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１２月３日电（记者冯源）灰色的西便装，白色的衬衫领子整齐地翻出在灰色的羊毛衫领口，头发梳向脑后，微眯着双眼，这位形象可亲的“中年大叔”就是２０１２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２日，莫言首次来到浙江大学，受聘杭州文艺顾问。在杭州，他比较罕见地全面剖析了自己文学的风格，表示他并非要写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翻版，而是想写出有自己特色、中国特色的小说，即“梦幻的现实主义”。
“我要避开这两座灼热的高炉”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莫言摘得诺奖桂冠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走入中国普通阅读者的视野，人们也总爱把莫言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加西亚·马尔克斯相提并论。
对此，莫言并不否认马尔克斯对自己的影响。“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这一代作家。我在１９８４年第一次读到《百年孤独》，心情就像当年马尔克斯在巴黎读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
莫言说，当时，中国作家们意识到生活中充满了魔幻的素材，可以来描述和表现个人经历与中国现实。１９８４年前后，“中国文坛出现了许多（马尔克斯的）模仿者，我的一些中篇《球状闪电》《金发婴儿》也有它的痕迹。”莫言回忆，当时还有许多作家模仿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的意识流写法，几千几万字中不分段、不用标点符号。
“我想这样的模仿没有出息，我要 避开这两座灼热的高炉 。”莫言强调，事实上他与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搏斗多年：他并非要写西方小说的翻版，而是想写出有自己特色、中国特色的小说。
莫言认为，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辞中说他的作品是“梦幻的现实主义”，这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仅是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的结合，就没有原创性。
与故乡作家蒲松龄“一拍即合”
“要避开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影响，只有一个办法是向民间学习。”莫言回顾说，向民间学习有两个方式，一是学习老百姓的口语，另一种方式是向口头传说中寻找素材。
莫言认为，民间故事的记述者在他的老家山东已经有一位先行者，就是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
“蒲松龄创作《聊斋》时，在门前大树下支起茶炉，请行人喝茶抽烟，请他们讲奇闻逸闻。事实上，马尔克斯也深受他外祖母所讲述的许多故事的影响。”莫言表示，能表现一个民族的特质的东西，必然能在民间找到源头，在此基础上加上丰富的想象力和生活经验，以及优美的文笔，就是对抗西方文学的重要力量。
“每个作家都应该从所熟悉的民间汲取营养，形成独特的艺术特色。如果他找到了独特的叙事语言，找到了特别擅长的一类故事的原型，写作就会如鱼得水；如果他始终找不到自我，找不到文学的一块根据地，就会变成一般化的讲故事的小说家。”
莫言表示，“对我影响更大的是蒲松龄这样的作家，他与我有血脉上的联系，是故乡作家，和我是一拍即合。”
“ 反对生活决定艺术 太狂妄”
“本来我也是反对 生活决定艺术 的作家。在８０年代我写过一篇《天马行空》，认为没有见过大海的人写大海，可以比见过的人写得更为壮阔，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写爱情，也许比情场老手写得更美好。但是后来觉得太狂妄。”莫言反复强调现实生活的重要。
“魔幻现实主义刚看眼花缭乱，但还是要从现实中写出来。”莫言分析《百年孤独》中的一段著名情节：吉普赛人拖着磁铁走在路上，把家家户户的铁制品都吸了出来。“这样的情节显然违背生活真实，但是磁铁吸铁是常识，魔幻还是建立在现实之上，只是作了夸张，从而为创作打开了自由之门。”
“写小说确实是一件需要灵感和想象的事情。”对于８０后作家的文风，莫言分析了他们想象力的物质基础。“我出身农村，在高粱地里钻来钻去，写它如鱼得水。而现在一些年轻作家，在我们放羊放牛的年纪，他们在看动漫，头脑里积累的是动漫的形象，一旦成为作家，这些素材当然会控制他们的想象力，成为他们想象的材料。”
《红高粱家族》曾被文艺评论界视作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滥觞，莫言表示，８０年代后许多作家已经不满足于忠实再现历史的要求，而是把重点放在人上，写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命运、人的情感在历史特殊环境中的变化，这就是“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但是，没有完全的历史小说，都是借助历史事件表述当代的思想，用历史的瓶子装当代的酒。”莫言说。
(原标题：莫言:超越魔幻现实主义的“梦幻的现实主义”从何处来?)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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