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大师”孙犁，晚年深度抑郁，也因为不幸遇上“资深捞女”？

晚年孙犁身上，有件颇诡异的事情：似乎“圈内人”人尽皆知，他的“深度抑郁”与第二段婚姻莫名其妙的“婚变”有关，可就是人人都不说，即便市面上那几部孙犁传记也几乎一字不提，只是各种拐弯抹角暗示，感觉都憋得很难受，比如其熟友郭志刚先后出的那几部。何以故，因为这是晚年孙犁至感屈辱、愤懑以及黯然的伤心事，他自己讳莫如深，别人也就不便提了。盖孙犁在生前，已经是文坛公认的“泰斗级”，地位大概仅次于巴金，所以当他2002年7月11日去世之日，天津《文学自由谈》的‌讣帖上，其头衔就是“当代文学大师”。在他生前，这是“不触逆鳞”，在其身后这则是“为尊者讳”了。

前段时间闲翻新书《忘年书：吕剑、子张通信集》（浙大社2026年版），就恰好看到2011年8月30日，“文坛名宿”吕剑妻子赵宗钰还特意叮嘱“忘年交”子张，“你的文章我看了,孙犁是位令人尊重的大作家,但他的生活太苦了。他最后的夫人是北大分配到“人民文学”的中文系的学生张宝珍。50年代,葛洛介绍张宝珍嫁给了《解放军文艺》的负责人(名字忘了)。不久张受不了丈夫的管教离了婚,后来不知谁又将张宝珍介绍给孙犁,两人也结了婚。婚后张宝珍对唐祈的爱人张希至说:‘孙犁太小气了,实在受不了。’(小气的意思是舍不得花钱)二人于是又离婚了。孙犁在家庭问题上太苦了。天津的刘宗武，从来不提孙犁的家庭,所以我建议你也不要无意引起这些伤心事”。这封信已经大体将孙犁晚年“秘闻”和盘托出，也说明时人对这件事的谨慎态度，相互告诫，缄口不言，尽管彼时的孙犁都去世近10年了。

当然，我是觉得大可不必的。唐吟方说，当年尹光华编《朱屺瞻年谱》成，钱君匋“读后颇不乐”，曰，“其实屺老漫长一生中，前后有过四位妻子，妃匹之爱，人伦之大道，年谱为什么避而不谈呢？”（《百年艺林广记》，崇文书局2026年版，页102），这是“妃匹之爱，人伦之大道”，又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丑闻，何必遮掩呢？更为重要的是，我一直以为，晚年孙犁长期陷入“重度抑郁”，至死不得解脱，除了“看不得世间疾苦”之外，最主要原因就与这起婚变有关，将这段旧事“真事隐”处理掉，就无法理解晚年孙犁的心境了，显得奇奇怪怪。“老夫聊发少年狂”般的老年恋爱，本就是很容易出事的。比如同时另一位名满天下的“文豪”徐迟，居然在1996年12月12日82岁那年，深夜在我住所不远处的武汉同济医院坠楼自戕，就是与“黄昏恋”有关。在1987年10月13日的一篇文章中，孙犁感慨，“对于作家来说，青年时期是浪漫主义，老年时期是现实主义，中年时期则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阶段，弄不好就会出事，或者得病.....”，都是意有所指的。也难怪，写《格列夫游记》的英国文豪斯威夫特，生前将“不娶少妇”列为“老年自勉17条”的首条，这分明是深明钱锺书《围城》调侃的那句，“老头子恋爱听说像老房子着了火,烧起来没有救的”。

