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一个华人占七成以上的国家，为什么总理要在国庆大会上教大家追剧学中文？一部中国小成本电影，又为何撬动了新加坡推行四十多年的文化政策？
答案，或许藏在下面这场跨越两次新加坡之行的观察里。近期，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东南亚上映，尤其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引起了广泛讨论。
马来西亚方面反响热烈，大马华人以空前的热情支持这部片子，让中国网友留下了深刻印象。与此相对应的是，该片在新加坡的上映遭遇了一些争议，尽管其放映成绩依然不俗，但因上映前后网络上的种种讨论，反而使其在新加坡的放映格外受到关注。
争议的焦点，首先出现在《联合早报》对该片的评论中。该报使用了"统战"一词形容这部电影，引起了中国网友的强烈不满。
影片上映之后，另一则消息又加深了这种印象——在新加坡，华文方言电影受到严格限制。
片方必须同时提供华语（普通话）版本和方言版本，两版同时上映，且方言版的放映场次受到严格限制。
若把镜头再拉近，华人群体内部又可细分：潮汕人、广府人、闽南人、闽北人、闽东人、闽中人、客家人，以及来自浙南等地的族群。
潮汕话与粤语差别极大，甚至互相听不太懂，更不用说亲口交流。这些小宗族群体拼合成了新加坡70%的华人
人口，虽都可归为"华人"，但在那个年代，除文字外，各方言之间几乎无法互通。许多北方朋友或许对此感受不深，只觉得"南方方言都听不懂"。
但南方人自己都知道，浙江人之间隔一个地方口音就大不相同。
温州一带甚至隔一座山头，方言就完全不一样，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的方言文化差异更是巨大。
早年识字率不高，主流媒体宣传有限，加之中文是表意文字而非表音文字，统一口头语言这件事非常困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70年代末新加坡在李光耀主导下推行"讲华语运动"，简单来说就是"大家一起说普通话"。在家里可以和长辈说家乡话——粤语、潮汕话、客家话皆可——出了门就要讲普通话。
新加坡的特殊性在于，其第一语言其实是英语。据了解，很多华人家庭关起门来也主要用英语交流，如今这一比例可能已超过50%，
而以华文为主要家庭语言的家庭据说仅剩1%左右。此外，新加坡官方使用的公共语言还有马来语。当时的政策诉求便是——若要说华语，就请说普通话。如今回望，李光耀在那个时空条件下推出这一政策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不用说新加坡，凡尼如自己那一代人小时候也经历过推广普通话的运动，学校里设有"推普员"，在课堂上讲上海话或其他方言是不被鼓励甚至要被批评的。
推广普通话本身并没有错——中国之所以能形成如此庞大的统一市场，让全国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商业往来顺畅进行，普通话推广功不可没。同理，新加坡在其规模上推行讲华语运动，也有其必要性。
问题在于，今年《给阿妈的情书》上映时，恰恰撞上了这项70年代末制定、延续了40多年的政策。影片讲述的正是"下南洋""去番邦"的华人故事，涵盖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祖辈的记忆。加之在中国大陆引起巨大反响，全民期待它在东南亚也能取得好成绩，结果却在新加坡遭遇了方言电影放映场次的限制。
舆论反弹随之而来——大家忽然感到不解：新加坡明明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华人社会"，为何要压抑华语方言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表达？
由此引发了不少不满乃至语言层面的争论。事实上，近几年中国电影市场上方言电影正在增多。
除了《给阿妈的情书》，前两年还有不少上海话电影、川渝方言电影、西南方言电影，东北话电影更不用说。
中国自身在不断向前走——推广普通话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大家讲普通话或许略带口音，但年轻一代之间基本可以无障碍沟通。
因此，方言文化在中国大陆的叙事逻辑也发生了变化：它已成为各地人们寻找自身传统、追溯家族历史的一种载体，尤为重要。
新加坡总理在8月23日国庆群众大会的公开讲话中宣布，从今年9月起取消方言电影放映场次的上限。一部中国小成本电影，某种意义上推动了新加坡一项推行了40余年的文化管控政策发生调整。
一个推行40多年的政策因一部电影发生改变，需要执政者具备相当的勇气与担当。毕竟对官僚体系来说，通常都是"多做不如少做"，能够主动回应公众诉求并调整政策，是值得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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