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我跟女同事上山挖野菜，她的裙子突然被风吹起，她要我负责

1978年我跟女同事上山挖野菜，她的裙子突然被风吹起，她要我负责。

那天我记得太清楚了，七月二十三号，礼拜天，厂里难得放一天假。早上五点半我就醒了，草席子被汗洇得发潮，翻身的时候听见竹篾吱呀响。我住在厂集体宿舍最里头那间，窗户朝北，夏天闷得像蒸笼。对铺的老周还在打呼噜，嘴半张着，一口黄牙在晨光里泛着油光。我蹑手蹑脚下了床，脚底板踩在水泥地上微微发烫——前一晚的热气还没散透。

洗脸的时候碰见隔壁宿舍的赵胜利，他端着脸盆冲我挤眼：“小陈，今儿礼拜天，是不是又要去后山？”我嗯了一声。赵胜利把毛巾往肩上一搭，凑过来压低声音：“听说徐丽华也去？你小子老实交代，是不是有情况？”我瞪他一眼：“瞎扯，就挖点野菜回来腌咸菜，食堂那萝卜干我都吃吐了。”赵胜利嘿嘿笑，弹了我一脸水珠子。

徐丽华是二车间的统计员，去年从省城技校分来的，长得白净，梳两根麻花辫，厂里小伙子没少往她跟前凑。我跟她其实不算熟，就是上个月厂里搞大扫除分在一组，她见我用草绳捆扫帚，还夸我手巧。后来在食堂碰见几次，她总端着搪瓷碗坐我对面，说几句车间里的闲话。不知怎么传到别人耳朵里，就成了“陈建国跟徐丽华好上了”，我解释过几回，没人信。

七点不到，我背着柳条筐在厂门口等她。太阳已经毒得很了，柏油路面晒得发软，空气里有股沥青和尘土混在一起的焦糊味。徐丽华从女工宿舍那边过来，穿了件白色的确良连衣裙，凉鞋踩在地上咯噔咯噔响。那裙子是短袖的，裙摆到膝盖上面一截，风一吹就贴身上，显出腰身的弧线来。我赶紧把视线挪开，盯着她手上那个军绿色挎包：“带水了没有？”她拍了拍包：“带了，还带了两个馒头，我妈昨晚上蒸的。”

后山离厂区有三里地，过了农机站就是土路，两旁种着高粱，正抽穗，绿油油的穗子在风里晃。徐丽华走在前头，裙摆偶尔被风撩起来，她就伸手往下按，动作很小，像是怕我看见。其实我走在后头能看见什么？她那裙子料子薄，风稍微大点就贴腿上，连里面衬裙的轮廓都显出来。我心里头扑腾，走了没多远就开始出汗，背心湿了一片。

“陈建国你走快点，待会儿太阳大了野菜都蔫了。”她回头喊我，脸红扑扑的，鼻尖有细密的汗珠。我赶上两步，跟她并排走。空气里飘过来她身上的味儿，说不清是香皂还是雪花膏，淡淡的，比后山野花香好闻。

山路窄起来，两边是茂密的荆条和野枸杞，枝子上挂着红珠子似的小果子。徐丽华揪了几颗塞嘴里，酸得直皱眉头。我忍不住笑：“你也不怕吃坏肚子。”她白我一眼：“我妈说这东西补眼睛的，你不懂。”我跟她学了怎么认灰灰菜、马齿苋和野苋菜，她学得认真，弯着腰在地上扒拉，裙摆拖在草叶上沾了不少苍耳子。

那块地方在山的半腰，有片缓坡，平时少有人来。坡顶上孤零零站着一棵大槐树，底下有一小片空地，野菜长得又肥又嫩。我们就在那儿蹲下来挖，柳条筐搁在中间。徐丽华手劲小，挖野菜老是连根拔断，我就教她用小铲子斜着往下深挖，连根带土一块儿起。她学了好几次才摸到窍门，高兴得眼睛弯成月牙：“哟，这个法子好，早怎么不教我？”

快十点的时候，天突然阴了，不是要下雨的那种乌云，就是风把一片薄云推过来挡了太阳。可那风来得邪性，从山坳那边猛地灌过来，呜呜地响，把地上的草叶和尘土卷起来。徐丽华正蹲在槐树根旁边挖一丛野苋菜，风从她背后吹过来，那件白色连衣裙的裙摆“哗”一下被掀了起来，翻到大腿根上，露出两条白生生的腿和里面米白色的衬裙。

我愣住了，手里的铲子停在半空。风还在刮，那裙子贴在她后腰上，她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似的。其实也就几秒钟的事，她反应过来赶紧往下拽裙子，脸瞬间红透了，一直红到耳根和脖子。我也赶紧低下头假装挖野菜，心里头突突跳得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手指尖都在哆嗦。

过了好半天，她小声说了句：“陈建国，你看见了。”

我抬起头，她站在那棵大槐树底下，一只手攥着裙摆，另一只手抱着胳膊，眼睛盯着地面。她睫毛颤得厉害，声音也发虚：“这个事……你得负责。”