孙犁是个明白人，但又总是情感丰富，克制不住。很多人知道，孙犁一生体弱多病，但成人之后主要都是“心病”，而且显著有两场：一是中年时分的“神经衰弱”，胆小“吓”出来的；二是渐入老年之后的“深度抑郁”，则大抵与“黄昏恋”挂钩。前者，孙犁自己说过，1955年胡风案发，天津方面批与胡风仅有一面之缘的鲁藜，起初孙犁摸不清状况，还上台为他“说了不少好话”，结果两天后鲁藜就在会场被捕，孙“第一次见到这种阵势”吓坏了，“回家后仍难以消除惶悚和不安‚同时亦意识到后果的严重”，坦承“我受了很大刺激，不久就得了神经衰弱症”，从此一“病”就是20年，几乎不出外参加活动。叶君《论孙犁的“病”》（2008.5)一文分析得很有道理，即也可以说，正是这么一“病”，而且病得文坛人人皆知，无形中也保护了他，因为此后的历次活动，他都可以“机警地以有病坚辞”，“这样在疗养治‘病’中几乎独遗于世”，不仅意外得以全身远祸，也埋头读了大量旧书。唯二的不幸，一是他本是“重点栽培对象”，尽管表面上只是一报社编辑，但“进城”后就是中国作协理事与天津作协副主席了，地位与级别都非常高，有着只比老舍巴金这些五四元老次一级的锦绣前程，却从此成为文坛边缘人；二是他晚年自承的，也是最感可惜的，文墨生涯几乎彻底断送了，“一九五六年大病之后，就几乎没有写。加上一九六六年以后的十年，我在写作上的空白阶段，竟达二十年之久。”至于“真病”还是“假病”，“生死事大，祸福难测”的时代，不重要就是了。

孙犁一生木讷寡言质朴，但却是个“多情种子”，用现在话讲似可称之为“闷骚”。他一辈子风流韵事不断，好处在到底能“发乎情止乎礼”。孙犁恋情，他自己笔下坦承的就有好几段：一是高二那年代课，教高小二年级国文，却与班长王淑恋爱上了，据说他因此被开除——这段“师生恋”里，女主其实才小学二年级的年纪，自小丧父，家中只有一个寡母。到了1943年，他投奔燎原之地，同行中有一位他华北联大教书时的学生“梅”，两人相恋，并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可最终还是孙犁反悔了。再后来，也就是他1956 年春“精神崩溃”住进北京医院期间，他爱恋上了一位年轻女护士，“苏杭一带南方姑娘”，出院后还时不时“因寂寞给她写信”，可还是无疾而终，此外不可说的“隐秘心事”还有不少。所有感情都不了了之，最根本阻碍，自然在于孙犁本人其实早在1929年读初中时就结婚了，他有道德上的压力，现实中的无解之困。妻子姓王，同县的“媒妁之言”，长他三四岁，日后孙犁为她改名为“王小立”。王小立贤惠，隐忍，但不识几个字，纯粹家庭妇女，显然不是孙犁这种才子的理想对象，只能说是凑合过日子的伴侣。孙犁很隐晦地写过不少这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有一天，他问妻子，“你看我买的这些书好吗？她只是笑笑，停了一下说，“喜欢什么，什么就好”，只会一味讨好；还有一次，孙犁买回一册宣纸印《陈老莲水浒叶子》，妻子居然“同我一起，欣赏书籍”，可惜是此生中，“她第一次也是仅有一次”。所以，他说妻子是“亲情”，与母亲一样的。

孙犁的书斋很著名，是名为“芸斋”。他一辈子幻想中的爱情佳偶，是《浮生六记》里的陈芸，江南美女，风姿绰约，风情万种，体贴入微，还很开放，同时又可以为之“红袖添香夜伴读”，让他尽享苏州才子沈复那样的浪漫读书人生活。1946年9月，他想给康濯介绍对象，就具体谈过自身“择偶标准”：做文艺工作的，写小说的，很难找到好对象，太认真是他们的致命伤。“只要年岁小些，性格好些，相貌有可取之点就行了，选择要慎重，但无需太机械”（《致康濯信》）。很显然，对照之下，现实中的妻子王小立什么都不是，她只是另一个镜像式的“母亲”。所以，当1970年4月，王小立去世仅仅不到半年，57岁的孙犁就迫不及待找新伴侣，不久就与本八卦文“女主角”——“江西一位没见过面的40岁的文学女粉丝张保真恋爱”上了。两人你来我往通信，好比后来的网恋，都觉得对方很满意，到了1971年10月，就很仓促地结婚了。可这段不靠谱的“二婚”，也仅仅撑了5年不到，就再度分手了，而且闹得很不堪，近乎鸡飞狗跳，天津文场中人几乎都尽人皆知。此后数十年，孙犁始终耿耿于怀，对“张保真”的人品很厌弃，言下之意就是被“坑”了，甚至是被“设计”了，尤其是在“金钱”上面似乎损失巨大，直如碰上了一个“捞女”，所谓其“屡教不改，毫无廉耻，因此近年来，我心中颇有受骗的想法”是也（1975.3.11给挚友韩映山信）。他对熟人总结的张保真其人，“不地道，不可靠，不懂事”，反正非常恶劣，他是一想到就又伤心又愤懑，此后愈加抑郁起来，“安度晚年”都不可能了。

