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副主任：中国增长需要全面深化的改革

网易财经9月11日讯 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今日举行，网易财经现场直播。在“重启增长”分论坛上，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未来的增长不仅是科学和技术问题，而是资源整合问题。对中国而言，需要进行更加全面深化的改革。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区分，把政府在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职能更多地留给市场。

实录：

Yang Yanqing：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在第一轮的讨论过后我们还有一个辩论的过程，我们有很多的解决的方案可选，比如说有教育，应该有全球的开放性，应该加大研发，应该确保社会可持续性，而且中国的经验证明我们应该鼓励新行业的增长，而且G20峰会上也说金融和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澳大利亚的这个意见是应该有一个自由贸易的重要性的考虑，同时还有对金融行业来说应该减少风险，而其他应该可以增加一定的风险，同时对金融行业来讲，我们应该有一个全球的框架来确保全球能够实现可持续性的增长的模式。我觉得可以提出几个简单的问题来回答。最困难和最具挑战的，在短短的新的备选可持续增长模式的这方面您觉得最难的、最具有挑战是什么？张主任您觉得？

张晓强：说到智能的增长我觉得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而是整合的全面的方式。比如说在中国当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时候，必须得进行经济的改革。

Richard Goyder：我觉得现在的变化太快，现有的系统和规则不能够很快地适应，我们应该加强我们的适应的效率，能带来效果并鼓励年轻人。

Jyrki Katainen：我觉得最难的是金融业的增长，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在的监管框架，现在更加地紧缩了，当然了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我们对好的项目而言应该可以为他们找得到融资才行。同时这也是一个积极的挑战，我们要推动一个更加可持续、更绿色的发展还是要保留我们原有的这些技术？如果我们是更绿色的技术的话，增长不但是可以可持续的而且是可以很快的。

Yang Yanqing：请土耳其来谈一下在G20集团里讨论的其中一国，提到了有最大的航班数的国家也有最多的基本的限制，而且相应的框架也并不是很全，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Ali Babacan：我觉得结构性改革对可持续增长非常地重要，我觉得在过去的两三个月中讨论的东西正相反的是现在的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市场都在进行深刻的改革，包括调整社会福利以及东南亚9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还有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推动了许多国家展开了结构性的改革，在欧盟包括许多的发达国家他们的金融系统更加地成熟，许多东南亚的主要银行、东欧的一些主要的银行还有墨西哥、土耳其。我们的银行业是比较坚实的，因为我们及时地采取了改革，土耳其在澳大利亚之后将会担任G20的轮值主席国。我们在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时候将会强调一点，就是如何使全球增长更具有包容性，特别是帮助那些最不发达国家，而且要使这种增长概念对所有的国家都是更为重要的概念，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最贫穷的国家，特别是非洲潜力是巨大的，而且非洲更需要倾听他们的声音，而且他们对自己经济结构方面的重视也要更大。

Yang Yanqing：接下来想请Arkady Dvorkovich先生来谈一下。

Arkady Dvorkovich：当然了，我们有最好的教育系统，我们现在都知道芬兰的教育体系是最好的，或者是最好的之一。但是，教育仍然是重中之重，特别是基础教育，应该从根本上推动智能的增长，但这是一个长久的工作，需要几代人才能实现教育系统完好的效果，我记得芬兰的教育改革7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这将会集中不同的改革的措施，一方面是我们需要创建有竞争性的市场给他们提供环境，同时让他们创新自己的技术。对于俄罗斯政府来讲这就不太容易我们关闭一个工厂就不容易，一个工厂里的雇员规模非常大，当地政府能做什么呢？市场能否吸收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正在尽力地找寻这样的解决方案，希望在减员的同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确保不会过度地影响这个就业，现在我们的失业率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现在GDP的10%都是放在的培训和教育方面，所以我们现在的国债水平也是非常低的，只占GDP10%，所以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下手。

Yang Yanqing：Urs Rohner先生，我觉得作为一个银行家从金融的角度来讲讲。

Urs Rohner：我们需要创造一个稳定并可持续的环境，这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够被人们认为是稳定的。因为我们需要确保G20不同的原则、目标、措施都要一一地落实才行。考虑到未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下一代，我们需要有高技能的人才，比如说像瑞士或者是芬兰这样的小国，才能保证全球的竞争性。同时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的环境允许人才和物资的流动。

Yang Yanqing：非常感谢我们还有15分钟的时间，现在请观众特别问题。请在提出问题之前自报家门，尽量地简短。我注意到很多人都举手了。有请这位女士。

提问：我非常高兴地听到了Jyrki Katainen说创造的就业率，欧洲现在失业率非常地高，欧洲整体事业人群高达900万，我想了解一下在政府和私有部门方面可以做哪些事情带来绿色的增长。

Jyrki Katainen：我们说一下政府能做什么，芬兰在90年代初期面临着同样的失业危机，不能说整整一代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但可以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因为经济衰退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今年年初我们发动了一个新的计划，25岁以下的年轻人都会有保障，他们要么就是上培训，要么就是上工作，要么就是上高等教育。所以可以避免太多的年轻人闲置很长的一段时间，另外针对30岁以下的毕业生采取了以下的措施，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必要的，因为我们不能丢弃一些人。

Urs Rohner：非常感谢你这个问题，你提到的是一个悲剧，公共部门当然可以做得像你说的那样，同时就算在欧元区有一些地方劳动市场还有待完成自由化过程。在私人领域也就是企业界，我觉得我们瑞士面对的是一种双重的一分为二的教育体系一部分人接受高等教育，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直接到企业做学徒。当然我们年轻人的失业率远远低于欧洲边缘地区，但是因为有公司吸收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做学徒所以就大幅度降低了年轻人的失业率，一方面他们有了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就提出了跟就业有关的技能，所以是多方面的好的投资措施。所有公司应该注意这一点，他们应该多培养很多的人才，并且也要留住，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经营，而且还有一种道德的义务在里面。

Yang Yanqing：副总理先生怎么看呢？

Ali Babacan：我觉得可以做这么几点补充。第一是年轻人能够到企业接受一些实质性的培训，头6个月的工资是我们政府给付，后来如果满意的话，他们可以接着在那做普通的员工。另外，就业培训我们每天就提供了每日10美元的培训补贴专门提供给失业的年轻人。第三项措施是针对29岁以下的年轻人社保费用本来应该由雇主来承担，后来我们决定政府承担头两年到头四年的社保费用。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失业率比欧洲平均值低8%到9%。

Arkady Dvorkovich：我觉得都说的很高，关键问题是重点在哪儿？如果是减少年轻人的失业率，那应该动用大量的资源可能说明另一个问题做的努力就有限，因为预算是有算的，政治方面的行动能力也是有限度的。所以这方面是一个取舍。我们在高加索北部的一些地区准独立区失业问题很严重，我们还需要想办法。还有一些俄罗斯其他边远的地区年轻人失业问题很严重，所以我们转移了其他项目的钱，专门用于年轻人的就业方面。另外任何一些国家想要有多少的社保和福利是自己的选择，归根到底是政治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