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我感受比较深的一点，我们中国的父母很喜欢小孩去跳级，最好是进少年班，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少年半是最极端摧毁小孩的方式。跳级千万不要，当然跟我的夫人有一次有意让我的大女儿降一级，她不是太高兴，但我们当初的想法是如果让她太快地读完高中上大学，她不是更早地离开我们吗？所以我们就让她降一级，但更主要的是因为现在的人的寿命跟“二战”以前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不到40岁，今天中国的人均寿命差不多是78岁，美国也差不多这个数字，两个不同的人均寿命是什么意思？你真的想要工作不要着急，你以后有的是时间，哪怕从30岁开始工作，按照平均寿命78岁的话，你还有48年，那么着急干什么，为什么不花更多的时间去体验、享受生活，享受更多的幸福。说到跳级，我们都知道更多的是做父母的一种个人追求自己满足感的做法，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是比较自私的一种做法，我们做父母的总喜欢有机会跟别人说我儿子跳了一级，今年考的分数多少，考了北大或者清华，这样做父母和其它做父母的朋友相比，脸上有面子多了，父母觉得女儿、儿子为他们争了很多光。原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的时候，跳级的必要性大多了，因为人的寿命太早，你能够早出来工作为什么不早出去工作？正因为这一年，三年以前，我跟以前深发展的总裁魏杰夫和他的夫人一起吃饭，我问他的儿子到哪里上大学，那一年他的大儿子刚刚高中毕业，他说我的儿子没想好以后要做什么，更不用说学什么专业，我跟他说，既然没想好将来做什么，不用着急，有的是时间，你先到北京来学学中文，这样也蛮好，在北京花一年的时间学中文。后来我从他那里了解到，过了一年以后他还是没想好，不用着急，还可以再停一年，魏杰夫就跟我说，现在人的寿命这么长，给他足够多的时间让他去感受生活，让他完全更确切地想通了以后再去学习，他会学得更好，他完全是靠自己自发的兴趣去学，与他们父母逼着他们去学相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比如我考大学的时候，我本来应该1978年就上大学，但可惜我真正知道数学、物理、化学是怎么一回事1977年，所以我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我终于醒悟过来，原来数学、物理背后还有这么强的逻辑，那时候我真的是每天上一堂课，突然之间大脑开窍了，有了这个兴趣学习起来真的很快。但尽管很快，但沃纳一年没办法把小学四五年纪、初一初二、高一高二迷失掉的内容全部学过来，所以我1978年没考好，复读了一年到1977年再考。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对一个题目有兴趣，感到不需要任何人给你施加压力，你会自然地凭你的兴趣，你愿意做出其它的一些牺牲，学习得很好。
下面看一下国内大学的教育情况。大学的教育体系和研究体系总体上跟什么东西都国有、研究经费、教育经费、教育资产、研究资产，一个方面是国有化，再一个方面是政治化，这两个加在一起是整个教育体系和研究体系的独木桥。比如研究这一方面，我知道中国今天是完全以权力，谁的位置越高，哪个学者写的东西、做的研究、学术论文的评价就越置前，越有权威性。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说腐败的话，这已经是到了机电，需办法腐败到更糟糕。有时候我在国内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一些大学的教授一上去讲研究，首先PTT的前面就给大家看的是哪个总理、哪个副总理、哪个主席批示这个研究怎么好，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我就觉得堕落也不能堕落到这个程度，我们做学问、做教授的也不能这样没有自己的独立性、没有自己的尊严，一个和你学术领域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做的一个批示和评议居然比在座这么多的教授更有权威性、更有说服力，也许我美国呆的时间太多了，我想这个驾驭研究体系的腐败、堕落也不能到这个程度，即使民国时期甚至清朝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情况，哪怕再坏的政治家或者当权者也都知道走到一定的时候、挤压到一定的时候要适可而止，不能逼人逼得太过分。但是在中国正因为教育方面只有公办，只有国家教育部给的钱办的学校才是真正名正言顺，而民办学校现在多少可以在夹缝里生存，而原来一点都不行。这个资金的来源是独一无二还是可以多元化、多样化，这是很重要的，整个社会大家都是按照一元的标准和体系要求去教育小孩，还是可以按照人各有所爱、各有各的天好方式去容许不同的教材、不同的教科书、不同的教育方式，都可以百花齐放，是不是能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和经济、财产基础关系紧密联系。