我当时脑子嗡了一声。负责？负什么责？我就看见她裙子被风掀起来而已，又不是我掀的。可她那表情实在太认真了，不像开玩笑，眼睛里头有层水光，好像我说个不字她就能当场哭出来。我张了张嘴，喉咙干得发不出声音，咽了好几口唾沫才说：“丽华，刚才那是风吹的……”

“我知道是风吹的。”她打断我，抬起头看着我，眼圈已经红了，“可是你看见了。我跟你说过，我还没谈过对象……”她说到这里顿住了，咬着嘴唇，眼泪就掉下来一颗，顺着脸颊流到下巴上，“我在厂里一直好好的，要是传出去让别人知道……”

她没把话说完，但我明白她的意思。1978年，风气虽然比前些年松动了些，但男女之间的事还是敏感得很。一个女工跟男同事单独上山，裙子被风吹起来让人看见了，要是有人添油加醋传开去，她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还怎么做人。我脑子里乱成一团，脚下那筐野菜都忘了继续挖。

“丽华，你别急，没人会知道的。”我笨拙地安慰她，手伸了一半又缩回来，不知道该不该拍她肩膀。她擦了把眼泪，声音沙哑：“那你能保证不说出去？”我赶紧点头：“能，肯定能，我陈建国不是那种碎嘴的人。”她看着我，像是犹豫了一会儿，又说：“光不说出去不行……你得，你得认这个事。”

我懵了：“认什么事？”

她脸红得更厉害了，好半天才憋出一句：“你得……跟我处对象。不然我往后怎么面对你？你看见过……那个样子，我在你面前永远抬不起头。”她说这话的时候两只手绞在一起，指甲掐着手背，掐出几道白印子。

我站在大槐树的阴凉里，心里头翻江倒海。说实话，徐丽华长得好看，性格也好，厂里多少小伙子想追她都没追上。她要真愿意跟我处对象，那是我的福气。可这事来得太突然了，而且原因还这么荒唐——就因为我看见她被风吹起来的裙子？这要是让别人知道，还不笑掉大牙？

“丽华，”我尽量让声音稳一点，“你是认真的？就因为这个，你就要跟我处对象？”

她终于抬起头看我，眼睛里的泪还没干透，但目光里头有股倔劲儿：“我不是因为那个……其实上个月咱俩分在一组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人挺好。厂里的人都说你踏实、肯干，脾气也好。我……我本来就想找个机会跟你说的，刚好今天……”

她说到后头声音越来越小，脑袋又垂下去了。我这才反应过来——她哪是被风吹了裙子才要我负责，她分明是早就想跟我处对象，借着这么个由头把话挑明了。想到这里，我心里那块石头算是落了地，可脸上还是烫得厉害，活像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行。”我说，“我负责。咱俩处对象。”

她猛地抬头看我，眼睛一下子亮了，嘴角压不住地往上翘，又使劲往下抿着，那副又羞又高兴的模样叫我心里头一软。她弯腰把那筐野菜端起来，声音里带着笑：“那这些野菜……咱俩一起腌，腌好了送我妈那儿去。”

我接过来扛在肩上，她走在我旁边，这回跟来的时候不一样了，步子轻快得多，那件白裙子被风吹起来也不急着往下按了，只是偶尔瞟我一眼，脸上一阵阵泛红。我们沿着山路往下走，风从背后推着人走，槐树叶子哗啦啦响，天上的薄云散了，太阳重新照下来，晒得人头皮发烫。我侧头看她，她正伸手拢被风吹乱的头发，耳朵红得像熟透的樱桃。

那天回到厂里已经快中午了，食堂开了饭，蒸红薯和白菜汤。我把野菜泡在水池子里，回了趟宿舍。赵胜利正躺在床上看《人民文学》，见我回来就坐起来：“咋样？挖了多少？”我说弄了小半筐，明天晒干了腌上。他眼珠子转了转：“徐丽华呢？她挖了多少？”我白他一眼：“各挖各的，我哪知道。”赵胜利嗤了一声，把杂志拍在床头：“得了吧你，我早上可看见了，你俩一块儿出的厂门。”

我没搭理他，倒了杯凉白开灌下去，心里头还在琢磨今天这事。太邪乎了，上山挖个野菜，愣是挖出个对象来。可仔细一想，徐丽华那性子我多少有点数——她不是那种随便的姑娘，既然把话说到那份上了，就是真心实意的。我这边虽然一开始是被动应承，可真坐下来想想，我心里头也是愿意的。

下午徐丽华来我宿舍窗口叫我，说野菜泡好了要捞出来控水。我出去一看，她把那筐野菜洗得干干净净，码在食堂后墙根的水泥台子上晾着。见我来了，她递给我一条干毛巾擦手，声音不高不低：“晚上我蒸了玉米面窝头，给你留两个，待会儿给你送过来。”说完她就走了，旁边路过的几个女工抿着嘴笑，冲我挤眼睛。我站在太阳地里，后脊梁发烫，嘴角却忍不住翘起来。

