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49年12月，四川巴中以北的山路上，国民党第127军军长赵子立率部陷入困境。几天前，他还在设法维持部队，此时却不得不面对起义、改编以及个人过往留下的麻烦。
赵子立最终宣布投诚。第127军约两万人走上了新的道路，原部队团以上军官被安排到蓬溪学习。对这些军官来说，身份变了，旧账却没有因此消失。
韦杰当时负责接收和整顿相关部队。12月底，他带赵子立前往成都参加投诚军官会议。车子驶在崎岖道路上，赵子立坐在后排，身上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黄色呢子大衣，韦杰则习惯性地坐在前排边座。
路上，两人谈到成都。赵子立说：“成都平原富庶，诸葛亮当年辅佐刘备据有蜀中，正是看中了这里的条件。”韦杰没有多说，只望着车窗外的景色。对刚刚经历战事的部队而言，成都不只是目的地，也是旧秩序即将结束的地方。
把赵子立送到会议地点后，韦杰前往十八兵团部开会。散会时，天色已经不早，他对身边的谢维汉说：“进城一趟不容易，买几条毛毯吧，四川潮湿，部队里有人用得上。”
韦杰一向不把钱放在身上。并非没有条件，而是他长期保持着节俭习惯。旧料行里找到的三条俄国产毛毯拿回来后，他挑走了最旧的一条，把较好的两条递给谢维汉。
“你年纪大了，留一条，另一条给郭林祥。”
谢维汉觉得不合适，想把新一些的毛毯还回去，韦杰抬手挡住了：“旧一点也能用。”
这件小事并不显眼，却反映出韦杰处理公私关系的尺度。对自己，他能省则省；对身边同志和普通工作人员，只要确有困难，往往愿意主动帮忙。后来，他的女儿回忆，家中炊事员吕师傅遭遇火灾，韦杰不仅带头捐出衣物被褥，还替他设法联系了收入更高的工作。
然而，体恤别人，并不等于迁就错误。
赵子立部队在整训期间，军官们一直为一笔旧款项争执不休。事情发生在此前：第127军曾领到一笔购置大衣的经费，按规定，每名校级军官应得三块大洋。钱发下来之后，这笔款项却没有真正落到个人手中，军官们认定是赵子立将钱截留。
这不是普通的口角。部队长期在战场上奔波，冬季行军缺衣少被，几块大洋关系到一件御寒大衣，也关系到军官们对旧长官最后的判断。起义之后，他们不愿把这笔账糊里糊涂带过去，纷纷要求赵子立到蓬溪说明白。
赵子立听说后不愿前往。此时的他，家属又被控制在别处，和妻儿失去联系，个人处境十分艰难。韦杰可以理解他的遭遇，却没有把遭遇当成逃避责任的理由。
他找到赵子立，语气严厉：“你必须跟我去蓬溪，把事情讲清楚。我亲自陪你去还款。”
赵子立没有选择余地。韦杰带着他赶到蓬溪，将相关军官集中起来，当面说明情况，并明确表示，这笔钱必须偿还，不能因为部队投诚、人员改编，就把旧账一笔勾销。
在韦杰和赵子立作出保证后，军官们的情绪才逐渐平静。处理方式看似简单，实际却抓住了关键：人民军队接收起义部队，接收的是人员和武器，更要接收纪律，不能只讲宽大而不讲原则。
韦杰的态度，也与当时对贪腐问题的处理一脉相承。1949年前后，人民政权对贪污腐败采取严厉立场，哪怕当事人有战功、有伤疤，也不能以功劳抵消罪责。肖玉璧因贪污三千多元被判处死刑，毛泽东还提到黄克功案件，明确支持依法判决，正说明纪律面前不能搞特殊。
赵子立的问题解决后，韦杰又接到部队报告：成都接收了国民党军一个汽车连，共有五十多辆汽车，连同司机和家属约百余人。人员刚转过来，吃饭便成了急事。韦杰从部队带来的钢洋中取出一部分，给每人发了一块，先让他们把眼前的生活维持下来。
事情办妥，韦杰登上吉普车返回川北。成都只停留了很短时间，但那趟车上带来的不只是一个投诚军官，还有一笔必须偿还的旧款，以及一条不能含糊的军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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