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50年11月，朝鲜长津湖地区，志愿军第九兵团第20军正在严寒和山地中展开作战。战前统计显示，20军装备了316具掷弹筒，这个数字相当可观。可战后核对弹药消耗时，却发现掷弹筒弹只用了309发，损失的掷弹筒也只有6具。
装备不少，使用却不多。问题并不在于部队不会用，而在于这件曾经立过功的武器，已经逐渐让出了步兵火力支援的核心位置。
掷弹筒并非陌生装备。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步兵分队经常依靠它压制机枪阵地、射击掩体和清除近距离火力点。它重量较轻，操作简便，能够伴随步兵快速移动，在缺少火炮的条件下，确实能发挥很大作用。
我军通过缴获、仿制和生产，也逐渐装备了大量掷弹筒。到1945年底，部队拥有的掷弹筒达到4638具，而各类火炮总数仅为795门，其中还包括数量不少的迫击炮。那个阶段，掷弹筒不是普通的辅助器材，而是基层部队手中十分重要的曲射火力。
解放战争中，掷弹筒继续发挥作用。攻坚、阻击和山地作战时，它可以用较低成本打击敌方火力点。四年战争里，我军缴获掷弹筒达21462具，数量迅速增加。可武器数量增长，并不意味着它会永远占据主导地位，战场选择往往取决于性能、弹药和编制。
变化来自60毫米迫击炮。
这种迫击炮射程更远，弹丸威力更大，曲射性能也更成熟。经过缴获和仿制，我军逐渐获得了稳定的装备与弹药来源。辽沈战役前后，东北野战军缴获了大量60毫米迫击炮，东北兵工部门还具备一定生产和维修能力，部队的火力结构随之改变。
入关时，38军拥有320门60毫米迫击炮，掷弹筒和枪榴筒合计为385具；39军装备310门60毫米迫击炮，掷弹筒和枪榴筒合计305具。两组数字放在一起看，很能说明问题：掷弹筒并没有突然消失，但60毫米迫击炮已经成为同一级别、甚至更受重视的火力装备。
1948年7月至1949年6月，我军缴获的60毫米迫击炮达到13985门。装备基础形成后，统一编制也开始明确。1950年全军整编时，步兵连通常编设60毫米迫击炮排，每排3门，由专门炮手操作，并配备相应炮弹。相比之下，掷弹筒的编制地位明显下降。
但编制调整需要时间，抗美援朝战争又来得很快。部分部队手中仍然留有掷弹筒，于是出现了“有弹者保留，无弹者取消”的处理办法。这句话看似简单，背后却是非常现实的后勤判断：武器可以带上去，弹药却未必跟得上。
掷弹筒弹药不足时，筒身本身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长津湖地区山高路险，气温极低，道路运输困难，粮食、子弹、棉衣和药品都在争夺有限的运输能力。部队不可能只看仓库里有多少件装备，还要计算它能不能持续射击。
20军的情况正体现了这种矛盾。战前它有316具掷弹筒，同时还拥有约300门60毫米迫击炮。真正进入战斗后，60毫米迫击炮弹的消耗远高于掷弹筒弹，部分师的差距达到十倍以上，59师甚至超过三十倍。
这并不是说掷弹筒完全没有用。近距离遭遇战、侦察分队行动、山地据点争夺中，它仍有便携、隐蔽和反应快的优点。一些侦察部队还会额外保留掷弹筒，用来增强小分队的自卫能力。只是长津湖战役的主要火力任务，已经更多交给了60毫米迫击炮。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长津湖战役并不是单纯的步兵冲锋，而是持续多日的攻防作战。美军依靠坦克、炮兵和航空火力构成防御体系，志愿军需要用有限的炮火压制阵地、掩护冲击并打击集结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射程和威力更占优势的60毫米迫击炮，自然比掷弹筒更容易获得弹药和使用机会。
第九兵团此前没有像第十三兵团那样长期处在西线作战状态，装备调整相对滞后，20军保留较多掷弹筒并不奇怪。这更像是旧装备尚未完全退出、新装备已经成为主力时出现的过渡现象。
因此，316具掷弹筒与309发弹药之间的反差，不能简单理解为“装备闲置”或“部队不会使用”。它反映的是战争装备更替中的一个节点：掷弹筒曾经是基层部队的重要火力支柱，但到了1950年冬季，60毫米迫击炮已经在编制、性能和补给体系上占据优势。长津湖的冰雪山地，只是把这种变化表现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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