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74年9月，北京。宋任穷结束了在农场多年的生活，被通知返回首都。那时的他并没有恢复公开职务，行动也受到一定限制，妻子仍留在农场，还有专案人员随行。
这次回京，外界一度认为只是临时安排，过不了多久还要回去。宋任穷自己也明白，真正决定命运的，不是能不能进北京，而是过去那份迟迟没有定论的历史结论。
到北京后，他被安排住进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主要任务是休息和学习。国庆节前后，他又获准参加国庆宴会。这个细节释放出明确信号：组织上已经开始考虑让他重新工作。
有意思的是，信号虽然出现，具体岗位却迟迟没有下来。
宋任穷曾找邓小平谈过此事。邓小平对他说，自己负责把他解放出来，但工作安排并不由个人决定，也没有办法立即解决。话说得很直白，宋任穷听后也没有再追问。
问题的症结，很快显露出来。他的历史问题并没有完全结案，原有结论中仍留有没有处理清楚的部分。只要这份材料没有彻底解决，他就无法像普通干部那样正常任职。
因此，中组部组织学习时，宋任穷几乎每次都要参加。别人有工作可做，他却只能等待。对于一位长期担任重要职务的老干部来说，这种等待比简单的降职更令人难受，因为它意味着前途始终悬着。
转机出现在1977年春天。
张爱萍得知宋任穷仍没有工作安排后，提出可以让他出来任职。有人担心宋任穷的历史问题尚未完全查清，张爱萍却认为，调查了这么多年，不能永远没有结论，组织应当对干部负责。
这句话分量很重。
在张爱萍等人的推动下，宋任穷被安排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这个部门并不是普通工业部门，而是国防科委所属的重要单位，承担航天工业建设，并涉及导弹等国防科研生产任务。
当时的第七机械工业部经历过长期冲击，生产秩序、科研管理和干部队伍都受到影响。宋任穷面对的不是一张安稳的办公桌，而是一摊需要重新理顺的工作。
然而，任命传来后，他却没有马上表示接受。
“我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说清楚，怎么能去负责这么重要的部门？”
在宋任穷看来，带着没有结论的历史包袱上任，难免给工作留下隐患。倘若以后有人拿这件事做文章，既会影响个人，也可能影响部门决策。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继续等待结论，或者先承担工作，在工作中等待组织处理。有人劝他不要急于上任，也有人认为，国家正需要老干部出来收拾局面，不能因为材料上的尾巴，让实际工作长期停顿。
宋任穷最终接受了多数人的意见。
任职之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秩序、整顿管理和稳定队伍上。第七机械工业部承担的任务专业性很强，既要衔接科研单位，也要协调生产部门，还要处理长期积压的干部问题。对宋任穷而言，这份工作既是考验，也是一次重新证明能力的机会。
这一年并不轻松，但他的工作表现使组织上更加明确：所谓“问题没有结论”，不能成为无限期搁置干部的理由。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宋任穷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到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也成为组织工作中的重要任务。
随后，宋任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这个岗位与他过去的遭遇形成了特殊对照。过去，他因为历史结论没有处理清楚而多年没有工作；如今，他负责的组织部门，正要推动大量干部问题得到重新审查和解决。
有一件事颇耐人寻味。宋任穷任职后，辽宁省委负责人曾找他谈话，表示过去对他的历史结论存在错误，需要重新修改。按常理说，这正是他等待多年的结果。
但宋任穷的态度却很平静。他说：“我已经是中央委员，又担任了中组部部长，组织上对我的使用，已经说明了问题。其他同志等不起，我的问题可以放到后面。”
这不是不在意，而是他把事情分出了轻重缓急。大量干部仍在等待公正结论，若中组部部长先处理自己的材料，容易引发不必要的议论。对宋任穷来说，先把别人的问题解决，显然更重要。
不过，地方组织并没有因为他这样说，就把这件事搁下。历史结论涉及干部政治生命，也关系组织工作的严肃性，不能因为本人暂时不追究，就长期保留错误材料。
1980年初，辽宁方面对宋任穷的历史结论作出修改，随后报请中央审查。中央同意了这一处理意见。那份困扰他多年的材料，至此才真正得到组织上的正式纠正。
从农场回到北京，从长期等待到主持组织工作，宋任穷经历的并不是简单的职务升降。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组织使用、实际工作与历史结论之间，终于不再彼此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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