就这么着，我跟徐丽华算是正式处上了。厂里传得飞快，第二天全车间都知道了。有人打趣我“野地里捡了个媳妇”，也有人酸溜溜地说徐丽华眼光不高，怎么就看上我这么个穷工人。我都装作没听见，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徐丽华倒是坦然，每天中午端着饭盒坐我对面，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车间里的事，偶尔从饭盒底下摸出个煮鸡蛋或者半截黄瓜悄悄塞给我。

有一次我问她，那天在山上那风来得那么怪，是不是她早就看好天气预报了。她瞪了我一眼，拿筷子头敲我手背：“胡说八道，我哪有那本事。那是老天爷帮忙。”说完自己先笑了，眼睛弯弯的，牙白白的。我心里头忽然就踏实了，管它是不是老天爷帮忙呢，反正这人现在是我对象了。

可日子不能光处对象，厂里的事、家里的事，一堆一堆等着呢。我是家里老大，底下还有三个弟妹，爹在建筑队干活把腰伤了，干不了重活，家里就靠我妈在街道小厂糊纸盒挣点钱。我每月工资三十六块，交二十块回家，剩下十六块自己花，攒了两年存了不到一百块。现在多了个对象，花钱的地方自然就多了。光说看电影，一张票一毛五，两个人三毛，一个月看几场就块把钱。偶尔下趟馆子吃碗面，又是几毛钱出去。

我妈知道我处对象了，高兴是高兴，可也发愁：“丽华那姑娘我见过，挺好的，就是人家是省城来的，家里条件肯定比咱强。你拿什么娶人家？”我闷头扒饭没接话。我爹拄着拐从里屋出来，往桌边一坐，咳嗽了好几声才说：“建国，你也不小了，二十四了。要是真定了，就把婚结了吧。家里拿不出彩礼，可也不能亏待了人家姑娘。”

徐丽华家那边倒是没提什么过分要求。她爹是省城机床厂的退休工人，她妈在街道居委会帮忙，家里三个闺女，丽华是老二。头一回上她家吃饭，她妈做了四个菜，红烧肉、炒鸡蛋、凉拌黄瓜、西红柿汤，这在1978年算是挺丰盛的了。她爸话不多，就问我家里几口人、工资多少、住哪。我一一答了，她爸抽着烟点点头：“条件差点不怕，年轻人肯干就行。丽华从小娇生惯养没受过苦，你多担待。”

我连忙点头说一定一定。徐丽华在旁边给我夹菜，眼睛亮晶晶的，好像早就知道她爸妈不会为难我。吃完饭她送我出来，在巷子口路灯底下站了一会儿，秋天的蚊子嗡嗡围着我俩转。她伸手给我赶蚊子，说：“你紧张什么呀，我爸就是那张脸厉害，他其实心里挺满意你的。”我挠着头傻笑，路灯昏黄的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的五官映得柔柔和和的。

处了四个月对象，到了冬天，厂里分了批指标，让各车间推荐技术骨干去省城进修半年。我师傅——二车间八级钳工孙德柱——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技术过硬，平时跟车间主任关系也好。他一听说有进修名额，当天就去找了车间主任钱德贵，拍着桌子说“陈建国这小子我是真看好，干活踏实肯动脑子，这半年我要是不把他推出去，我这辈子白教他了”。钱主任被他说得没法，又让我考了回实际操作，我拆装了一台老式车床，四十多个零件一个没多一个没少，装回去开机跑得比原来还顺。钱主任点了头，把我的名字报了上去。

徐丽华知道以后高兴得直蹦，拍着我肩膀说“我就知道你能行”。可高兴完了又发愁：“半年呢，你去省城了，我一个人在厂里多没意思。”我说又不是不回来了，半年很快就过去了。她嘴巴一撇：“那你在省城别乱看别的姑娘啊。”我笑了，伸手揉她脑袋：“我眼里就你一个。”

临走前一天晚上，她拉着我在厂后墙根底下站了好久，北风刮得脸生疼，她把手揣我棉袄兜里，两个人贴着站。她忽然抬起头看着我，月光底下眼睛亮得像星子：“建国，等你进修回来，咱俩就结婚吧。”我心跳快了几拍，低头在她额头上轻轻碰了一下，说：“好。”

1979年春天，我去了省城的机床技工学校进修，跟另外两个厂的工人分在一个班，学数控技术——那时候数控还是新东西，整个省都没几台数控机床。我底子薄，初中学的数学早忘差不多了，第一周的课听得云里雾里。晚上别人都睡了，我还趴在教室就着蜡烛啃教材，公式推了一遍又一遍，草稿纸用了一大摞。

带课的老师姓何，五十来岁，瘦高个儿，戴副黑框眼镜，讲课慢条斯理的。他发现我学得吃力，就每天放学多留我半小时，单独给我补初等数学。何老师说话轻声细语的：“小陈，你底子差，但脑子不笨，肯下功夫就行。技术这东西，不怕起步晚，就怕不坚持。”我闷头应着，心里记住了。

进修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厂里来了封信，是我妈托人写的。信上说家里一切都好，爹的腰好了些，能拄着拐慢慢走了。弟妹们学习都还行，就是老二建国——我大弟——初中毕业不想念了，想找个活干。我妈让我拿个主意。我把信看了三遍，趴在宿舍床上回信，写了撕撕了写，最后就一句话：让老二再等半年，我进修回去帮他找个学徒的活。

