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3年，北京紫禁城，溥仪下令驱逐太监，宫门内外一片忙乱。有人抱着铺盖离开，有人跪地哀求，也有妃嫔身边的太监被重新召回。多年以后，这些人陆续留下回忆，才让后人看见：宫廷生活并不只是戏台上的华服与阴谋，也有一套细密得近乎苛刻的规矩。
收入并非传说中一概微薄。清宫旧制下，普通太监每月有银两、口粮和制钱，逢春节、端午、中秋以及皇帝生日，还可能得到赏钱。赵荣升等人的回忆提到，低等太监一年所得，合计大约四十两白银，另有米和制钱。
这笔钱放在当时，不能说少。对许多出身贫寒的孩子而言，进宫至少意味着有饭吃、有地方住，生病时也有一定照应。宫里各处实行集体用餐，平日还有上层宫室分下来的点心和菜肴。吃不完的东西，有时会交给出宫办事的人带走。
但这种“过得去”，只属于底层生活。太监之间等级分明，职位越高，待遇越厚。普通太监称上级为师傅，同辈之间多以“爷”相称，直接喊“太监”并不受欢迎。服侍主位的人，还要熟悉衣食起居、传话办事和宫中禁忌，稍有差错，便可能挨骂受罚。
规矩细到跪拜姿势。新进宫者要学习先跪哪条腿，衣袍不能压在膝下，主子问话时什么时候抬头，目光落在哪里，都有人专门教导。礼数不是表面功夫，而是宫廷秩序的一部分。
有意思的是，回忆录中对“主子”的称呼，与后来的影视剧并非完全不同。太后、皇后、妃嫔等女性主位，太监私下常称为“女主”或“小主儿”。梳头、传膳、整理衣物，本该由宫女承担的事务，清宫中却往往由太监完成。
敬懿皇贵妃身边，曾有大批太监服侍。刘兴桥、赵荣升、冯乐庭等人的记录显示，宫中女主身边的太监数量，有时远多于宫女。他们不只负责杂役，还要讲故事、说笑话，甚至模仿猫叫狗叫，以供主子消遣。
这并不代表她们每天都过得轻松。清末宫中不少妃嫔长期守寡，活动范围又被严格限制，身边熟悉的太监便成了传话、办事和解闷的人。相处日久，主仆之间难免形成依赖。1923年太监被大批赶出宫时，一些宫室缺少人手，妃嫔又设法留下或召回部分旧人。
宫里有饭，有钱，也有人情往来，可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残酷前提上：进宫之前，必须先完成净身。
马德清的经历尤其令人难以忘记。他出生于河北青县，家境贫寒。当地有些人把进宫当成改变家境的办法，他的父亲听说亲戚李玉廷当太监后置办了田产，便决定让年仅九岁的儿子走同一条路。
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1905年，马德清在家中接受净身。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麻醉和完善的止血条件，手术器具极其简陋。伤口处理后，还要插入管子，防止愈合后无法排尿。
他后来回忆：“我不是害羞，实在是太痛苦了。”这句话很短，却比许多夸张描述更沉重。术后，他被要求长时间仰卧，不敢翻身，大小便都要在床上解决。伤口换药时，疼痛会牵动全身，稍微欠一下身子，都可能疼得发抖。
一百天。
这是马德清记忆中最漫长的一段日子。所谓药物，不过是白蜡、香油、花椒粉之类的东西。换药并不是治疗意义上的轻松护理，而是一次次撕扯伤口。九岁的孩子并非不想动，而是根本不敢动。
任福田、池焕卿等人的回忆，也印证了当时净身条件的艰苦。即便是专门从事此业的“毕五”和“小刀刘”，手艺相对熟练，仍缺乏可靠的止痛和止血手段。刀具在火上烧过，便算作消毒，疼痛只能硬扛。
马德清养伤数年后，才经人介绍进入宫廷。那个替儿子做出决定的父亲，后来离开家庭，净身并没有给这个孩子带来真正的保障，却使他终身承受身体与身份上的创伤。
清宫旧档和民国时期的文史资料，往往记录制度与人物；这些太监的回忆，则补上了另一面：他们如何学规矩，怎样领月银，如何在主子身边当差，又怎样记住那场无法从身体上抹去的手术。
《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七辑收录的十五篇相关回忆，大多由年近七十的当事人亲述或口述整理。那时清朝已经覆亡多年，宫门内的称谓、饭食和赏赐，早已成为旧制度的残片；唯独净身留下的疼痛，仍被他们清楚地记在一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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