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乾隆二十六年，京城翰林院检讨范家相接到家书，得知母亲病重，家里催他尽快回乡。偏偏就在这时，他刚通过京察一等，正处于可能升迁的关口。
“母亲病重，怎能不回去？”
“可一旦离京，仕途也许就要耽搁。”
这份迟疑，并非不孝，而是清代官员请假制度带来的现实压力。对普通人而言，请假只是暂时离开职守；对官员来说，它往往牵涉俸禄、职位，甚至日后能不能重新入仕。
清代官员的假期，大体分为病假与事假，但两者的处理办法并不一样。病假重在核实病情，事假则要审查理由、任职年限以及手头是否有未完公务。
京官请病假，品级不同，程序也有差别。三品以上官员，通常先向本衙门堂官呈报，再由堂官转奏皇帝。三品以下官员则要向吏部递交呈文，说明病情和请假原因，由相关司员询问核查，之后按期汇总上报。
这套程序看起来繁琐，实际是为了防止官员借病脱身。清代官场中，真正患病、年老体弱者不少，但借请假逃避差事、躲开任用的情况也并非没有。因此，朝廷不会只凭一纸呈文就立即准假。
汉官获准回籍养病后，最关键的变化是“开缺”。所谓开缺，就是原来的职位不再为他保留，吏部可以另行补授他人。病假期间，通常也没有原职俸禄可领。病愈之后，官员不能简单回到原衙门，而要重新等待吏部铨选，进入候补状态。
这才是请病假真正沉重的代价。少领几个月俸禄，或许还能设法应付；但一旦开缺，日后何时补用就很难说。清中期以后，候补一两年并不罕见，拖上五六年的情形也可能出现。对一个已经在仕途上站稳脚跟的官员而言，这相当于前程被按下了暂停，却没有明确的恢复日期。
满洲文职官员在这方面往往享有较宽的待遇。按相关规定，确实患病者可以酌情给假，在家调治六个月。六个月之内，俸禄照发，原有职务也可保留。若期满仍不能赴任，才可能停发俸禄并办理开缺。
即便开缺，满官通常也不像汉官那样立即陷入漫长候补，而是在原衙门继续行走，等病愈后再恢复职务。这样的差别，不只是请假待遇不同，更反映出清代官僚体系中族群身份与仕途保障的差异。
地方官请病假，也不是自行决定。总督患病，通常由巡抚代为奏报；巡抚患病，则由总督上报。布政使以下官员，多由督抚派员验看，确认确实需要休养后，才准其回籍或留在本省调治。
如果地方官在规定期限内痊愈，仍有机会按照原官补用。但在回籍期间，汉官还要接受地方督抚监督。若利用养病之机在原籍营私、滋事，可能受到革职处分；地方官明知其有问题却隐瞒不报，也要承担降级调用的责任。
事假比病假更难批准。回乡祭祖、省亲、结婚、修墓、迁葬，都有具体限制。通常要先满足“历俸”条件，也就是在职任满一定年限。祭祖一般要求历俸十年以上，省亲六年以上，迁葬五年以上，婚假则另有相应期限。
假期也不是想请多久就请多久。省亲、祭祖大致给假二十天，修墓、迁葬约一个月，回乡娶亲可给四个月，但这些多指净假，官员往返所需的路程时间还要另行计算。
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任职年限达到要求，官员也未必能够获准。若他已经列入吏部升迁名单，或者手中有重要差事尚未办完，事假往往会被限制。朝廷既要顾及人情，也不能让官员借回乡之名耽误政务。
探望患病父母，是事假中的特殊情形。清代以孝治天下，官员侍奉父母具有明确的伦理正当性，因此这类请假不完全受“历俸”约束。不过，为防止有人把它当成逃避任职的办法，官员一旦回籍，通常要开缺，回来后再由吏部补用。
其中的漏洞也很明显。有人在铨选时遇到偏远、清苦或不受欢迎的职位，便以父母有病为由请假。父母病情究竟如何，外人很难判断，制度执行自然容易出现弹性。
到了晚清，政局动荡，官场秩序也受到冲击。部分官员动辄以请假为名离开岗位，既有身体原因，也有规避差事、躲避风险的考虑。于是，请假不再只是个人休养问题，而逐渐成为观察官员待遇、职位保障与行政控制的一扇窗口。
对范家相而言，回乡侍母或许是人伦所迫；但在清代官场规则下，这一步也可能意味着失去原职、停发俸禄，并重新等待吏部安排。官员请假有没有俸禄，岗位是否保留，答案从来不是一句“准假”就能概括的。身份、品级、假由和制度时势，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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