信寄出去没几天，徐丽华的信就到了。她的字圆圆的，写得不算好看但一笔一划认真：“建国，厂里新进了一批机床，从东德进口的，全车间的人都围着看。我站在后头，想着你要是也在就好了，你肯定一眼就能看明白怎么回事。你好好学，回来教教我。对了，我妈说等你回来让咱俩把事定了，我这边都准备好了。你一个人在省城照顾好自己，别省着，该吃就吃。”信纸折得整整齐齐，边上还画了一朵小花——画得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她没事瞎画的。

我把信折好夹在课本里，站在宿舍窗口往外看。省城的春天来得早，路边的杨树已经挂了毛毛虫似的花序。我想起去年七月那个刮风的上午，想起徐丽华那条白裙子被掀起来的模样，想起她红着眼圈说要我负责。如今我真的在为她负责了，好好学习，好好攒钱，好好准备娶她。

六个月进修期满，我考了全班第三，何老师给我写了封推荐信，说我这人踏实肯钻研，回去能当技术骨干。我揣着推荐信和结业证书坐火车回厂，一路看着窗外绿油油的麦田，心里头又盼又慌，手心里全是汗。

到厂那天是六月中旬，热浪从地面往上蒸。赵胜利到火车站接我，见面先捶了我一拳：“行啊你小子，瘦了，也黑了不少，是不是天天熬夜看书？”我笑，问他厂里怎么样。他接过我行李扛肩上，边走边说：“变化大了，新机床都到位了，钱主任天天带着人调试呢。对了，徐丽华调一车间当统计去了，工资涨了一级。你俩的事啥时候办？全厂可都等着喝喜酒呢。”

我耳朵根发热：“快了，跟家里商量商量就定日子。”

回到厂里，把行李往宿舍一扔，先去车间报到。钱主任正带着几个师傅围着那台东德机床研究，见我来了，冲我一招手：“小陈你过来，正好，这玩意儿说明说全是德文，你进修学的啥？能不能看懂？”我凑过去翻了翻说明书，上面密密麻麻的德文我认不得几个，但图纸和参数能看懂大半，就在旁边搭了把手，帮着调了几个进给量。钱主任看了直点头：“行，没白去，有长进。”

下班的时候我在车间门口碰见徐丽华，她穿了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衫，头发剪短了些，到肩膀那儿，脸上比去年圆润了一点。看见我，她先愣了一下，然后三步并两步走过来，在我胳膊上轻轻捶了一下：“你还知道回来？”声音有点哑，眼睛里头有水光在转。我嘿嘿笑，说：“这不回来了吗，还考了第三呢。”她嘴角翘起来又压下去，拿手背蹭了下眼角：“走，去食堂吃饭，我打了红烧肉。”

食堂里好些人看见我俩坐一块儿，都笑着起哄。赵胜利端个饭盆坐到旁边，拿筷子敲着碗沿：“陈建国你俩啥时候办事？我份子钱都准备好了。”我看了眼徐丽华，她低着头咬馒头，耳朵根红红的，但嘴角是往上翘的。我就说：“国庆吧，国庆放假把事办了。”赵胜利一拍大腿：“好，那这杯喜酒我喝定了！”

七月中旬的时候，我请了几天假回家跟爹妈商量婚事。我妈翻出攒了好几年的布票和棉花票，说给新媳妇做两床被褥。我爹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手里搓着草绳，慢悠悠说：“该置办的置办，别委屈人家姑娘。家里拿不出像样的彩礼，咱就把礼数做足了。”我点头，心里头盘算着手头那点积蓄，加上进修期间的补贴，统共攒了不到二百块。结婚摆酒、添置家当、租房子，哪一样都得花钱。

回厂以后我跟徐丽华商量，她说她那边攒了有一百多，加上她爸妈给的陪嫁，够办个简单婚礼了。“咱不跟别人比，厂里那几家办得风光的，哪个不是家里有底子的？咱俩白手起家，踏踏实实过日子就行。”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坐在我宿舍床沿上，手里拿个蒲扇给我扇风，语气平平静静的，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我看着她，心里头酸酸软软的，说不清什么滋味。

房子是托了厂里后勤科帮忙找的，在厂家属区最边上那排平房，一间半，外头带个小厨房。墙是砖砌的，顶是油毡加瓦，夏天热冬天冷，但好歹是单独的一间，不用跟别人挤宿舍了。我把攒的钱和徐丽华拿来的钱凑一块儿，买了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又从家里搬来我妈陪嫁的那个樟木箱子。东西不多，但摆进去以后，那间小屋有了模样。

婚期定在九月三十号。头天晚上，赵胜利和几个要好的工友过来帮我布置新房，贴了红喜字，挂了红纸剪的拉花，还弄了两挂鞭炮挂在门框上。赵胜利忙前忙后，热得满头大汗，袖子撸到胳膊肘，嘴里还念叨：“你可得好好待人家丽华，她可是咱厂里最好看的姑娘了。”我笑着踹他：“还用你说。”

