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的故事》：当科学撞上谣言，拯救生命的反而成了“罪人”？

你印象里第一次打疫苗是什么时候？相信很多人都答不上来。从出生的第一针开始，疫苗就成了我们人生里的 “健康标配”，平常到我们几乎不会留意它，更不会去深究父母那辈人嘴里常念叨的“出疹子”、“痄腮”、“长水痘”等等，能让一整个院子的小孩全部倒下的传染病，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代，好像集体哑了火，从生活里彻底消失了？它们不是凭空蒸发的。那些我们早已淡忘的、儿时挨过的预防针，正是挡住这些烈性传染病的屏障。而在这场围剿传染病的漫长战役里，站着一位不为人知的巨人。这个人一生带领团队研发了超过40种疫苗，全球14种儿童必打疫苗里有9种是他的发明，他每年挽救的生命以百万计，《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评价他"拯救的生命也许比历史上其他任何科学家都多"。他就是莫里斯·希勒曼，被誉为"现代疫苗之父"的传奇科学家。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就是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纪实"系列中的《疫苗的故事》。作者保罗·奥菲特本身就是一位疫苗专家、儿科医生，他曾与希勒曼并肩工作，在这位伟大科学家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深入访谈，写下了这本既是个人传记、也是200年公共卫生史的作品。

下面，我们将从以下三个部分为您解读这本书。

1.从农场少年到科学家

1919年，希勒曼出生于美国蒙大拿州的一个农场。然而，在他出生第二天，母亲便因难产离世，双胞胎姐姐也未能保住，这让希勒曼自幼便深刻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也埋下了他对抗疾病的种子。此外，希勒曼从小在农场长大，每天和牲畜、家禽打交道，他渐渐对生物学产生了一种最朴素、最接地气的兴趣。凭着这股好奇心和韧劲儿，他考上了芝加哥大学，师从病毒学泰斗威廉·梅斯特。在那里，他系统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观察、提问、验证。这套严谨的科学方法，加上童年对生命的敬畏，成了他日后攀登科学高峰的坚实基础。

毕业后，希勒曼进入施贵宝公司研发流感疫苗。当时的流感疫苗有个老大难问题：过敏。因为疫苗是用鸡蛋培养的，里面难免残留鸡蛋蛋白，很多人打完起疹子、发痒，大家都觉得这是没办法的事。但希勒曼没妥协，他反复试验，终于改良了生产工艺，大幅降低了疫苗的致敏性。这是他第一次展现出科学家的洞察力：别人眼里的"无解"，在他看来只是还没找到办法。

希勒曼

1941年二战爆发，希勒曼加入美国陆军，负责监测流感病毒变异。那时的流感疫苗总是头一年还管用，过两年就"失灵"了。希勒曼直觉认为问题出在病毒身上。他收集了大量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的病毒样本，逐一比对，终于发现：流感病毒每年都在发生微小变异，就像不断换造型，让免疫系统认不出来。他把这个现象命名为"抗原漂移"。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流感防控。既然病毒年年"换脸"，疫苗就得年年更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每年秋天都要打一次新的流感疫苗。

2.走上科研巅峰

1957年至1980年，是希勒曼科研生涯的巅峰时期。他先后攻克了腮腺炎、风疹和乙肝三大疫苗难题，每一次都不仅是科学上的突破，更伴随着情感与伦理的双重考验。

1963年，希勒曼五岁的女儿杰里尔·林恩患上腮腺炎。作为父亲，他心中自然担忧；但作为病毒学家，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难得的活体样本。他立即前往药店购置采样工具，从女儿的咽喉处采集了病毒标本。这一做法后来成为疫苗史上著名却颇具争议的事件。有人认为此举不近人情，女儿生病仍想着采样。但希勒曼表示，他从未有过犹豫，因为他看到的不仅是自己的女儿，更是每年数十万可能因腮腺炎后遗症而失聪或丧失生育能力的儿童。此后，他将从女儿身上分离的病毒株逐步减毒驯化，培育成安全的疫苗株，并以女儿的名字命名为"杰里尔·林恩"株。1967年，腮腺炎疫苗获批上市，全球发病率大幅下降。

腮腺炎疫苗研制成功后，风疹疫情又接踵而至。风疹本身症状轻微，但孕妇感染后可能导致胎儿先天性白内障、耳聋、智力障碍等严重缺陷。希勒曼临危受命，却面临一个伦理难题：培养风疹病毒所需的WI-38细胞系，来源于一次合法堕胎的胎儿肺组织。在他看来，和伦理争议相比，拯救生命更为重要，希勒曼最终还是选择使用该细胞系。疫苗成功问世后，先天性风疹综合征几乎绝迹，但相关的伦理争议直到今天还没停止。

希勒曼和助手

难度最大的是乙肝疫苗。当时科学界普遍认为，乙肝病毒无法在实验室培养，传统路径行不通。希勒曼提出新思路：既然无法培养完整病毒，何不直接提取病毒表面的抗原？他决定从乙肝携带者的血液中提纯这种抗原。这一想法在学术界引起巨大争议，从人血中制备疫苗的安全性遭到广泛质疑。希勒曼顶住压力，经过严格的灭活、提纯和大量临床试验，最终以确凿的数据证明了方案的可行性。世界上第一支乙肝疫苗由此诞生，同时也是人类首支能预防癌症的疫苗。此后，基因重组的第二代疫苗问世，渐渐彻底摆脱了乙肝疫苗对人血的依赖。

3.晚年的困境与争议

如果说前二十年是希勒曼的科研巅峰，那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则充满了无奈与沉重。这位科学巨人面对的不再是病毒，而是复杂的人性与世俗偏见。

第一重困境来自商业利益。1970年代末，希勒曼想要推行水痘疫苗，这个疫苗在技术上早已成熟，但董事会却提出了种种质疑。水痘大多能自愈，家长愿意花钱吗？疫苗需要超低温冷链，成本太高，可能亏本；还有打了会不会增加成年后带状疱疹的风险？换作别人可能就放弃了，但希勒曼没有。他用了近二十年，反复组织临床试验，用数据逐一回应质疑。即便退休后，他仍在为这支疫苗奔走。直到1995年，水痘疫苗终于获批上市，发病率大幅下降，所有担忧都被事实击碎，希勒曼用二十年的耐心和数据战胜了资本源于商业利益的短视。

第二重困境更为沉重。1998年，英国医生韦克菲尔德在《柳叶刀》发表论文，声称希勒曼研发的麻腮风疫苗会导致自闭症。79岁的希勒曼公开驳斥，指出研究样本量过小、缺乏对照组、无法证明因果关系，这篇论文后来也被证实严重造假。可在恐惧面前，逻辑显得不堪一击。疫苗接种率骤降，已被控制的麻疹卷土重来，甚至有孩子因此丧命。而这位一生都在救人的科学家，晚年竟收到了反疫苗群体的死亡威胁。

2005年，希勒曼去世，享年86岁。令人唏嘘的是，他直到去世前也没能亲眼看到论文被撤稿，也没能看到疫苗被彻底平反。他战胜了病毒的千变万化，扛住了商业利益的多年围堵，但最后，却倒在了人心因恐惧而产生的误解里。科学可以击败疾病，但要击败误解和偏见，或许需要更久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