如果说让所有的教育经费只能够由国家安排，所有的按照经费只能由国家来提供的话，一点都奇怪，逼着大家之能够按照官方的偏好做研究、选择题目。当然2002年我参加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的项目评审，把我关在苏州的一个地方一个星期，理论上来说大家都不能够接手机电话，当时大概有十几亿的人民币研究经费要分配，那也是蛮好玩的，那一次让我感觉到什么样的项目最能够得到资助？第一，越是专业深度强的项目，越不可能得到批复。因为当时参加评审的多数都不是真正的专家，都是哪个地方的所长、院长等等，都不是做研究的人，如果研究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的未来”，那肯定会重点资助，“中国经济的未来”这个题目不重要吗？当然要绝对支持，如果你研究的是市场机制哪一部分，比如东莞的经济发展模式，小政府、大社会、大市场，东莞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经济增长、就业机会的增长还是不利，要做这种比较细的研究题目的话，肯定通不过，问题太小，而且太专业，这些专家也搞不懂这个事到底有多重要，因为这些人都不跟学术文献最新的动态、进展情况有了解和接触。唯一改变这种模式的方法是，像美国那样又有公办的机构，又有民办机构，又有犹太教办的学校、天主教办的学校，完全没有教会背景的人办的学校，比如说耶鲁的所有教材，我们都没有教材，我在美国教书18年了，从来没有人跟我说你要用这个教材，完全是百分之百自己作主。当然耶鲁相对于其他的公立大学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自由，我们任何人想要开任何课程，完全由这个教授来定。为什么耶鲁可以有这么大的选择自由？是因为我们整个学校的教育经费来源和政府没关系，跟州政府也没关系。史美伦给我们赞助了一个基金，当时史美伦有一个要求，他不去影响我们招收MBA学生的课程，但希望我们能够给他提供六七个学生的背景，让在中间挑选一个，史美伦奖学金给谁，我们说不行，这样的话越界限了，我们不能违背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捐钱的人不能够影响我们怎么办这个学校、做什么样的研究、教什么样的学生、重点支持什么样的学生、相对于惩罚那些之学生，最后史美伦还非常不错，说我没有任何条件，100万就给了我们，我们唯一给他的回报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放在耶鲁基金里面统一管理，他这100万每年可以钱生钱，所以每年发的史美伦奖学金的钱是以他的100万作为基础赚来的钱，以这种基金的方式，使我们总是能够保证这些奖学金、教授席位、特殊项目、研究所、研究中心，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性的基金的钱在那里，耶鲁不会轻易成立一个新的研究所或者一个新的项目，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些已经得到的捐助，靠这些捐助每年百分之左右的利息或者是回报就可以无限期地把这个项目总是做下去，如果能够满足这个要求的话，我们就可以办这个项目、办这个研究所，这是从根本上保证耶鲁能够在学术上、教学上享受充分独立性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财务上的安排。正因为这样，我们任何人写什么东西，你们以后写文章一定要意识到，美国大学里面的教授没有人可以代表美国说话，当然他们也不能代表耶鲁说话，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说话，因为他们做的这些研究没有政府资金的资助，也没有学校给他定这个任务，不是说你必须做这个任务，你做出来的结论必须是这样，否则我们不允许你发表，至少耶鲁的校长和我们的院长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这个研究太出格，你讲的这个观点违背了我们学校的原则，从来没有发生过。经费的来源、办学的场所也牵涉到土地私有不私有的问题，想像一下如果美国的土地都是公有的话，至少美国政府如果对某一个教授发表的观点不高兴，可以过来说你们耶鲁大学必须得换一个地方，这个是美国政府国有的土地，我们现在有新的用途，就可以用这个方式间接地挤压你，让你不得不感受到原来是因为我们某位教授写了什么东西，所以他们以这种方式来赶我们，这是私有制和财务来源的多样化，再加上政府资助的依赖度非常小，这些方面是制度架构、经济基础方面为教育多样化、独立性提供了一个根本的基础。正因为这种资助的来源不只是国家这一个单一的独木桥，所以在美国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研究内容、研究方式完全是五花八门，什么样都有，这才会为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创新能力最大化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基础。
我先讲这么多。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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