九月三十号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躺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玻璃上贴着红双喜，透过纸能看见外面灰白色的天。我心里头又紧张又欢喜，手心汗津津的。穿上去年新做的蓝涤卡中山装，胸口别了朵红纸花，对着镜子看了好几遍。

婚礼在厂食堂办的，摆了八桌。菜是食堂大师傅帮忙做的，红烧肉、鱼、丸子、炒鸡蛋、大烩菜，不算多丰盛但油水足。徐丽华穿了件大红的确良褂子，头发盘起来别了朵红花，脸上搽了薄薄一层粉。她从女工宿舍被赵胜利他们簇拥着过来的时候，我站在食堂门口迎着，心跳得咚咚响。她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嘴角含着笑，眼睛里头亮晶晶的，跟去年在山上说“你得负责”的时候一模一样。

酒席上厂领导致辞，钱主任站起来说了几句场面话，夸我技术好肯上进，夸徐丽华工作认真，祝我俩白头到老。工友们起哄让我俩喝交杯酒，我举着搪瓷缸子手直抖，洒了半缸子在袖子上。徐丽华在旁边笑得直不起腰，拿手帕给我擦袖子，嘴里小声说：“瞧你那点出息。”可她的手指也在微微发颤。

那晚回了新房，红蜡烛点在桌角，光晕晃悠悠映在墙上。徐丽华坐在床沿上解辫子，背对着我，肩膀的线条在红褂子底下微微起伏。我坐在她旁边，闻见她头发上淡淡的肥皂味儿，喉咙发紧说不出话。她侧过头来看我，烛光在她眼睛里跳：“陈建国，咱俩往后就是一家人了。”我握住她的手，粗糙的指肚蹭过她细腻的皮肤，低声说：“嗯，一家子。”

婚后日子跟所有普通工人家庭一样，平平淡淡又满是细碎的忙乱。每天清早六点起来，我生炉子烧水，她揉面蒸窝头，灶台窄小，两个人转身常撞在一起。她嫌我笨手笨脚把炉灰弄得到处都是，我嫌她切菜太慢耽误上班。拌几句嘴，她把热窝头塞我手里，我把搪瓷缸子里的稀饭给她倒满，然后就各奔各的车间去了。

白天在车间里，我跟着钱主任和师傅们摆弄那台东德机床，慢慢摸清了脾气，写了个简易的操作规程，印了几份发给大伙儿参考。钱主任看了挺满意，在厂务会上点名表扬了，年底给我评了先进工作者，奖金十五块钱。我把钱拿回家交给徐丽华，她数了两遍，锁进柜子里的铁皮盒子里，回头跟我说：“攒着，以后有了孩子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1980年开春，徐丽华怀上了。她反应大，吃什么吐什么，整个人瘦了一圈。我把她妈从省城接来住了半个月，她妈天天给她熬小米粥、煮鸡蛋，见天念叨“多吃点多吃点”。我下班回来就往家赶，生炉子做饭洗衣服，手脚比原来麻利了不少。有一天晚上她靠在床头，看我蹲在地上给她搓袜子，忽然叹了口气：“陈建国，你说咱俩是怎么走到一块儿的？就为了一股风？”

我抬头看她，她脸瘦了，下巴尖尖的，眼睛显得更大。我想了想，说：“那股风是起头，后头的事是你我自个儿选的。”她笑了，拿脚趾头轻轻踢我肩膀：“你这话说得还怪有道理的。”

十月份，她生了个闺女，六斤八两，哭声响亮。我守在产房外头一夜没睡，听见孩子第一声哭的时候眼眶一下子热了。护士抱出来让我看，小东西皱巴巴红通通的，眼睛闭着，小拳头攥得紧紧的。我伸手碰了碰她的小手，她一把攥住我的指头，那力道小小的，却让我心里头翻起巨浪来。

徐丽华从产房推出来的时候脸色苍白，额上汗湿了碎发，看见我就笑：“闺女，像你。”我点头，嗓子眼堵得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她伸手碰了碰我眼角，指尖湿的：“你哭啥，又不是什么大事。”我握住她的手，使劲吸了吸鼻子：“嗯，没啥大事，就是高兴。”

闺女取名叫陈欣，欣欣向荣的欣。徐丽华她妈说这名字好听，我爹说就是笔画多了点，怕孩子以后学写名字费劲。徐丽华抱着孩子哄，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屋里的煤炉子烧得正旺，水壶咕嘟咕嘟响。我坐在凳子上看着她们娘俩，外头秋风吹着窗纸哗啦哗啦响，忽然想起两年前那个夏天的山坡，想起那阵邪性的风，想起那条白裙子——像一场梦，又像是命里早就安排好的。

日子继续往前淌。厂里的效益时好时坏，1982年的时候搞了一轮改革，精简机构，有些车间合并了，钱主任调去当了副厂长，我师傅孙德柱退了休。我接了一部分技术管理的活，工资涨到了四十八块。家里添了台黑白电视机，十四英寸的，日本货，花了四百多块，攒了大半年的钱。徐丽华抱着闺女坐在电视机前看《霍元甲》，闺女趴在炕上跟着哼主题曲，哼哼唧唧的，口齿不清。我靠在门框上看着她们，觉得这样的日子虽然紧巴，但踏实。

