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冷得邪乎,进了十一月,林场里的雪就没停过。我在大兴安岭腹地的青松林场当护林员,已经干到第五个年头。这片林子大得没边,从瞭望塔往四周看,白茫茫一片,连只野兔的脚印都稀罕。领导说今年雪大,得有人守着东沟那片的临时木屋,防着盗伐的趁着大雪封山摸进来。
我那时候年轻,二十五六岁,觉得自己能扛事,就主动揽了这差事。东沟离场部四十多里,平时骑马也得小半天,一下雪,雪深过膝,只能靠两条腿。木屋建在半山坡,原木搭的,里头砌了个土炉子,堆着半屋子的劈柴,还有两麻袋土豆和半袋米,够一个人吃上两个月。
和我搭班的是个女护林员,叫陈秀兰,比我大四岁,是本地人,男人前两年得病走了,留个闺女在镇上跟她姥姥过。她长得不算俊,但耐看,眼睛大,眼尾有点往上挑,不爱说话,干起活来比男人还利索。我们俩平时在瞭望塔上碰过几面,也就是点个头,没什么深交。这次分到一块守东沟,我心里还有点打鼓,孤男寡女的,大雪封山,住一个木屋,传出去怕人说闲话。
可人算不如天算。十一月二十几号那天,雪下得人睁不开眼,我和陈秀兰前后脚到的木屋。刚把炉子生起来,天就黑透了。风跟狼嚎似的,绕着木屋打转,屋顶的雪压得椽子嘎吱响。我把自己铺盖卷往东墙根一扔,对她说:“你睡炕上,我打地铺。”
她看了我一眼,没吭声,弯腰去把炉子捅旺,火光跳起来,映得她半边脸红扑扑的。屋里堆着不少东西,靠北墙用木板搭了个矮炕,能睡俩人,就是窄巴点。我寻思着男女有别,就把皮袄铺地上,凑合一夜再说。
前半夜还行,后半夜炉子灭了,冷气从地缝里钻进来,跟刀子似的。我冻得直打哆嗦,牙关咬得咯嘣响,裹着皮袄也挡不住。正迷糊着,听见她翻身的动静,接着一束手电光晃过来,她说:“你上炕来,地上凉,这炕挤挤能睡下。”
我哪好意思,推说没事。她又说:“都是护林的,命比面子要紧。你要冻出个好歹,开春怎么下山?”话说到这份上,我只好抱起铺盖挪过去。炕确实窄,两个大人躺下,胳膊挨着胳膊,我能闻到她头发上那股烟熏火燎的味道,混着一点说不清的暖乎气。我僵着身子,脸冲墙,一宿没敢乱动。
第二天早上,雪停了,外头白得晃眼。我出门去清雪,顺便看看陷阱里有没有野物。陈秀兰在屋里熬粥,炊烟从烟囱里袅袅地升上去,在蓝得发脆的天底下显得特别好看。我哈着白气,回头望了望那间小木屋,心里忽然觉得,这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熬。
可老天爷不这么想。雪停了两天,紧接着又是一场更大的。那天下午,我正劈柴,听见后山坡传来一声闷响,像是打雷。陈秀兰从屋里冲出来,脸色都变了:“雪崩了。”我扔下斧子往坡顶看,只见一道白色的墙似的雪雾从山脊上滚下来,速度不算快,但声势吓人,几秒钟就把我们来时的小路埋了个严严实实。
我们俩站在屋前,看着那条路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下好了,彻底出不去了。幸好木屋建在背风窝里,没被埋掉,但外头的世界一下隔断了。陈秀兰嘴唇抿成一条线,过了好半天才说:“得省着点粮食,鬼知道什么时候能挖出去。”
我心里也发沉,还是故作轻松说:“没事,等天好了,我去探探路,总能走出去。”她点点头,转身进了屋。那天晚上,炉子烧得特别旺,可我们俩谁都没说话。炕还是那个炕,人还是那两个人,可气氛不一样了。我闻到她呼吸里带着点喘,像是后怕,又像是累的。
之后的日子,雪下下停停,天冷得铁皮都能冻裂。我每天出去凿雪,想打通一条到溪边的路,不然吃水都成问题。陈秀兰在屋里缝补衣裳,把剩下的米分成了三十来份,每天只熬半锅稀粥,就着咸菜疙瘩和土豆。土豆冻了,蒸出来发黑,吃起来又苦又涩,可谁也没抱怨。
