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专家：不到30年，第一个自然走向毁灭的发达国家将出现？

以色列经济学家曾给出的预测极具颠覆性——不到30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然走向毁灭"的发达国家可能就会出现。

而放眼全球，当下正在韩国发生的一切，恰恰为这一警告提供了最直观的现实样本。

当下正在韩国发生的事情，堪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

过去数十年间，韩国的生育率——即每位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年复一年地持续下降。到2024年，韩国不仅拥有全球最低的生育率，而且很可能创下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和平社会所记录到的最低生育率。

要维持一个社会的人口稳定，生育率需要保持在每位女性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水平。若高于2.1，人口便会增长；若低于2.1，在没有外来移民补充的情况下，人口便会萎缩，且生育率越低，萎缩越剧烈。

韩国的生育率早在40年前的1984年就首次跌破了2.1的更替水平，这在当时并不算稀奇，因为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比韩国更早跌破这一警戒线。

真正前所未有的，是韩国生育率跌破更替水平之后所发生的事：它并未止步，而是逐年继续下滑。

到2013年，韩国的生育率已经降至全球最低，平均每位女性一生只生1.2个孩子。此后，它出人意料地继续下探。2019年，韩国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一个生育率跌破1的国家，降至0.9。此后仍未止步，每年都创下新的历史低点。

到2024年，全国生育率已经降至0.68，这是除大规模战争、瘟疫和饥荒之外，大型人类社会所记录到的最低水平。

这意味着，今天每100名处于生育年龄的韩国居民，一生中总共只会生育大约34个孩子；如果生育率维持不变，这34个孩子将只生下不到12个孩子，而这12个孩子只会生下约4个孩子。也就是说，三代之后韩国年轻一代的规模，只有当下年轻人的4%左右。

这意味着在21世纪剩下的时间里，随着自然死亡的老人越来越多、新生儿越来越少，韩国人口将出现全面崩塌。

值得留意的是，那位发出"发达国家自然毁灭"预警的以色列专家所面对的国情，与韩国截然不同。数据显示，如今普通的以色列世俗家庭一般能生两个孩子左右，这在发达国家里已属佼佼者，全国平均生育率甚至能达到3上下。

表面看，以色列似乎和"人口崩塌"毫无关系。然而经济学家真正忧心的，并不是整体的出生数字，而是内部结构的严重失衡——一个高生育却几乎不劳动、不纳税、不服兵役的极端正统派群体正在急剧扩张，一个承担着国家绝大部分税收和生产的世俗中产群体，正在被逐步稀释。

韩国生育率下滑的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对比，美国在19世纪初的生育率约为每位女性6个孩子，从那时起花了大约170年才逐步下降到1970年代的2.1更替水平以下。

而韩国在1960年的生育率同样约为6个孩子，但只用了60年就从6急剧跌至2020年的0.8。在同样的1960年到2020年间，美国的生育率仅从约3缓慢下降到1.7。

正因如此，韩国人口几乎可以确定在2020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的5184万人。2021年，韩国出生人口首次少于死亡人口，进入持续的人口负增长通道。

按目前的轨迹推算，到本世纪末，韩国总人口很可能只剩下不到2000万，而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将是失去劳动能力的高龄老人。

整个国家的劳动力结构、财政系统与养老体系都会被这一趋势撕得粉碎。

要理解韩国为何走到今天这一步，就必须回到那些看似琐碎、却层层叠加的现实压力上。

首先是被推得越来越晚的结婚年龄，40年前的1985年，韩国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4岁；到2007年，晚了整整4年，达到28岁；到2024年，又晚了近4岁，达到32岁，位居全球最晚之列。韩国男性目前平均要到34岁才结婚。

因此，韩国夫妻普遍在人生较晚阶段才有孩子。由于韩国几乎没有婚外生育的传统，非婚生育至今仍被视为一大禁忌，因此该国非婚生育率也是全球最低之一——2020年韩国非婚生育比例仅为2.5%，而美国同年高达40.5%。

这意味着，既然大多数韩国人要到30岁出头甚至更晚才结婚，而婚外生育又几乎不存在，那么几乎没有人在30岁前生孩子；而且一旦夫妻离婚，生育的可能性更低。

韩国的离婚率也已跃居全球最高之列——2019年，韩国婚姻中约47%以离婚告终，居经合组织第13位，略高于美国。

以色列面临的困局，恰恰是与韩国"晚婚不生"相反的另一种极端。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政府每年发放给极端正统派群体的直接生活补贴、市政税减免以及各种名目的折扣加在一起，已经是一笔令国库不堪重负的开支。

而权威测算指出，以色列全国93%的个人所得税，是由收入最高的那20%人口缴纳的，这20%里几乎不包含高生育率的极端正统派家庭。一个不纳税的群体在人口比例上迅速膨胀，一个撑起整个国家财政的群体则在相对萎缩，这种"倒金字塔"式的变化，被认为可能比战争更致命。

除了晚婚和极低的非婚生育率，韩国男女之间的政治观念差距也在加剧。

《经济学人》2024年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20至29岁的韩国男性中自认保守的比例，比同年龄段女性高出7.4个百分点。民调还发现，80%的20多岁韩国男性认为男性在韩国受到歧视；而只有30%的同龄女性认同这一看法。

在以色列，长期的军事冲突同样在挤压年轻家庭的生活空间。

据统计，这场旷日持久的对抗总成本早已突破1万亿谢克尔大关，相当于把国家一半的GDP直接烧掉。

总体而言，韩国面临的人口灾难是一个多面向的复杂问题，要扭转局面需要极大的努力，需要从根本上重塑整个经济和社会。

包括彻底改变工作文化，解决住房与教育负担，弥合男女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大幅提高自动化水平，接纳数百万新移民，显著提高退休年龄，或以上多种举措的组合，甚至还需加入更多新的思路。

因为如果什么都不做，将会是一场历史级的悲剧——韩国以人类历史上最迅速、最惊人的经济奇迹之一让数百万人脱贫，最终却付出没有任何人来继承这一切的代价。

以色列全国生育率虽然亮眼，但那份亮眼掩盖了一个残酷事实：在5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口中，极端正统派哈雷迪人只占6%，而在最年轻一代里，这一比例已经飙升到26%左右。

更让经济学家坐立不安的是，哈雷迪家庭的平均生育率高达惊人的6.8个孩子，几乎是世俗家庭的三倍以上，而这个群体又长期不参与劳动市场、不服兵役，主要依赖政府补贴度日。

反观世俗中产，尤其是承担全国93%所得税的那20%高收入人群，正在因高房价、兵役压力和长期战争负担而选择晚婚少生，甚至举家移居海外，人口比例被不断压缩。

一边是靠财政"输血"却疯狂繁衍的封闭群体，一边是撑起整个国家却选择"关灯生活"的纳税主力，两条曲线一旦交叉，整个国家的税基、军队与创新能力都会被同时抽空。

以色列专家给出的时间表极具颠覆性：不到30年，世界极有可能亲眼见证一个不靠战争、不靠瘟疫、不靠饥荒，仅凭内部人口结构就自然走向毁灭的发达国家诞生。

韩国揭示的是"生育率跌到谷底"的可怕，以色列担忧的则是"生对了人却错在了结构"的可怕，两条路径殊途同归——都在提醒世界，人口一旦失衡，比任何外敌都难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