可生活哪能一直太平。1983年夏天，我爹的腰伤复发，送到县医院一查，说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得动手术。手术费加上住院费少说也得三四百块。我把存折上的钱全取出来，又跟赵胜利借了五十，跟徐丽华她妈借了五十，总算凑够了。我请了半个月假回去伺候，徐丽华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厂里，白天上班晚上带孩子，累得嘴角起了泡。我回来那天，她靠在门框上接我的行李，眼圈乌青，嘴角的泡结了痂，看见我第一句话是：“爹咋样了？”我说手术挺成功，养着就行。她点了点头，转身去厨房给我热饭，背影瘦瘦的，肩膀微微塌着。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她往灶膛里添柴火，火光照在她侧脸上，映出眼角淡淡的细纹。她刚满二十七岁，可看起来比前几年老了些。我心里头一阵发酸，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下巴搁她肩膀上。她身子僵了一下，然后放松下来，手覆在我手背上，粗糙的指腹蹭着我手背的皮肤：“干啥呀，孩子看着呢。”我侧头看，闺女趴在里屋门口探头探脑，嘴里叼着半块饼干，眼睛睁得圆溜溜的。

那些年厂里陆续有人下海经商，赵胜利的弟弟在南方倒腾电子表发了财，回来给赵胜利捎了个进口录音机。赵胜利抱着录音机来我家显摆，放邓丽君的磁带，靡靡之音从喇叭里淌出来，徐丽华听得入神。赵胜利跟我说：“建国，你要不要也琢磨琢磨？光靠厂里这点死工资，啥时候能翻身？”我没接话。夜里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徐丽华在黑暗中问我：“你是不是也想出去闯闯？”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咱闺女还小，家里这摊子离不了人。再说我技术都在厂里，出去了能干啥？”她往我这边靠了靠，手搭在我胳膊上：“你咋决定我都支持。”

最终我没走，留在厂里继续干我的技术活。1985年厂里引进了第二条生产线，派我去上海培训了三个月。回来以后我提了几项改进方案，把生产效率提高了百分之十五，厂里给我发了笔奖金，还评了工程师职称。那年冬天，我们家从平房搬进了筒子楼，两室一厅，虽然只有四十多平，但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了。搬进去那天，徐丽华里里外外擦了三遍，闺女在新房间里跑来跑去，笑声清脆。

日子就这么一年一年过着，像磨盘一样转，不快不慢。闺女上了小学，上了初中，功课不用我们太操心，随我，喜欢鼓捣机械类的东西。徐丽华在车间干到1990年，因为身体原因调去了后勤科，管仓库，清闲了不少。我当了车间副主任，后来又当了主任，管着几十号人，操心的事越来越多。

1995年厂里改制，国营变股份，老员工买断工龄的买断，内退的内退。我跟徐丽华商量了半天，决定留下来。我在厂里干了快二十年，技术全都烂在肚子里，走了可惜。徐丽华办了内退，拿了一笔钱，在家专心带孩子。

改制以后厂里效益反而好了几年，订单多了，工资也涨了。闺女考上省城工业大学的机械专业那年，我跟徐丽华送她去学校，站在校门口看着闺女拖着行李箱走进去，背影瘦瘦的，马尾辫在脑后晃荡。徐丽华忽然攥住我的手，声音有点抖：“咱们闺女长大了。”我拍了拍她的手背：“是啊，咱俩都老了。”

老了是真的老了。1998年我四十四岁，两鬓开始泛白，腰也不太好了，搬个重物第二天起来就直不起腰。徐丽华头发里也冒了白丝，脸上褶子多了，眼角往下耷拉。有天晚上她洗完澡坐在镜子前梳头，忽然喊我：“建国你过来看看，我这头发白了好多。”我走过去站在她身后，从镜子里看着她，灯光照在她侧脸上，皮肤松了，眼皮垂了，但眉眼还是那个眉眼。我伸手捋了捋她鬓角的白发，低声说：“白了也好看。”她嗤了一声，拿梳子敲我手：“就会说好听的。”

2000年千禧年，厂里搞了场联欢会，老工人们聚了一堂。赵胜利已经当了保卫科科长，啤酒肚挺着，头发剩了没几根。他端着酒杯过来跟我碰：“老陈，咱俩认识二十多年了吧？”我算了算：“二十二年。”他感慨：“真快啊，那会儿你跟丽华上山挖野菜的事我还记着呢。”我笑着摆手：“别提那事儿了，老掉牙了。”旁边的老周凑过来：“啥事儿啥事儿？说说呗。”赵胜利刚要张嘴，我瞪了他一眼，他嘿嘿笑着改口：“没啥没啥，就他们两口子谈恋爱那点陈年旧事。”

徐丽华坐在旁边那桌跟女工们聊天，听见这边哄笑，扭头看过来，冲我扬了扬下巴，眼神里带着笑，好像在说：你又在编排我什么了。我冲她举了举杯子，她端起茶水回敬了一下，两个人在满屋子热闹里头，隔空碰了个杯。

