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那疼痛来得又急又猛,视线迅速被黑暗吞噬,名字才写到一半,笔就从脱力的指间滑落。
“不好,胎心又往下掉了!”
“快!准备手术!”
在一片混乱的呼喊声中,我被飞速推入手术室。
冰冷的麻药顺着脊椎推进身体,意识在剥离,脑海中却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两个画面。
一个是订婚宴上,贺临川丢下满堂宾客,陪失恋的沈遥去酒吧。
我独自一人面对所有人的指点与同情,像个笑话。
另一个是父亲的葬礼上,我跪在冰冷的墓碑前,身边空无一人。
贺临川那时正陪着抑郁症复发的沈遥,在海边看日出。
原来我和现在一样,始终都是孑然一身。
同样的无助,同样的绝望。
孩子被取出来时,没有哭。
产房里陷入一种可怕的安静,我听见医生压低了声音,语气凝重:“羊水三度污染,窒息严重,先送去抢救。”
我躺在手术台上,麻药压住了下半身所有的痛觉,却压不住胸口那阵窒息般的剧痛。
我看不清孩子的脸,只看见一团小小的、被包裹住的影子,被护士匆匆抱走。
我拼命想抬头,想再看一眼。
“别动!伤口还没缝合!”
医生用力按住了我的肩膀。
“我的孩子……还好吗?”
没有人回答我。
也许是麻醉剂量不够,我的意识一直保持着清醒。
我不敢昏过去,也睡不着。
我还没见过我的孩子,又怎么能放心闭上眼?
手术结束,我被推出手术室。
医生这才告诉我,孩子情况危急,一出生就被直接送进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长长的走廊空荡荡的,没有鲜花,没有热汤,甚至没有一句“辛苦了”。
护士将我的手机递过来,脸上带着一丝职业性的怜悯:“医院预留的你先生电话,一直打不通。”
我接过手机,屏幕上是我之前拨出的一排未接来电,收件人都是“贺临川”。
我突然觉得可笑。
他的失联计划做得真彻底,连我和孩子一起被扔在生死线上,他都没有破例。
麻药的效果渐渐退去,冷汗很快浸透了枕头。
剖宫产的伤口像是被一把钝刀反复切割,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钻心的疼痛。
护士进来换药,提醒我尽快联系家属缴费。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那边需要预存一笔费用,你孩子的情况不太好,后续可能还要上呼吸机,花费不会少。”
我点开手机银行,翻遍所有银行卡,余额加起来也不够预存的费用。
我只能再次拨打贺临川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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