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鬼词只有杜老才能发明出来”
在冲突中找到融合，正是杜润生所要寻求的。段应碧说，杜润生喜欢激烈的争吵，对只有单面意见的座谈会，他会宣布取消。他时常咨询年轻人的看法。如果赞成，他会提反对意见，如果反对，他又说赞成。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真正态度。
翁永曦很快领悟了杜润生的方法，称之为“反方向推敲”：倾向性极强的一件事情，要做反方向推敲，看看能不能驳倒反对意见。反对意见中有合理成分的，也要提炼出来。这样就能得到各方面最大的接受度。
经过如此反复的调查、交锋、论证、磨合、折中，所有的政策被谨慎规范的语言包装成文件模样，最高层领导几乎不做修改就可拍板。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鬼词只有杜老才能发明出来。”何道峰笑着说。这些语言显示了在体制缝隙开拓空间的努力。尽管将土地所有权和支配权分离，不彻底的改革给往后留下了乱局，但改革似乎总伴随着妥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也有一个保存了几十年的细节：
“大包干就大包干，包产到户就包产到户，何必说得那么复杂，又是又统又分，双层经营，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电梯里，刚出校门的陈锡文问杜润生。杜回答说：“小伙子，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
某种程度上，杜润生1955年就体会过这种凶险。那一年，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他和部长邓子恢不配合毛泽东过于急切的农村合作化，被斥为“小脚女人”。中央委员会议上，毛宣布邓子恢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有人包括邓本人都义正词严地谴责邓。这是1949年后以意识形态批判打击不同意见者的最早案例之一。此后，邓子恢饱经折磨死去，杜润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人民公社则浩浩荡荡展开了。
往后，凡对农村经济有不同意见者，都被划入意识形态大牢，施之以专政压迫。在打倒“四人帮”的最初年月里，他们宣称，不满人民公社的，都是“四人帮”罪孽！直到1978年，万里挑战人民公社，华国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严责万里约束百姓不得有超越中央指令的举动。就连杜润生本人，也不得不公开表示反对包产到户。
“作为部门领导，表态总要和中央一致，不仅要讲不可以，还要讲出不准的道理。但心里怎么想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几个知道他推进方案有多积极，设法撕开口子。”段应碧说。
改革不够彻底，诸多妥协，但年轻人后来认为，80年代以最低成本突破意识形态，波澜不惊地瓦解了人民公社，是了不起的智慧。他们都记住了杜润生的一句话：“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
“为什么王岐山转到金融界？”
“如同金子般闪亮”——回忆起这段时光，81岁的姚监复用了这样的词汇。在他看来，农研室之所以能真正去做事，和它摆脱了利益关系密切相关。“管人财物，必然产生部门利益。农研室不管人财物，没有部门利益，是站在全国的角度考虑问题。”
“总理曾批10万部卡车，让农研室转给农村。我跟杜润生说，差价很大的，一辆就是多少万。能不能留1000辆指标作机动？他说不留；我说留100辆呢？他说不留，一辆也不许留，全部分下去了。”
当九号院突破了意识形态和部门利益的束缚，它催生出的一号文件迅速结出改革成果，1983年，农民有了“创世纪的大丰收”。它的成功促使更为困难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了。
一年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释放了信号：“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年的莫干山会议贡献了“价格双轨”的改革方案。这是年轻人和高层改革者绕过官僚体制高墙的又一次遇合。农研室的王岐山和发展组的周其仁、邓英淘等人都加入其中。不久，他们就正式成为同事。
1985年，改革不断深入扩张，发展组也随之解体。张木生等人去办《百业信息报》。陈一谘带了一批人筹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出谋划策。陈锡文、周其仁、邓英淘、杜鹰等人则留守农村研究，编制转入农研中心。1986年，杜润生为他们成立了农村发展所，王岐山出任所长，陈锡文是副所长。两年后，陈锡文和杜鹰、林毅夫成了正副所长，王则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任总经理了。
“为什么王岐山后来转到金融界？”1986年进入发展所的王振耀分析，“因为在发展所时，他去和世界银行谈几亿美元的贷款，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刚开始，世行准备把那笔钱贷给别的国家，岐山领着五六个人的团队，一笔一笔、一个一个跟人家谈判，谈完之后世行代表知道中国改革有希望，决定贷款应该给中国。”
80年代中后期，王还担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他很少署名发表文章，说自己就是提供平台的。在这个平台上，周其仁更像是学术权威，“周其仁评价高就意味着获得大家肯定。”1986年进入发展所的王振耀回忆，当他的一篇文章受到周“很高评价”后，王岐山也肯定了他，一年内将他提为非经济分析室副主任。
发展所成立之初，戴小京也被借调过去。戴还是学生时，就曾参加过发展组一些调研活动，成了外围组员，他暗想毕业后一定参加他们的事业。现在，终于可以和陈锡文、周其仁、杜鹰一块学习宪法、读书讨论、做调研。
王岐山“历史感很强，喜欢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并不轻易发表看法”，更爱推荐书目。王振耀记得王岐山推荐大家读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经常在一起反复读。戴小京则记得，发展所建立之初，全体人员都在读《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分开章节分头阅读，之后每个人都要讲解和讨论。
读书会一结束，大家就下去调研，为下一年的一号文件做准备。但1987年1月1日这天并没有发布农村文件。
这年的农村文件是1月22日下发的，编号为五号文件。学者陆学艺注意到，这个文件和前面的写法有所不同，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一系列指导文件做了简要总结，像是告别演说，亮明心迹，祈望未来。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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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