2005年，闺女陈欣大学毕业，进了省城一家汽车制造厂搞技术研发。对象是大学同学，学电气自动化的，小伙子高高瘦瘦戴副眼镜，头回来家里的时候紧张得连茶杯都端不稳。徐丽华在厨房忙活了一上午做了八个菜，席间问东问西，比当年她爸问我问得还细。我在旁边看着，忽然想起1978年我去她家吃饭那回，她爸也是这样一本正经地“审查”我。时间转了一圈，轮到我们当家长了。

闺女2007年结的婚，婚礼在省城办的，我和徐丽华提前两天过去帮忙。婚礼上闺女穿白色婚纱，挽着她对象走过红毯的时候，我坐在台下，眼眶热了好几次。徐丽华偷偷塞给我手帕，低声说：“别丢人了。”可她自己也在擦眼角。

婚后闺女在省城安了家，一年回来两三趟。家里就剩我和徐丽华两口子，忽然觉得房子空了。她每天买菜做饭收拾屋子，我上班下班看报喝茶，日子清净得有点发慌。2009年我也退了休，拿三千多块的退休工资，不算多，但够两个人吃喝。

退了休以后时间更多了，反倒不知道干什么好。徐丽华嫌我在家碍事，撵我去跟老头们下棋。我就去厂区后面的小公园，跟几个退休工友下象棋，一下一下午。赵胜利也退休了，天天在公园练太极拳，打得四不像，还非说自己得了真传。有一回下完棋回家路上碰见他，他拉住我：“老陈，下周咱老伙计们组织去后山转转，你去不去？”我愣了一下，后山，就是当年挖野菜那座山。我点了点头：“行，去吧。”

去后山那天是五月份，天不冷不热，路两边的槐树开了花，空气里一股甜丝丝的香气。我们七八个老头顺着山路往上走，腿脚都不太利索了，走一段歇一段。到了半山腰那棵大槐树底下，我停下来。树比当年粗了一圈，树冠撑得更大，树底下长满了野草和不知名的花。赵胜利走过来拍我肩膀：“咋了老陈，触景生情了？”我笑笑没说话。

站在那棵槐树下头，风从山坳里灌过来，跟三十多年前那天一样。我忽然想起那个中午，想起那阵邪性的风，想起那条被掀起来的白裙子，想起徐丽华红着眼圈说“你得负责”。风还是那个方向吹过来的，人却已经不是当年的人了。我站在树底下，脚边有一丛野苋菜，长得肥嫩嫩的，跟那年一模一样。

回家以后徐丽华正在厨房择韭菜，见我进门头也不抬：“去哪儿野了一下午？”我说跟老赵他们上后山了。她择韭菜的手停了一下，抬头看我：“上后山了？去那棵槐树那儿了？”我点头。她嘴角抿了抿，低下头继续择韭菜，声音平平的：“那地方草深了，别往里头走，当心虫子。”我换了鞋走到她旁边，蹲下来帮她择韭菜。灶台上的锅咕嘟咕嘟炖着排骨汤，香气溢出来，混着韭菜的青辣味儿，满屋子都是家常日子才有的味道。

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徐丽华忽然靠在我肩膀上，眼皮半垂着，像是困了。屏幕上的新闻在说啥我没听清，她声音低低的，像自言自语：“建国，你说那年我要是不说那句话，咱俩现在会是啥样？”我扭头看她，她闭着眼睛，嘴角带着点若有若无的笑。我想了想，说：“那我可能就错过你了。”她哼了一声：“你本来就该是我的。”

我伸手揽住她肩膀，她比年轻时候瘦了些，骨头硌着手心。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缝照进来，在地板上拉了一条细细的光带。电视里的声音嗡嗡的，听不清词，但那些都不重要了。我闭上眼睛，想起七月的山坡、风、白裙子、红眼圈。三十多年了，那些画面像压箱底的照片，边角泛了黄，但人还是那个人。

2020年疫情的时候，闺女一家回不来，就靠打电话视频联系。徐丽华天天跟我念叨闺女吃没吃饭、外孙学习咋样。我被她念叨烦了就躲阳台上抽烟，她隔着玻璃瞪我，用口型说“少抽两根”。我掐了烟回去，她递我一杯胖大海泡的水，说我老咳嗽还抽烟，作死。我接过来喝着，杯子里胖大海胀得圆滚滚的，像泡开了一朵褐色的花。

2023年秋天，我和徐丽华去省城闺女家住了一段时间。有天傍晚吃完饭出去散步，走过一条街，路边有个老太太摆摊卖野苋菜，筐里码得整整齐齐。徐丽华蹲下去问价，老太太说一块钱一把。她挑了两把，站起来的时候腰闪了一下，我赶紧扶住。她直起腰揉着后腰抱怨：“老了不中用了，蹲一会儿就不行。”我接过她手里的野菜，搀着她慢慢往前走。

