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赴新疆支教7年未归，丈夫去找她，校长说：她4年前就回城了

妻子赴新疆支教7年未归，丈夫去找她，校长说：她4年前就回城了

七年的等待

那封信我读了一百遍。

信纸是淡蓝色的，边角卷得厉害，被我从信封里抽出来又折回去，折回去又抽出来。上面的字我闭着眼睛都能默写出来，但每一次重新打开，我还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志远，我申请了去新疆支教，三年。这边需要老师，我是党员，应该去。你照顾好自己和妈，等我回来。”

七年前的那个春天，陈月如就是把这封信放在餐桌上走的。信封压在我那只缺了口的青瓷茶杯底下，茶杯旁边还有她没喝完的半杯豆浆。我那天早上去了趟建材市场，回来的时候豆浆已经凉了，信纸被窗户缝里吹进来的风掀起来一角，一掀一掀的，像在跟我说再见。

我捏着那张信纸在客厅里站了很久。窗外的梧桐树刚冒了新芽，嫩黄嫩黄的一小片，阳光从枝丫间漏进来，照在信纸上，陈月如的字迹娟秀清瘦，跟她的人一样。

她走得很突然。前一天晚上还跟我商量周末去郊外看桃花，说城南那片桃林开得正好，她想去写生。我说明天吧，明天我请半天假陪你去。她说好，然后就去收拾画具了。画具现在还放在储物间的架子上，蒙了厚厚一层灰，几管颜料干成了一坨，画笔的毛硬邦邦地戳着。

第二天她就走了，带着一个行李箱、一个画夹，还有我塞给她的那张银行卡。卡里有两万块钱，是我攒了半年准备换新空调的。后来我发现她把卡留在了茶几上，底下压了张字条：“我有工资，你留着用。”

我追到火车站的时候，火车已经开了。售票窗口的大姐查了半天，说去新疆的票确实卖了一张，早上七点半的，硬座，四十多个小时。

“她一个人去的？”我问。

“一个人。”大姐说，“背着个大画夹，挺好认的。”

我站在火车站广场上，头顶的天灰蒙蒙的，人来人往推推搡搡。我攥着那张字条，忽然觉得特别荒唐。结婚七年了，她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留两封信。我是她男人，不是她房东。

但是陈月如就是这样的人。她心里装着事，永远先自己扛着，扛不住了才告诉我。大学的时候她参加支教团去大凉山，去了一个学期，走了之后才跟我说。我在学校找了她半个月，最后她同学把她的联系方式给我，我才知道她已经在大山里面给孩子们上美术课了。

“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

“说了你肯定不让我去。”

她说得对，我肯定不让她去。热恋中的男人，哪里舍得女朋友跑到千里之外的大山里。但她去了，而且回来之后瘦了八斤，晒得黑黝黝的，笑起来牙齿白得晃眼。她给我看那些孩子的画，歪歪扭扭的线条，涂得乱七八糟的颜色，但她一张一张地翻给我看，说这个孩子画了家门口的河，那个孩子画了妈妈的背影，眼睛里亮晶晶的。

“志远，那些孩子从来没上过美术课。他们连水彩笔都没有，就用铅笔头在作业本背面画。我走的时候他们都哭了，说老师你别走。”

那天晚上她跟我聊到很晚，说了很多山里的事，说那些孩子每天走两小时山路来上学，说有个小女孩把省下来的鸡蛋给她当早饭。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在笑，但我知道她心里疼。

那时候我就知道，陈月如这辈子不可能只待在我身边。她的心大，装得下很多东西。

但那次她只去了一个学期。这次一去就是三年，而且走之前连声招呼都没打。

最初的几个月，她每周都打电话回来。

新疆的信号不好，电话里经常滋滋啦啦地响，她的声音断断续续的，有时候一句话要重复好几遍我才能听清。她说她在一个叫阔什塔格的小镇上教书，镇子特别小，就一条街，走十分钟就到头了。学校里只有六个老师，教着从一年级到初三的一百多个学生。她教美术和语文，还兼着教音乐，因为她会弹一点电子琴。

“这边的孩子特别淳朴，”她在电话里说，“上课的时候眼睛瞪得圆圆的，生怕漏掉一个字。志远你知道吗，好多孩子连县城都没去过，他们问我北京是不是比天上的云还远。”

我说你别光说孩子，你也说说你自己。住的地方怎么样？吃得惯吗？冬天冷不冷？

“都挺好的。”她总是这么回答，“学校给我分了间宿舍，虽然不大但收拾收拾挺温馨的。食堂的饭有点咸，但习惯了就好了。冬天是冷，零下二十多度呢，不过他们有火炉子，烧煤的那种，我第一次自己生炉子熏了一屋子烟，把隔壁张老师笑坏了。”

