟国外比差距不是一倍两倍，是数倍，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现在规模城镇化的52.6%和35.2%的人口是不相适应的。所以，现在土地规模支撑的城镇化给人口城镇化留下的空间仍然是巨大的，不需要再扩张新的土地就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城镇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