反倒是张保真女士，离婚之后从未公开提过孙犁，仿佛这人不存在，始终保持沉默。据知情者——他们这段姻缘的“介绍人”作家王林之子王端阳说，张女士现在还在世，今年96岁了，住在合肥，身体还很健康，“80多岁时还满世界跑，是独自旅游，还敢乘热气球，玩得真是心跳。有时到了一个地方，身体不适，就干脆在旅馆里住上一两个月，以此方式养老，足见其随遇而安、开通豁达。去年摔了一跤，卧床，女儿也只好从美国回来照料她”（《孙犁与张保真的一段姻缘》2025.12.27）。据说，曾有人希望她回京看看，见见故友，聊聊往事，张保真只是说“我不愿回北方，回忆太多了”，至今也应该从未接受过采访。这样的“张保真”形象，与我多年前在一份旧刊上看到的另一位“知情人”的回忆是一致的。那篇文章具体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大概内容就是：与孙犁结婚之前，张保真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喜欢舞文弄墨，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可自从与孙犁离婚了，张保真差不多“彻底退出了文坛”，在报刊上都检索不到任何信息；再后来，作者回安徽老家出版社工作，赫然发现同事中就有张保真。而他眼中的张保真，认真，低调，似乎着了“隐身衣”，几乎不与人来往，默默上班下班而已，自然更不谈及“孙犁”二字。

从目前种种材料综合来看，两人结婚不久就闹“决裂”，主要问题出在：一，性格不合，这是最根本的；二是观念不同，尤其是体现在用钱、人情往来这些琐事上；三，两人都是二婚，且都有子女在身边，此时孙犁57岁，最小的女儿24岁，张保真41岁，小孩尚在念中学，前夫张桂曾任某要刊副主编，两人因感情不和离婚，可为了孩子会偶尔碰面，彼此情况非常复杂。在孙犁的口中笔下，张保真“屡次吵闹，且甚为嚣张”，好似蛮不讲理的泼妇，且“似有步骤，有背景”，俨然精于算计，可实际上她可能是他此生所有恋爱中真正的“知识女性”，盖张保真1952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还是乐黛云的同班同学，一毕业就让丁玲招到《人民文学》当编辑，特受其器重，也是“文学所”当年所招研究生24人之一（北大推荐9人）。“据熟悉她的人说，她一米六八的个，性情温文尔雅，有一股大家闺秀的范儿，每天骑着自行车四处组稿，很是显眼”（王端阳），这也才能说明当初孙犁何以会一见钟情，一看照片“容貌秀丽”，就非常满意。据苑英科《孙犁传》，在此之前，孙犁就找过好几位对象了，可都没看上：最初，他属意于单位食堂一个中年妇女，“皮肤白皙，胸前很丰满，脸上有些雀斑”，每天上下班一块坐公交回家而已；又有一次，梁斌妻子给他张罗，不料相亲时，女方来了四个亲属陪同，而且“长得太黑，也太胖了，还有些势利”，他直接告辞了；后面又给他介绍了一个会计，是孙犁神往不已的苏州女子，可见面后又嫌弃人家“太矮”了。直到张保真的出现，才貌俱佳，又比他年轻整16岁，孙犁才称心如意。介绍人也是因为他们都是“高知”，都有着很深沉的文学爱好，表面上的条件甚是契合，就以为彼此一定般配，殊不知这样的人往往个性都极强，而且性格都极倔，几乎都是宁折不弯的那种犟种，如此半路上勉强“拉郎配”，是很难不以悲剧收场的。

