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人让我们的精神和能量大伤元气，让我们对于人类的未来感到沮丧
对尼采来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种群与其说是国家，倒不如说是人类自己。然而长得好看的人会让我们想要神化人类，以（给长得好看的人）树立雕塑和纪念碑的形式帮助人类“肯定自己”。丑人让我们的精神和能量大伤元气，让我们对于人类的未来感到沮丧。这么说有点过分吗？可能吧。但是想一想《机器人总动员》（WALL·E）（2008）这部电影中的反乌托邦的情景，未来的人类被描绘成肥头大耳的懒汉，坐着轮椅，没有机械的辅助就没法站起来，他们的下颚骨退化消失。这样一个噩梦难道真的无法改变人们对肥胖的态度吗？
当然我们宁可噩梦不起作用。一方面，它似乎有一点纳粹主义的意思。但是它也很是肤浅与刻薄，我们是羞于变得肤浅刻薄的。仅仅根据一本书的封面就对它做出评价，这会显示出我们的肤浅。从“内心”上来讲，变得肤浅就是变得丑陋。
尼采认为，将外在美转化为内在美的革命性概念，是由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历史上长得不咋地的人、神职人员和哲学家所发起的。希腊人假设外在美是快乐所必须的因素，苏格拉底反对这种假设，而声称理性能够带来美德，而美德又能带来快乐。众所周知苏格拉底的长相十分丑陋，但是他设法让自己的内在变得美丽，以至于英俊的年轻男士会无可救药地陷入对他的爱恋之中，让他们对自己精神上的丑陋感到悔恨，像狂吠不已的小狗一样乞求他的注意。尼采对这一切给出了一个挖苦的解释：“用辩证法的目光看去，乌合之众将反败为胜。”这种将美丽与高尚挂钩的文化，除了简单把美丽重新定义成知识分子才有的内在品质，我们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来对抗它吗？
苏格拉底式的举动将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牧师）置于一个优待地位上。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对于当代人的品位仍然有些妄下评判的意思。我们想让这一革命更进一步。我们拒绝承认“任何一个人”都是丑陋的。要么，每个人的内心都是美丽的——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雪绒花——要么，无论如何外在美都是相对的，因此谁也不好评判。总之，我们很难让某人承认一个特定的人是丑陋的，这一点显而易见。人们的相貌的确反映着他们此后的选择——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说“到50岁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了他应拥有的一副脸孔”——这的确让我们很难把外在美从其他一切中抽离出来。但是我们还是这么做了。
这意味着相较于希腊文化，我们的文化对丑陋的压迫要少些吗？我们担心自己展现出肤浅与刻薄的形象，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肤浅不刻薄。为了掩盖这一点而假装丑陋并不存在，这反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压迫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丑陋之人的处境颇似所谓“后种族”（post-racial）社会中黑人的处境：我们以为这种区别对待的压迫已经不复存在了。
然而，事态可能会对丑陋之人愈加不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从未将丑陋当做过一种不公正并予以认真对待。事实上，不管丑人受到怎样不公正的对待，也完全不会有人将其与种族主义引起的不公正相提并论。我们可以想想一个人所能实现他在这个世界上愿望的机会。假设你想变成一名宇航员、演员或者杂技演员，而这并不由你做主：它既取决于你的渴望，也要依靠你的天赋。
本文来源：网易女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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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