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3年，广州上空，毛泽东乘坐的飞机迟迟没有出现在返京航线上。北京机场的刘亚楼盯着乌云，几次走进塔台询问情况。那一刻，他这个空军司令员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挨批评，而是飞机上的毛泽东是否平安。
新中国成立初期，航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飞行器材主要依靠苏联援助，飞行员队伍也刚刚建立。出于安全考虑，中央对毛泽东乘坐飞机一直比较谨慎。可毛泽东事务繁多，飞机速度快，能够节省大量时间，因此多次提出乘机出行。
每逢接到这样的要求，刘亚楼总要想办法劝阻。他并非不愿执行，而是清楚当时的空军经不起任何差错。飞机性能、气象条件、机组经验，哪一项都不能含糊。毛泽东问得多了，刘亚楼便常说：“飞机和人员还要再检查。”
有一次，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刘亚楼，明确表示要乘飞机前往广州。刘亚楼仍拿飞行安全作理由，毛泽东却笑着说：“你说飞行员不行，可我见过他们，明明都能独立执行任务。”
刘亚楼只好改口，说飞行员没有问题，主要是飞机条件还不够理想。毛泽东听后直接表示，空军有什么飞机就坐什么飞机。电话挂断后，刘亚楼立即向周恩来报告，请总理一同把安全工作做细。
这次航行使用的是苏制里二飞机。刘亚楼亲自挑选机组，检查飞机，试飞后还采取了严格的封存措施。毛泽东登机后兴致很高，飞机遇到气流颠簸，他仍在机舱内走动。刘亚楼看着周围人紧张的神情，只能提醒主席坐下休息。
抵达广州时，毛泽东对飞行速度颇为满意。可返京途中，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河北上空出现大面积雷雨云，云层高度远远超过里二飞机的升限，飞机无法直接穿越，只能寻找边缘绕行。
偏偏雷电干扰了通信设备，地面一度无法与飞机取得联系。刘亚楼已经提前回到北京，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往指挥位置。他不断查看时间和天气，要求塔台持续呼叫，哪怕只能得到一点微弱回应，也不能停止。
一个多小时后，飞机终于从云层边缘飞来并安全降落。刘亚楼冲到舱门前，连声询问主席是否平安。毛泽东走下飞机，握住他的手说：“这回你不能再说飞行员不行了吧？”刘亚楼回答：“飞行员当然行，可我刚才确实捏了一把汗。”
这件事说明，刘亚楼所谓的“唱反调”，很多时候并不是对上级决定抵触，而是坚持专业判断。空军是技术性极强的军种，训练周期、事故规律和装备性能，都不能靠口号改变。越是重大任务，越不能用表态代替准备。
在空军建设中，他曾反对把《人民空军》办成简单的时事新闻汇编。报纸半月出版一次，国内外新闻早已由《人民日报》等报刊及时刊发，重复刊登意义不大。刘亚楼主张把篇幅用来解决空军训练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这一意见后来得到中央军委认可。
类似的争论还出现在俄文翻译人员的使用上。中苏关系出现变化后，有关部门要求调整学习俄文的人员。刘亚楼没有立即下发文件，因为空军仍需要翻译专业资料、掌握苏联航空技术。他坚持认为，政治关系变化不等于技术知识失去价值。
面对质问，刘亚楼没有绕弯子，只解释空军工作的实际需要。毛泽东了解这一情况后，并未简单追究，曾表示空军的事情可以让刘亚楼多作主。这里的“作主”，并不是取消组织原则，而是承认专业部门应当对本领域负责。
更让刘亚楼不能容忍的，是训练中的浮夸风。有人提出一天翻译数万字，还把这种脱离实际的做法当成先进经验。刘亚楼看到宣传材料后，要求停止传播，并批评这种做法违背基本规律。对飞行训练，他同样坚持稳步推进，反对盲目增加飞行时间、压缩地面准备。
当事故增多时，他亲自查看现场，分析失事原因。飞行员牺牲，飞机损失，任何一项都不是“大胆”二字可以掩盖的。一次飞行单位削减地面训练、急于增加空中训练，刘亚楼连夜赶到现场，强调飞行训练是一门科学，不能拿人命和国家装备去冒险。
他的说话方式很硬，甚至在党委会上被人批评为“家长式作风”。有人把争议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刘亚楼再次受到询问。他仍坚持自己是在维护科学训练，不肯为了缓和气氛而承认并不存在的错误。
这次谈话并不轻松。周恩来、罗荣桓、罗瑞卿等人了解刘亚楼的性格，也知道他并非谋求个人权力，只是对空军建设过于认真。毛泽东后来表示，刘亚楼的本意是为了空军，既然他熟悉空军，就让他说去吧。
1960年底，空军“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刘亚楼没有等到空军建设完全成熟，便因病离开岗位。1965年5月7日，他在上海病逝，终年55岁。此前，他长期兼任空军司令员、空军党委书记，并参与国防科研和航空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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