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龚斌教授《道安传》：纯正的抒写、性情的共鸣

《道安传》，龚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6月出版，672页

不同于《慧远法师传》和《鸠摩罗什传》，龚斌先生的《道安传》，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呈现的。本书《后记》说：“数十年来，一直从事学术研究，这是我的专业，必须写论文。但我的‘初心’在文学创作。我最初亲近的是缪斯，第一首发表的作品是现代新诗。以后在复旦读书，学习写诗、散文和短篇小说。再后来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从此，一直从事所谓学者的行当。这次写长篇小说《道安传》，是初心的复活。” “长篇小说”“初心”“复活”等词，让人感受到《道安传》的创作给作者带来的喜悦之深。现在回看龚先生年轻的时代，“文学创作”似乎有着很丰富的、不限于文学的意蕴，比其他表达方式可以更充分地表现一个人对世界的感受和思考。哲学家界的尼采、文学批评界的罗兰·巴特，在抽象思考的范围里更多了“形象思维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写他著名的作品《忧郁的热带》之前甚至想用小说的方式来呈现。而现代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又往往远不满足于传统的“讲故事”，而想让哲思直接进入小说——小说更多了一层对真理的探索、对存在的追问的功能。《后记》里所说学者可以有两副笔墨，即写论文与文学创作：“就好像车有两轮，行稳致远；鸟有双翼，自由飞翔。”而当双翼合一的时候，创作可能更显其深度，而同时学术也会变得生动——如《道安传》显示的，一方面是真切的场景、吸引人的故事以及各具特色的生动人物，另一方面 ，或者说支撑第一方面的是作者深厚的学养。

关于《道安传》的体裁，这部书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基础的创作，主人公可查的史料在小说里都得到了忠实的呈现，所以，首先可以将它归类为传记写作。其次，道安法师这个人物，生平的资料加上他自己的文章，统共算起来可能就是万字左右，且他生平的许多时刻，在史料中仅寥寥数语。这部书则有五十四万字之多，详尽地叙述了他的生平，且存在着大量的细节描写，必然有着很大的虚构成分，称之为“长篇小说”也是恰当的。所以，对该书更精准地定义，应该算是“长篇传记小说”。这类体裁在西方文学界更具普遍性，甚至可以说，传记小说是西方小说创作的新潮流。最著名的例子是欧文·斯通写的《梵高传》，而迈克尔·坎宁安写的关于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传记小说《时时刻刻》还获得过普利策小说奖。在汉语世界里，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可以算是比较有名的传记小说了。

作为传记小说，《道安传》的特点，我想大约有三。

一是作为虚构、作为想象的小说，作者却营造了一个极其逼真的环境，当人物在这样的环境里出现的时候，一个个思想的存在者有了“血肉”，“活”了起来。

这个“环境”，包括当时的地理气候风物，包括苻秦政权前后的变化、民族之间的渗透，包括当时的文化特点。龚斌先生研治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文化史多年，因此写起来如视掌中物，不仅准确地写出当时的思想状况，而且能精准把握人物所处的时代氛围、气息浮动。在阅读《道安传》时，让人时时有种似乎就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感觉，从而在感性层面上一步步觉知到道安法师何以成为道安法师。于是读者对书中涉及的很多问题都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比如般若思想何以在那个时代流行，道安法师为什么会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教训，什么是神通的力量，德行在苦难面前能达到怎样的极致。这种直观的印象往往比思辨的东西更加深入人心，所谓直取事物的“本来面目”，这大概就是文学创作的魅力。读完这部书，有很多场景历历在目。在此略举一例：在战乱饥馑和瘟疫横行、饿殍满地的大地上，道安法师带领僧团几百人为了薪火相传艰难地迁徙，他们从河北到山西，从王屋山到太行山，餐风宿露，而讲读不辍。没有“出埃及记”的壮观，亦可想见其壮烈。而当迁徙的队伍终于接近他们的目的地濩泽时，书中是这么写的：

法汰、昙徽、昙翼等纷纷登上高坡，问法和：“濩泽在哪？”法和手指着西北下方的一块淡蓝色，称这就是濩泽。众人睁大眼睛，果然看到西北的远山中有一块空缺处，横抹了一块淡蓝色。昙徽说，看来这湖不小。法和说，现在距离远，看不出大小。

外部生活如此动荡，而法和一句家常话“现在距离远，看不出大小”，就将他们作为修行者内心的平静和盘托出，这支流亡队伍的独特之处也跃然纸上。

二是作者选择传主有自身的投射。

林语堂写《苏东坡传》，作者和传主之间有精神或性情上的共鸣，作品是在为传主立传，同时也是自我表达——“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而在龚斌先生的笔下，道安法师是一个信仰极其坚定但内心又非常通达甚至开放的和尚，他戒、定、慧皆修，对神通也保持很恰当的态度，同时熟悉外典，甚至山川、物理、风物都有涉猎。但他本质上是一个虔敬的学问僧，殚精竭虑地搜寻、整理、翻译佛经，小心翼翼地阐释经义。在理解佛旨方面则战战兢兢，惟恐有误，不惜一切机会求证，晚年盟誓往生兜率宫，也是为了向弥勒菩萨“决疑”。佛教的信徒可以从中看到虔诚的信仰，而世俗人从中亦可以看到道安法师身上浓厚而纯正的学风——这是他矢志于真理的象征。这一主题在作品里表现得特别充分而有情感，本书有关“格义”问题及相关情节的展开即是一例：佛教初传东土，为了让人明白佛经的奥义，有法师用老庄的概念或儒家的思想来引导，称为“格义”。道安法师起初也是这样讲解佛法，但后来随着对佛法理解的深入，就放弃了这种方式。而同门的另外一位法师僧先仍以“先辈传统”为由坚持。后来，僧先法师以去外地弘法为由离开道安的僧团，多年以后二人相见，则“冰释前嫌”，也因二人对“格义”问题的思考进一步深入，觉得放弃“格义”或坚持“格义”，于传法各有利弊，对各自的想法都有了理解的共情。关于“格义”的讨论，肯定是当时的文化现象，作者自是熟悉，而将其演变成具体而曲折的情节，写得含蓄而味长，这就蕴藏了作者的匠心：想必作者在思考并与其他人探讨某个学术问题时也有相同的经历与体验吧！所以，即便是有意识地虚构，也潜意识地投射了作者自己的内心。

三是抒写的纯正。

这是一部写佛教人物的书，但作者用的是儒家的语言。全书的叙事平稳中正，书中除了道安之外，也写到了不少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如开篇与佛图澄惺惺相惜的奇僧单道开、奇人王嘉、名士习凿齿以及有神通的佛图澄大和尚，作者在描写这些人物时，一方面写得很生动，一方面又很节制。而对道安的描写更是如此：佛教讲不动情，但是书中写道安对师父佛图澄的情，写道安晚年到泰安千里赴会师兄弟的情，写道安与习凿齿惺惺相惜的情，都深沉庄重，可以由此想到儒家的仁，亦可想到释氏的慈悲。作者笔下的道安法师，正如习凿齿写给谢安的信里所说：“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以纯正的语言写这样纯正的道安法师，正是“写得其所 ”，而读者读这样的抒写，亦可感得其所。

来源：王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