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你如何平衡创作愿望和票房压力？
李沧东：这是一个全世界导演都面临的问题，我也无法摆脱。只是我可能比韩国其他年轻导演有利一些。他们如果想跟观众沟通，去拍一些思考人生和现实问题的电影，是很难得到投资的，如果票房没有保障的话。我的电影票房看起来也不会太好，但我相信仍然会有人愿意投资。
人物周刊：担任文化部长期间，出于什么考虑提出缩减“电影配额制”（又叫义务上映制度，政府强制规定电影院保证本土电影一定的上映天数，全国电视台播放一定时数比例的国产电影）？
李沧东：这件事的真正原因现在还不被世人所知。事实上，我在任期间为了固守电影配额制费了很多心思，但由于各种原因，我面临着取消电影配额制的情况。我认为这个制度不能在没有任何安全保护的情况下直接废除，所以想在卸任之前制造一些缓冲，也就是用缩减电影配额制的方法代替完全废除它。这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韩国1998年取消电影审查、实行分级制度是促使韩国电影业繁荣的重要条件。您怎么看？
李沧东：所谓分级制度就是代表了电检制度的消失，也就是以自由表达作为前提，你可以随意表达你所想表达的。但是，根据电影是否不利于青少年观看，根据年龄、等级来给电影分级，这对于电影的多元化发展没有本质上的帮助。电影的多元化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之门是否敞开。
现实题材电影的困境
人物周刊：韩国年轻人喜欢这种现实题材的电影吗？
李沧东：他们不喜欢现实题材的电影，也喜欢看好莱坞大片。全世界没几个国家的观众会对现实题材感兴趣了，韩国是其中之一，还有其他国家，像法国。两年前有一位法国记者告诉我，他看到的一个统计数据，1970年代，具体年份我记不清了，票房前10名中有6位都是拍现实题材的导演，希望跟观众做有意义的交流。现在前10名中一个这样的影片也没有了。法国算是电影题材很多元化的国家，但这二十多年间，现实题材的电影也在消失。所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并且现在的趋势很危险。
人物周刊：在这种趋势下，你觉得自己能做什么？
李沧东：在这种趋势中需要能够战斗到底的导演。并不是我有多出色，而是我只能成为这样的导演。我不想也没有能力去拍其他的电影。不然的话，我何必要从写小说转行到电影里来呢？只要以一万名小说读者为交流对象写小说就行了。我之所以拍电影，是为了更多地与观众沟通，所以我不能放弃我的斗争。
人物周刊：诺贝尔文学奖去年颁给中国作家莫言，韩国文化界对此有什么反馈，你本人怎么看？
李沧东：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谈韩国的文化艺术，特别是文学的情况。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需要具有某种世界普遍性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但在全世界人的意识中，韩国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不像中国，现在居于中心，因此人们对待中国、日本以及欧洲故事的态度和对待韩国故事是不一样的。对于韩国文学来说，它的普遍性得到认同是非常困难的。在我当导演的初期，把电影推出国门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外国人不关注韩国电影。如今，大家已经开始关注韩国电影了，但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韩国文学也得经历这样的过程，并且会更加艰难，因为存在翻译的问题。忽略这些因素，想要拿诺贝尔奖是不现实的。
（感谢北大韩语系研究生李丽红的帮助）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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