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制衡机制的建立本身就是制度调整和重大改革，同时也是推进其他制度调整和改革的基础。分权制衡的目的不是相互掣肘、相互拆台，而是相互支持、相互补台。因此，在制衡的基础上还要加强改革协同。
第一，顶层设计与分项改革的协同。下一步改革涉及面广，触及利益层次深，改革环境复杂、任务艰巨、风险较大，需要超前研究、顶层设计。同时，越是统筹设计和规划的改革方案，越需要力量来支撑，越需要一些可以落地的专项改革来推动。顶层设计不是单兵推进，也不是齐头并进，而是要统筹设计改革方案，科学部署改革任务，合理安排改革次序，整体推进改革进程。
第二，横向与纵向两个方向的协同。推动重大改革取得突破，不能靠个别人做孤胆英雄，也不能靠个别部门孤军奋战，而是要在纵向上，促进中央和地方的联动，实现自上而下改革与自下而上改革的有效对接和贯通；在横向上，协调各方，增进共识，形成合力，特别是要把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引导到改革创新上来。
第三，改革创新与依法行政的协同。改革者要有锐气、勇气和朝气，同时也要有法治精神，促进改革进程与法治化进程的协调互动。要在改革中为法治建设提出新课题，促进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完善，同时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进一步把改革工作的职责、程序、保障、激励措施等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以规则来建立制度，以规则来改变规则。
第四，改革决策、执行与监督的协同。制度是人治的替代品，执行得好的制度和执行得不好的制度的差别，就像稻草人和机器人。为此，一定在制度设计环节就要考虑可记录、可检查、可奖惩，只有把这一机制贯穿于决策、执行、监督三个环节，才会通过改革减少软性环节，更避免新的制度安排成为软性环节。
第五，推动改革攻坚与营造改革氛围协同。邓小平曾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 冒 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李剑阁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人口数量也很多，但是在工厂或者公社里的人把自己的聪明多用在偷懒和取巧上，所以并没有形成红利。正是通过改革，才使得人们的勤劳和聪明才智发挥出来，社会财富涌流出来，从而才形成了改革红利和制度红利。反过来说，正是通过释放人的“精气神”，才推动了改革。从这一意义上来看，过去30多年我国的人口红利不仅是数量红利，而且是精神红利。未来推进改革，不但要确定改革攻坚的“硬任务”，还要凝聚改革精神的“软实力”。
（四）强化分权制衡、协同改革的枢纽环节
建立分权制衡、协同改革机制，需要打破现有利益格局，需要领导者、决策者的担当精神和担当能力。但是领导者、决策者的担当不应源于单纯的魄力和勇气，而首先来自于政策制定部门和政策研究部门的理性建议和方案设计。这两类部门，是建立分权制衡机制进而有效推动改革的枢纽环节。
政策制定部门在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上下沟通、内外传送、左右协调，需要不断强化理性精神。没有政策制定部门的理性，分权可能陷于争权，制衡可能变为掣肘，协同可能变为趋同。只有强化政策制定部门的理性，才能把发展压力转化为制度调整的动力，才能实现制度对压力的正向应对机制，才能推动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的联动机制。其理性主要来自五个环节。
第一，深入的调研。只有基于调研作出的判断才是可信的、有说服力的。在当前复杂的环境下，政策制定者既要走马观花，也要下马赏花，必要时还要亲自养花。唯其如此，才能识民情、接地气，保持敏锐性，才能切实感受不同压力，而不贻误改革时机。
第二，开阔的视野。要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总结历史兴替、成败经验，也要根据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约束条件总结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基本经验和做法。
第三，反复的计算。计算不是单纯依赖计量模型，而是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压力可控性进行客观判断，对控制或疏导途径进行科学分析，在成本收益综合比较的基础上设计改革方案。
第四，充分的讨论。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思潮多元化，是大势所趋。改革不是革命，不能对任何一个利益主体采取简单剥夺的方式，而应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寻求平衡。平衡包括利益平衡，也包括心理平衡。为此，要尽量减少改革问题的讨论禁区，鼓励制度设计者内部争论，也鼓励利益相关方和非直接相关方在理性的平台上参与讨论和辩论。
第五，积极的公开。改革方案在设计阶段适度公开，公开征求意见，公开接受质询，既是集中民智、吸纳雅言的过程，也是统一认识、凝聚改革动力的过程，还是去伪存真的过程。能够在过程中接受公开考验的改革方案，至少不会掩盖矛盾，不会文过饰非，不会偏离改革的基本方向，不会偏离社会的基本期望。
政策研究部门是政策制定部门与国际社会互动的桥梁，是前沿理论与政策文件的转换系统，是平衡各种利益群体的中间力量。应强化三个机制：
第一，完善旋转门机制。一是知识旋转门，就是能够把前沿知识转化为政策依据，把国际视野转为政策参考，同时把国内发展经验和理念转化为国际语言；二是人才旋转门，就是研究机构的学者可以自由进入政策制定部门，或者成为执行者，反过来执行者和政策制定者也可以随时到研究机构“闭关修炼”。
第二，崇尚唯实精神。对于政策研究部门来说，不唯上，就是避免简单迎合领导者，为其讲话作注解，为其观点作修饰。不唯书，就是避免政策建议处处有出处，条条有来历。崇尚唯实，就是要进行独立思考，发表独立意见。当然，研究机构的唯实，也需要一个开放、包容的环境。
第三，畅通对话渠道。要在研究机构与政策制定部门、决策者之间，建立沟通机制，在相对封闭的前提下，保证各种思想、理念可以高速顺畅双向互动。要在政策研究过程中，扩大专家参与范围和参与程度，最大限度吸纳各方专家智慧，增强政策理性。在此基础上，积极借助专家影响，深度传播政策理念，有效释放政策信号，引导社会预期，同时发挥其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第三方沟通协调作用。
政策制定部门和政策研究部门是分权制衡机制的中间部门，也是推动制度调整和体制改革的中坚部门。只有建设好这些部门，才能有效建立分权制衡机制，配合决策者理性设计改革方案，推动执行者有效实施改革方案。
本文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