夜里是最难熬的。炕虽然暖和,可两个人并排躺着,呼吸都听得分明。我有时候半夜醒来,借着月光看她,她睡相很安静,睫毛在眼下投一小片阴影。我心里乱糟糟的,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又盼着天亮,又怕天亮。
第十几天头上,我发现粮食下去了一小半,心里有些慌。雪崩把山沟填了十几米深,靠人挖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陈秀兰说:“往西头有片林子,松塔多,入冬前松鼠存了不少,咱去掏点。”我点点头,第二天就带着麻袋跟她上了西山。雪深,走一步陷到大腿根,我们俩一人拄根棍子,走得吭哧吭哧的。到了地方,果然找到好几处松鼠洞,扒开雪,里头藏着成堆的松籽,大的有拳头大,剥开来油汪汪的。我们像发现了宝库,往回背了两麻袋,肩膀都勒出了血印子。
有了松籽,心里踏实不少。晚上我们坐炉子边上剥松籽,她剥得快,手指一捻一个,我笨手笨脚的,她看着看着就笑了。那是我头回见她笑,眼睛弯下来,像个月牙泉。我愣愣地看了几秒,她觉出来了,低头继续剥,耳根子慢慢红了。
“你男人……”我话没说完就后悔了,哪壶不开提哪壶。她倒没在意,手上不停,过了会儿说:“病了好几年,家里掏空了,最后也没留住。闺女小,不知道死是啥,还问爸爸去哪儿了。”她说得平淡,可我看见她手指头尖在抖。
“他走以后,我不爱回镇里,一回去就有人给说媒,烦得慌。”她把剥好的松籽仁放进搪瓷盆里,叮当响了几声,“在这林子里清静,树不会说话,可它们陪着我,比人实在。”
那晚我失眠了。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我心想,这个女人命苦,可腰杆子硬,像棵雪压不倒的落叶松。我忽然觉得自己这几个月来对她的那点心思,又龌龊又可怜。
一月底,更冷。炉子白天黑夜地烧,劈柴下去了一大半,再这么烧下去,柴火要不够。我决定去后山砍些枯木回来。陈秀兰不放心,非要跟着。我说:“路远,你别去。”她瞪我一眼:“你要出点事,我一个人更活不了。”我拗不过她,只好让她跟着。
后山全是白桦和柞木,枯枝倒是不少,就是雪深。我们俩砍了一上午,捆了两大捆,一人拖着一捆往回走。走到半路,天变了,风刮起来,雪粒子打在脸上跟砂纸似的。我回头看她,她帽子上全是霜,眉毛都白了,弓着身子往前拖,呼出的气白花花的。
“歇会儿!”我喊,风一下子把话头吞了。她摇摇头,指了指天,意思得赶紧走。我只好继续走。走了没几步,脚下一空,我整个人掉进雪窝子里,想爬爬不上来,越挣扎陷得越深。陈秀兰扔下柴火跑过来,解下围巾往我这儿扔。我抓住一头,她死命往上拽,雪灌了我一脖子,冷得像刀扎。不知折腾了多久,她硬是把我拽了上来。我躺在雪地上,天旋地转,只看见她跪在旁边,大口大口喘气,眼泪在脸上结了冰。
回到木屋,我已经冻得说不出话。她把炉子捅到最旺,把我身上湿衣服全扒了,用雪搓我的手脚,又拿热毛巾敷胸口。我迷糊着,只觉着她像片云,在眼前飘。等清醒过来,已经是半夜,我发现自己躺在炕上,盖着两层被子,她坐在炉边,往火里添柴,背影单薄得可怜。
“秀兰……”我声音哑得厉害。她转过身,眼睛红红的:“你吓死我了。”就这一句话,我心里像被什么撞了一下,又疼又麻。我想说什么,嗓子却发不出声,最后只挤出俩字:“谢谢。”
那天之后,我们之间多了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她会在我出门前帮我系好领口的扣子,我会在夜里把炕烧得热点。可谁也没捅破那层纸。我知道自己配不上她,一个穷护林员,要啥没啥,家里还有两个老人要养。她呢,带着个孩子,比我还大几岁,世俗的眼光能压死人。