她走了一会儿忽然停住，指着马路对面：“建国你看，那姑娘。”我顺着她手指看过去，对面人行道上走着一个穿白裙子的年轻姑娘，大概二十出头，马尾辫在风里甩来甩去，步子轻快得像踏着弹簧。徐丽华看了好一会儿，嘴角浮起笑意，没说什么。我拍了拍她胳膊：“走吧，回家给你炒野菜吃。”她收回目光，挽住我胳膊，两个人慢慢沿着人行道往前走。太阳在西边沉下去，把天烧成橘红色，把我们的影子拖得老长。

回家路上她想起来一件事：“对了，你还记得那年咱俩在山上挖的那筐野菜不？后来腌好了送我妈那儿，我妈说腌咸了，吃了一冬天。”我说记得，怎么不记得。她说：“其实那筐野菜第二天就被我爸倒了一半，说太咸了齁嗓子，我妈还跟他吵了一架。”我笑：“你咋不早说，我少放点盐就好了。”她歪头看我：“那时候哪敢说，刚处对象，怕你觉得我家里人毛病多。”我说：“现在不怕了？”她掐我胳膊：“都老夫老妻了，还怕啥。”

晚饭炒了那两把野苋菜，蒜蓉清炒的，碧绿的一盘。外孙嫌苦不肯吃，徐丽华夹了一筷子塞嘴里嚼着，眼睛眯起来：“跟咱后山那味儿一样。”我尝了一口，确实，带着点微涩的清苦，回甘上来是淡淡的甜。那味道一下把我拽回到1978年夏天的山坡上，阳光、风、草叶的腥味、她的白裙摆。

吃完饭闺女洗碗，外孙写作业，我和徐丽华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她靠着我打盹，呼吸均匀绵长，一只手搁在我腿上，五指松弛地弯着，指甲剪得短短的，指节微微凸出。我低头看她的手，皮肤松了，斑点了，可还是那双手——三十多年前她就是用这双手攥着裙摆，红着眼圈说“你得负责”。我轻轻覆上去，她的手指在我掌心里动了动，然后扣住了我的手指。

客厅的挂钟滴答滴答走着，电视里放着晚间新闻，外孙在房间里念英语单词，厨房传来闺女刷碗的水声。所有的声音混在一起，塞满了这个普通的秋夜。我握着徐丽华的手，看着窗外万家灯火一点一点亮起来，心里头忽然就满了——满得没有一丝缝隙。

又过了些日子，十一月底，我翻箱底找冬天的棉裤，从樟木箱子底下翻出个牛皮纸信封，拆开一看，是我当年进修的结业证书、何老师的推荐信，还有一沓泛黄的信。我把信拆开，是徐丽华当年写给我的那些，字迹圆圆的，信纸边角发脆了，那朵歪歪扭扭的小花还在。我蹲在箱子旁边看了好一会儿，徐丽华从厨房探出头：“翻什么呢半天不出来？”我把信举起来：“你当年写给我的，还画了朵花。”她走过来接过信看了看，嘴角撇了撇：“字写得真丑。”可她把信折好重新放回信封，转身往柜子抽屉里锁，嘴里嘟囔着：“留着，给闺女看看她妈当年的字。”

那天晚上躺床上，她忽然翻过身来对着我：“建国，咱俩结婚多少年了？”我算了算：“四十四年。”她沉默了一会儿，伸手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我的手握住：“四十四年了……真快。”我捏了捏她的手，骨节分明，带着暖意。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缝照进来一小片光，落在她侧躺的轮廓上，银白的头发在光里亮了一瞬。

我说：“丽华。”

她嗯了一声。

“那年你说要我负责，我其实早就想好了。”

她没说话，但手指在我掌心里轻轻勾了勾。

“不管有没有那阵风，不管裙子有没有被吹起来，”我顿了顿，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我都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

黑暗里她的呼吸停了一拍，然后她的手攥紧了我的手指。过了好一会儿，她声音有点哑：“马后炮，早干嘛去了。”我笑了，觉得眼角湿湿的，拿另一只手背蹭了一下。

窗外的风吹过树梢，哗啦啦响，像极了四十四年前山坳里灌过来的那一阵。只是这回，没有白裙子被掀起来，也没有红着眼圈的姑娘要我负责。只有两个头发花白的人，躺在一张睡了四十多年的木板床上，十指扣在一起。

我闭上眼睛，1978年夏天的风从记忆深处吹过来，裹着青草和泥土的气味，裹着槐花的甜和野菜的苦，裹着一个年轻姑娘的羞赧和一个年轻工人的慌张。那阵风终究没有停，它穿过四十四年的光阴，吹到今天，吹进这间安安静静的卧室，吹动了我心里的什么东西。

身旁的徐丽华呼吸渐渐绵长，她睡着了。手还扣在我手里，松松的，暖暖的。我侧过头，借着那一点路灯的光看她，她睡得安稳，嘴角微微翘着，不知道在做什么好梦。

我轻轻说了一句，声音低得只有自己能听见：“谢谢你，让我负责。”

屋外的风声小下去了，月亮从窗帘缝里漏进来一缕银白的光，落在我们交握的手上。四十四年前的七月，二十三号的上午，后山半腰那棵大槐树底下，风起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注定了——这辈子，我该对她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