当然，起初双方也都意料不到。一开始，两人还在异地，一天津一江西，鱼雁传书，你侬我侬。孙犁似乎走出了丧妻阴霾，真正恋爱了，友人都见他“精神活泼，也爱说话了”（1970.9.13，王林日记），从1970年10月到1972年4月间，孙犁每天至少一封信，10个月下来都已寄出112封，他还特意装订成册，共有5册之多，只不过离婚后，他都拿去烧火了，于今片纸不存。当时的张保真，还在下放江西永修公社中，直到1971年春夏时分，她才得以坐火车到天津与孙犁见了第一面。据当时在场的王林日记，两人初见，其实就在性格不合上端倪显现：张保真回去时，孙犁倒识趣有去火车站送行，但临别之际却忍不住抱怨，说“你这次来没有别的，我几百块钱没有啦！”，意思是自己为她花了大几百；张保真闻言自然生气，“她立刻气得不上火车了，跟我一笔笔地算起账来”，原来这几百款“巨款”，虽然确实是孙犁掏的钱，但所有花费都是用在孙犁自己身上了，“她连一条小手绢也没有给自己买！”事后，孙犁还气不过，到处找朋友抱怨，好在那些人明事理，说是孙犁不对，孙才“大笑几声，也感到歉意”（苑英科《孙犁传》，页341）。这些，自然是孙犁极度节俭到了抠门的表现，这一点是他连自己孩子都受不了的。郭志刚的《孙犁传》里说过一个事，孙犁每回搬家，都会把“破破烂烂”包括破衣服、破鞋、破袜子，全都搬到新房间里，连任何废纸条子都不舍得扔，会裁好留着写信写文章用。孙犁有时也有自省，他曾对郭志刚说，“我这个人有点吝啬，什么东西都不愿意糟蹋”（页78）云云，他以这样的“直男风”处事原则，对待新婚妻子张保真，显然是行不通的，估计换了任何女人都无法忍受，除了他那一切逆来顺受的发妻王小立。后来，张保真对闺蜜说，“孙犁太小气了,实在受不了”，赵宗钰的传话看来就是原话。一毛钱都不舍得，是孙犁的毛病。

孙犁与张保真的出身，其实也差异很大，导致处世方式也迥异。孙犁出身河北安平农村，只是中学肄业，完全是靠着自学奋斗成才的，一辈子都邋遢的像个老农民，且一以贯之的沉闷、无趣、孤僻、好静，加上人到中年就神经衰弱，一点噪音都受不了，生活上是有点像“装在套子里的人”；而张保真南方女子，来自教授家庭，生性开朗，健谈，喜欢交朋友。其父是1949年南渡到台了，她自己则考取了北大，并且还是名副其实的高材生，但也因为“海外关系”吃够了苦头，后面只能流落永修，渴望进城而不得。1971年10月，他们结婚，张保真才得以解决调动，不仅得以入城，还进入了天津区文化馆。这方面，孙犁确实是有恩于她的。可住在一起后，性格上的冲突立马来了。张保真年轻，好动，外向，喜欢在外面跑，孙犁开始还得陪着，可苦不堪言；张保真好交友，爽朗大方，喜欢送东西予人，孙犁好些不好的旧书乃至字帖，都让她“分赠朋友”了，孙犁一开始还配合，后面不乐意了，说“听说这些东西现在很值钱”什么的，张保真不免“嫌他吝啬”。有时，她会上街买很多的东西，招呼院中孩子分发，孙犁看到都气坏了，可又“只能隐忍”。更为重要的一点，当是历来“正经”作者都不屑提及的，就是老夫少妻组合，“老夫”的身体只怕多是吃不消的，所以自1973年1月时分起，孙犁给老友韩映山信中，就坦然道及种种病况，经常“头晕目眩”，每天都觉得“精神很不好”，后来实在忍不了到医院检查，发现“脑血管硬化及痉挛”很严重了，已是“易致偏瘫”的地步。如此“梦魇”，我们那位可敬的“北大老校长”，后来七老八十的蒋梦麟也碰到过，可说是我辈“老男人”的千古一叹了。