可感情这东西,像雪底下的草芽,看着一点动静没有,底下早疯了。我越来越不敢看她的眼睛,她也总躲着我的目光,可偶尔手碰到一起,两人都像被烫了似的缩回去。
二月中旬的一天,天放晴了,太阳照在雪地上,晃得人睁不开眼。我出门转了一圈,发现西边的山沟雪化了些,露出半截路。我心里一喜,觉得有希望了。往回走的时候,听见木屋后头有动静,像是有人在喊。我跑过去一看,陈秀兰正举着根木棍,对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是头饿急了的孤狼,瘦得皮包骨,眼睛绿莹莹的,龇着牙低声吼。
我抄起铁锹,慢慢绕到狼侧面。那狼估计是饿昏了头,敢跑到人住的地方来。陈秀兰手不抖,棍子攥得紧紧的,跟我使个眼色。我大喊一声,冲上去挥锹,狼一闪,她棍子横扫过去,正打在狼腰上。狼哀嚎一声,夹着尾巴跑了。我追了几步,被她叫住:“别追了,这年头都不容易。”
我喘着粗气,看她脸色苍白,嘴唇却带着笑。那一刻,我觉得这女人太要命了,她比这满山的大雪还野,比烧着的炉火还烫。
那天晚上,月亮又大又圆,照得木屋外头跟白天似的。我们坐在门槛上看月亮,谁也没说话。她的肩膀离我只有一指头宽,我能感觉到她衣服上传来的热度。
“志强,”她忽然叫我的名字,声音轻轻的,“你说人活着,图个啥呢?”
我仰头看月亮,想了想说:“图个心里踏实吧。像咱们这样,守着林子,虽然苦,可半夜里听听风,看看雪,觉着自己还算个人。”
她叹了口气:“我就想我闺女能好好念书,将来别像我,一辈子困在这大山里。”顿了顿,又说,“可有时候又觉得,这儿比外头干净。”
我转头看她,月光把她半边脸照得雪白,另外半边隐在暗处,像从画里走出来的。我喉头动了动,叫了声:“秀兰。”她没应声,微微侧过脸,我看不清她的眼睛,但能觉到她在看我。那一刻世界静得只剩下雪从枝头掉下来的声音。
我伸过手,慢慢地,慢慢地,像怕惊飞一只鸟似的,握住了她的手。她手指凉凉的,瘦,可没缩回去。我心里轰的一声,像整个冬天的雪都化了,热流从手心一直窜到头顶。
“我……”我笨嘴拙舌,说不出囫囵话。她把头靠过来,搁在我肩膀上,轻得跟片雪花一样。
那晚我们没再说别的,就那么坐着,手拉着手,看月亮从东边挪到西边。后来冷了,我们回到屋里,并排躺在炕上,还是那个距离,可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可老天总爱捉弄人。没过几天,场部来了消息,派了推土机和一队人,从东边把路挖通了。我们得救了。当推土机的轰鸣声在谷底响起时,我站在木屋前,心里又高兴又失落。高兴的是能回家了,失落的是,我和陈秀兰之间那点说不清的东西,怕是要被这外面的世界冲散了。
整理东西的时候,她特别安静,把铺盖卷得方方正正,把剩下的松籽装进袋子。我几次想开口,又咽了回去。我能说什么?让她等我?让她跟了我这个穷光蛋?我知道这不现实。
场部来接我们的人姓赵,是个老护林员,五十多岁,见了我拍我肩膀:“小宋,好样的,没出啥事吧?”我勉强笑笑:“没事,赵叔。”
一路上,陈秀兰坐在车斗里,裹着军大衣,脸埋在领子里。风刮得凛冽,我坐在她对面,看见她眼睛望着远处,不知道在想什么。车颠得厉害,我几次想找话说,都被呼呼的风声盖过去了。
回到场部,大家伙围上来问长问短,领导还表扬了我们俩。我敷衍着应付,眼睛却一直找陈秀兰。她跟她那几个姐妹去洗澡了,背影匆匆的,像不想多留。
