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想扛气候大旗，美国却拒推京都协议，全球南方等钱20多年？

剧中的主角是现实中的石油游说人士唐·珀尔曼，他的目标是阻止国际社会达成强有力的气候保护协议。按照剧本，他最终未能如愿。如果仅聚焦1997年——第三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京都达成气候保护议定书的那一年——这个结局似乎成立。

那次会议上，时任德国环境部长安格拉·默克尔代表德国参与谈判，会议通过了一项听起来具有突破性的协议。工业化国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将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5.2%。自此以后，联合国气候条约中再未出现如此具体的减排数字。

但若时间推进到2001年，京都协议就不再显得革命性，而是此后数十年气候谈判的预演：谈判步履维艰、虽具约束力却缺乏强制执行机制。更重要的是，它误判了当时的世界局势。

海牙会议召开前不久，美国举行了总统选举。当时结果尚未揭晓，直到2000年1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乔治·W·布什赢得佛罗里达州，从而赢得总统选举。2001年3月，布什任命的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克里斯蒂娜·托德·惠特曼表示，美国政府对《京都议定书》的落实“没有兴趣”。原定于当年夏天在德国波恩继续举行的海牙会议谈判，也不再有美国代表团参与。

相关领导层开始为风电、太阳能设备、电池及电动汽车等绿色关键产业的研发提供财政支持，大多数化石燃料游说人士无法接触到决策层。只有煤炭行业能够接触到关键的党政官员。没有任何一种发电方式比燃煤发电对气候的损害更大。2001年，煤炭消费量已超过美国，需求随后大幅上升。那年，莫斯科经历了一个异常炎热的夏季。

2001年后，联合国专家的警告不断加重，2001年是当时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一年。同年春季，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表第三次评估报告。1995年的第二次评估报告还谨慎提及“可辨识的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而6年后，主要气候科学家的表述更为明确。报告写道：“有新的、更有力的证据表明，过去50年观测到的升温大部分可归因于人类活动。”

因此，2001年已有一点可以预见：全球南方国家在21世纪初推进经济发展时，不能像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那样排放大量二氧化碳。这既不公平，但也是避免灾难性全球升温的物理规律要求。

《京都议定书》对此视而不见。发展中经济体没有承担具体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毕竟它们对全球升温的历史贡献较少，也缺乏投入气候保护的资金。联合国术语将此称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不同国家开展气候行动的条件各不相同，这是既定事实。但这可以得出两种结论：要么工业化国家承认自己对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向较贫困国家提供资金，使其能够投资气候保护；要么它们不这样做，全球气候行动就会减少。

气候变化也日益成为洪灾的成因之一。2001年的气候谈判走向了后者。发展中国家基本遭到欧盟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组成的所谓“伞形集团”的忽视。该集团包括日本、俄罗斯、挪威、澳大利亚、乌克兰和加拿大。

决定谈判进程的，反而是立场积极的欧盟与拖延谈判的伞形集团之间的直接冲突。随着时间推移，协议内容不断被削弱。11月10日，第七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全体会议在马拉喀什通过了使《京都议定书》生效的决定。

将明确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写入国际条约这一突破性成果，也最终在2009年哥本哈根第十五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受挫。此后，再无人敢在联合国层面提出具体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问题的核心在于，西方谈判代表在京都、波恩和马拉喀什基本忽视了一点：21世纪的气候保护，不能只意味着工业化国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

资金问题至今仍未解决，但在2001年，许多人仍认为，要仅靠风能、太阳能和水能获得与工业化国家相当的繁荣水平几乎不可能。印度等国希望尽快让本国人口用上电力，燃煤发电是当时最廉价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富裕的北方国家投入数千亿美元，印度等国不会接受外部规定：偏远村庄应使用何种电力来源。尤其当这种要求来自曾经的殖民宗主国英国时，更是如此。

所需资金从未到位。时至今日，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的大多数冲突仍可归结为同一种逻辑：欧盟要求提高行动力度，较贫困国家则指出，气候保护以及日益重要的气候适应需要相应的资金支持；沙特阿拉伯加剧冲突，另一方则将自身定位为调停者。

但如果只聚焦于联合国会议，就会忽略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世界格局。美国从2000年代为本国油气巨头拖延谈判、逃避责任的立场，转向积极破坏联合国谈判。另一个主要排放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达到德国水平，却始终否认因此应对全球南方承担类似的资金责任。

欧盟本可以成为首个实现气候中和的地区，开发并销售用于建筑材料和化工行业脱碳的技术，并通过支持全球南方的气候适应行动获得外交影响力。但这需要高昂成本，意味着增加债务，并对富人征收更多税款。因此，布鲁塞尔选择放缓步伐。2001年曾是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一年，如今已远远跌至第2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