当然，性格冲突还是要因。这样到了1974年7月12日，两人结婚不到三年，矛盾似乎开始累积到了顶点，孙犁已经难以忍受了，日后的“书衣文录”不断记录不满，并且出现了“恐怕要决裂”的预感字样。两人也不间断争吵。到了此时，孙犁已经开始怀疑张保真的结婚是别有用心的：一是要借他解决户口与工作调动问题；二是看重了他的“资财”，意图蚂蚁搬家式一点点搬空他的家当。他甚至疑神疑鬼，以为张保真“暗度陈仓”，私底下还与前夫哥有瓜葛，尽管这一点倒是孙犁那边的友人作证否认了。事实可能是，张保真与前夫生有一女，婚后张带着住进了天津孙家，孙犁无法忍受“陌生人入侵”。因为孙生平孤僻，过去任何亲友来访，都不会留饭，更不会留宿，突然来个张保真，已经让他在婚后仅四天就直呼想离婚了，何况一个青春期的“继女”，更何况由于有共同孩子的缘故，这位现妻还需要与其前夫“保持某种联系”？尽管连与乃父同仇敌忾同样很讨厌“继母”的孙家小女儿孙晓玲也很公允地表示过，张的女儿“小青”五官精致，戴一副黄边眼镜，“特别爱看书”，见了她也很是乖巧，纯粹是孙犁不愿意（《记我的父亲孙犁》）。种种迹象下来，孙犁深度怀疑，自己要当“冤大头”，所以始终在“钱的问题上，警惕颇深”，又揣测张保真不仅是别有用心，“结婚目的不过就是为了调入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当干部”，甚至是“资深捞女”，断言其再婚“完全是和她的第一次结婚后的路子相同”，也就是连其第一段婚姻都怀疑是使诈，他自己无非“第二个受害者”（苑英科《孙犁传》，页378）。而且，对待“少妻”，孙犁显然是过度猜忌，比如1975年1月16日，张保真无非早起外出，到了晚八点才回到家，孙犁却疑心有问题，不仅大怒，还叫来邻居李夫，各种声明与叫骂。孙犁这种态度，张保真自然也受不了，可能一赌气就住到单位去了。到了1975年，孙犁写信给韩映山，声明“已基本决裂”，离婚证在此前后办好了。而其每每“思之自恨不已”的“一生痛苦”，似乎也从此愈加“绵绵无绝期”了。此后的“书衣文录”，几乎字字是泣血哀嚎。

目前可以确信的是，不迟于1975年5月，张保真就彻底离开了天津孙家，留下孙犁一个人不断在那低徊、感伤、愤怒，进而抑郁加重。可是，尽管受到了“捞女”的重创，孙犁似乎还是未曾真正吸取“教训”，在这个当口又盘算着“马上再找一个老伴”。当年5月27日，据“书衣文录”记载，那天孙犁“晨五时半起”，曾出门走了一个小时的路，到了“鞍山道口”一处住宅下，“仰观楼上，窗帘花丽”而“主人未醒”，他则“往返徘徊”其下。据其老友冉淮舟说法，此屋“可能住着《天津日报》社一位女同志，长得很漂亮，有人给孙犁介绍过”，此时的老孙又想起她来了，似乎有意“再续前缘”。虽然但是，他本身可能是很害怕“美女”的，多年之后曾写文章说，“我发现，美人在欢笑时，其形象固然动人，能勾魂摄魄，但一变脸，也能使人魂飞魄散，怪可怕的。”王林日记里说，这里的“美人”与“仙女”，“当然影射的张保真”，只是“不是事实”。孙犁写这篇“隐喻小说”时，都已经是1982年11月了，老人家依然耿耿于怀，且不惜用化名继续痛贬张保真，指斥她是蛇蝎心肠的“变脸美女”。只不过，张保真一切都“不予置评”，生命中再无“孙犁”两个字。同年的春天，安徽有一位初中生“文青”，曾在本地一次文艺研讨会上，偶遇52岁的张保真，居然用“惊艳”来形容，说她“因到中年，体型略显丰满、富态，总之一看就令人感受到一种明显的高贵气质，其仪态其风度，让少年的我不自觉想到宋庆龄那样一些不凡的女性”，“不管在哪里都会显得卓尔不群”（《美文》2012.3）。

张保真也可能在这张照片中

据说，与孙犁“决裂”后的张保真，回到了合肥，在本地出版社工作，并于前夫复了婚，并且乐呵呵地活到了现在，80多岁还满世界孤身旅游，只不过异常低调，与此后的孙犁“重度抑郁”状态完全不同。要按照当下“谁认真谁受伤”的判断原则，似乎是孙犁用情过深，张保真高高挂起；又从张保真日后果真复婚的事实来看，当初老孙的疑心，似乎也不无依据（但若是存心只为“回城”，她实际不必借助孙犁，一开始找前夫哥复婚即可了）。只不过，这里面的谁是谁非，我等外人是很难说清得了，无非又趁机撮得一桩文坛八卦，说出来令后世好事者叹惜而已。我也不觉得这样很无聊，正如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女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说的那样，“人们欣赏《哈姆雷特》而不过问莎士比亚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对于生平逸事的粗俗的好奇心，是我们时代的特征之一”，如此而已。

2026.8.31，晚敲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