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 Yanqing:俄罗斯整体的失业率是多少呢?
Arkady Dvorkovich:整体上是5.3%,年轻人高出一些,但是在高加索北部地区要达到20%。
Yang Yanqing:中国的失业率呢?
张晓强:我们的统计是4%,实际是5%左右。
Yang Yanqing:土耳其呢?
Ali Babacan:平均失业率是8.9%,年轻人17%。
Yang Yanqing:澳大利亚呢?
Richard Goyder:澳大利亚失业率大约5%,年轻人工作机会比较多。我觉得我们私有企业可以多做很多的事情,刚才还有几位提到了可持续的未来,这离不开私营部门在就业方面多做投资,包括跟政府一起采取行动才可以改变我们的未来。
Yang Yanqing:另外两个国家芬兰和瑞士是怎么看的?
Jyrki Katainen:芬兰的平均失业率8%。如果不算在培训的那些年轻人的话。
Urs Rohner:瑞士是8%左右。
Yang Yanqing:因此我国的失业率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值。
提问:我是在中国金融界工作的,我想问一下Urs Rohner董事长,全球需要采取更严格还是更宽松的金融监管才能对金融界的增长比较有利?
Urs Rohner:这还是一个难题我们银行家当然很讨厌特严格的规定,但有时候确实有必要,与其严格和宽松不如要求那些业已存在的规定更清楚,执行得到位,不一定需要20万条的大规章,如果能把它总结成10个比较清楚的原则,然后再彻底执行这些原则,当然这是一个理想,你还需要建造各种模型包括风险评估模型,归根到底你还需要围绕一些特别简单的原则去开展你的监管工作,才能保证金融业的稳定而不是说大量通过各种新的立法和监管规章。现在全球层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国家都开始开展国际业务,那么你一旦作为一个国际银行都需要遵循50多个国家的规章,这是难以想象特别复杂的一个过程。最后的结果是你操作风险加大了。然而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更稳定的金融系统。所以监管规定需要清楚也可以很严格,也需要执行到位而且需要更连贯。
Yang Yanqing: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评论。我可能自己再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最想改变的东西是什么?
Arkady Dvorkovich:这个问题问得好啊,第一就是把这个西装给换下来。说严肃一点我们参加这样的会议往往都是收获很大,都很愿意听到各位的印象和感受,我们现在处在很关键的时期要制定好中长期的政策,如果发现各位更乐观一点儿不是悲观那么我就更愿意批准一些投资项目。如果感到整体的情绪更悲观一些,那么就不太愿意批准那么悲观的项目。
Urs Rohner:我就说一下我参加过这么几次会议,我觉得所谓数据大世界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特别是金融服务这方面,数据的能力包括建造一些新的模型来了解消费者,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做,我们回去就会用很多的时间更深入地了解大数据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因为这可能就是我们以后要面对的一个大的转折点,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需要回答客户的问题。
Richard Goyder:我们回去就会雇佣更多聪明的年轻人。
张晓强:我觉得对中国来讲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结构要升级,要深化我们的改革。
Yang Yanqing:我再问一下十八大三中全会可能通过最大的一个改革措施是什么?
张晓强: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正确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角色的区分。
Yang Yanqing:那么你现在面对市场觉得自己的角色范围没有问题吗还是需要再改?
张晓强:说实在的政府的一些职能还是未来由市场来做,特别是资源分配应该以市场为主,我们应该把更多的职能转移给市场,这就对企业对竞争更有利了。
Yang Yanqing:总理先生您怎么看?
Jyrki Katainen:我自己比较重视的一点就是清洁技术将会是一个新革命,芬兰已经是差不多是欧洲清洁技术的中心。几天前我刚到北京会见了一些中国清洁技术的公司代表,我发现中国的公司特别是中国的餐厅对我们的发展很重要,因为中国餐厅有很多废止的食用油,他们炒完菜以后就要扔,其实可以拿过来做成飞机燃料,这是一种很清洁的技术。
Ali Babacan:我们正在制定一个中期发展计划,我们将采取更多的措施让劳动力市场更灵活地运作,同时福利也要得到保障,但我们劳动力市场会变得更灵活一些,另外一点是进一步改进商业环境,能效对能源进口国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话题,因为最后都是我们自己买单。最后一点是想提高我们的积蓄率,因为这是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了。其实就算没有来参加这个会议我回去也会在这方面采取措施。
Yang Yanqing:好了,谢谢我觉得我们基本上达到了最初说出的目标。如果总结的话我可以这样说,智能发展模式有四个部分,一个是教育包括劳动市场的开放。第二个是全球开放和国际贸易。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促进各种新技术包括所谓大数据等。第四是更重视结构改革。有这么四个点。非常感谢各位嘉宾!感谢各位观众的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