我回了自己宿舍,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那间木屋、那个窄炕、那轮月亮。手心还残留着她的温度,可人已隔得远了。
之后的几天,场部安排我们休整。我天天盼着见到她,又不敢去找她。有一回在食堂门口碰上,她提着一暖壶开水,见了我,脚步顿了顿,小声说:“你手还疼不疼?”我低头看手,手指头上裂的口子还没好,生着冻疮,可一点也不觉得疼了。我摇摇头:“不疼了。”
她“嗯”了一声,侧身过去。我转过身,看着她走远,那根大辫子在身后一甩一甩的,心像被拽着走。
又过了几天,我实在憋不住了,趁晚上去她宿舍外头转悠。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可没了雪,没了木屋,一切都显得平常。我在门口站了半小时,烟抽了半包,到底没敢敲门。
第二天,我听人说,陈秀兰请了假回镇上看闺女去了,明天一早就走。我一下子慌了,觉着再不把话说清楚,这辈子怕就错过了。可我又没胆量去堵门,辗转反侧一夜没睡。
天刚蒙蒙亮,我去了场部大门口。那是个晴冷的早晨,天边泛着鱼肚白。远远地,看见她拎着一个花布包走出来,身影细长。她也看见了我,停住了。
我跑上去,喘着气,嘴里呼出的白雾把两个人罩住。我憋了半天,终于开口:“秀兰,我、我想……”她望着我,眼睛平静得让人心慌。
“我家里有爸妈,没多少钱,在镇上也没房,可我会对你好,对你闺女也好。”我说得结结巴巴,像个小学生背书,“你给我个准话,行不行?”
她低下头,我看着她的帽顶,心跳得像擂鼓。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眼眶有点红,说:“志强,你比我小,不嫌我?”
我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嫌!我要嫌,天打五雷轰!”
她扑哧一声笑了,眼泪却掉下来:“那你得答应我,等开春了,我们回东沟,把木屋修修。那地方,我要记一辈子。”
我傻愣愣地问:“修木屋干啥?”
她瞪我一眼,转身就走:“不修算了。”
我这才回过味来,追上去,结结实实地把她搂在怀里。她先是僵了一下,随后软下来,头顶着我的下巴,呜呜地哭了。天光越来越亮,远处山尖上的雪泛着金色,像谁撒了一把碎金粉。我抱着她,觉得这半年的雪、风、狼、冻疮,全都值了。
后来,我们成了家。婚礼是在场部食堂办的,简单,却热闹。她闺女小名叫雪丫,第一次见我就怯怯的,后来熟了,天天追着我叫“宋爸”。再后来,场部照顾双职工,在镇上给分了间平房。每年冬天,我们还会回东沟那间木屋住几天,添把柴火,扫扫雪。
炕还是那个窄炕,被子还是那床蓝布面的旧被子。她总是先躺下,然后把被子掀开一角,看着我,笑盈盈地说:“还傻站着干啥?挤挤,暖和。”
我就关了灯,摸黑上炕,把她冰凉的手捂在自己胸口。外头雪下得再大,风刮得再凶,我们都不怕了。因为那间木屋里,有世上最暖和的一角被子,和一颗贴着我的心。
如今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们都老了,头发白了,腰也弯了。可一到下雪天,她还会靠在我肩膀上,跟我说:“你还记不记得那年的雪,真大啊,把人困在山上,倒把两个人的心困到了一块儿。”
我攥着她的手,笑了笑:“怎么不记得?没那场雪,我哪能捡着你这么个媳妇。”
她不说话,往我怀里靠了靠。窗外,雪又落下来了,轻轻的,软软的,像那年从树枝上滑落的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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