她在电话那头笑，我在电话这头听着，心里又酸又暖。她还是那样，什么事到她嘴里都是“挺好的”，再苦再难都能找出点乐子来。

挂了电话我就去阳台抽烟。那段时间我开始抽烟了，以前不抽的，但是家里突然空了，陈月如的衣服还挂在衣柜里，她的画笔还在架子上，她养的那盆绿萝因为没人浇水蔫了一半。我每天下班回来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心里没着没落的，就学会了点根烟在阳台上站着。

我妈打过几次电话来问月如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她去支教了，三年。老太太沉默了半天：“支教是好事……但你俩都三十多了，孩子的事……”

“妈，您别催了，等她回来再说。”

“等三年？月如都三十五了，再等三年……”我妈没把话说完，叹了口气挂了。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我跟陈月如结婚七年，一直没有孩子。不是不想要，是要不上。我们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两个人都没问题，可能只是时机没到。陈月如嘴上说不急，但我有时半夜醒来，看见她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发呆，手里翻着一本育儿杂志。

她想当妈妈，我知道。但她从来没在我面前抱怨过，也没在我妈面前表露过什么。她总是笑呵呵地说“缘分还没到”，然后把话题岔开。

所以她去新疆支教，我心里不是没想法。三十多岁的女人，跑到几千里外的边疆小镇去，一去就是三年，什么时候才要孩子？但这话我说不出口。她想去，她有她的追求，我要是拦着，那就不是我了。

第一年过年她没回来，说是寒假要带几个毕业班的学生补课。我在电话里跟她急了：“你一年不回来，过年也不回来？”

“志远，这几个孩子马上要中考了，基础太差，我不盯着他们心里过不去。暑假，暑假我一定回来。”

暑假她也没回来。因为有个孩子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全镇都轰动了，校长留她开庆功会。她在电话里跟我说这些的时候特别高兴：“你听见没？有个孩子考上高中了！阔什塔格十年都没出过高中生，今年出了两个！志远，我教的！”

我听着她高兴，也跟着高兴，但还是问了句：“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明年，明年肯定回来。”

第二年她的电话渐渐少了。从每周一次变成半个月一次，有时候隔了二十多天才打过来。她说学校装了网线，可以视频了，但信号一直不太稳定，视频接通了也是卡顿的，画面一格一格地跳。屏幕里的她比走的时候瘦了，颧骨有点突，皮肤糙了些，但眼睛还是亮亮的。

“你那边是不是很辛苦？”我看着屏幕里她身后的背景，白墙，铁架子床，窗台上放着一盆干花。

“不辛苦，挺充实的。”她笑了笑，“志远，我在这边教了孩子们画壁画，镇上文化站外面那面墙，我们画了一整个学期。你下次来就能看见了。”

“我下次去”这句话她说了好几回了。从她去的第一年就说“你来看我啊”，然后说“等路修好了你再来”，再说“夏天来吧夏天这边可漂亮了”。但我一直没去。不是不想去，是工程上的事走不开，加上来回一趟路费加请假损失的钱，够她在那边的学校用很久。

第三年的时候，她的电话彻底断了。

我打了无数个电话，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发短信没人回，发微信头像永远是灰的。我给她学校的座机打电话，有时候有人接，说陈老师不在，有时候根本没人接。

我开始慌了。

我妈那时候身体不太好，住院做了个心脏搭桥手术，我打电话给陈月如，打不通。出院之后我给她发了条短信，说妈手术挺成功的，你别担心。过了半个月才收到两个字：“收到。”

那两个字让我心里凉了半截。陈月如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她心细，家里的老人有什么事她比我还上心。我妈做手术这么大的事，放在以前她就算回不来也会每天打电话问情况，不会只发“收到”两个字。

我又打电话到学校去，这回接电话的是个男人，声音粗粗的，自称姓张，是阔什塔格小学的校长。他听我说找陈月如，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是陈老师的爱人？”

“是，我是她丈夫。她最近怎么了？电话一直打不通。”

“陈老师……”张校长顿了顿，“陈老师几个月前就调走了。她被调到县里的中学去了，那边缺美术老师。你要是找她，得往县里打电话。”

我心里稍微松了松：“调到县里了？那她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可能忙吧。”张校长的语气有点含糊，“你打县一中的电话问问。”

我记了号码打过去，那边接电话的说陈月如确实在县一中待过一段时间，但后来又调走了。至于调到哪里，他也不知道，只说好像是往市里去了。

我又往市里打，市教育局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同志，声音温温柔柔的，查了半天档案，说陈月如老师的档案确实在系统里，但她的关系已经转到另外的部门去了，具体是哪她也不太清楚，可能是文化系统。

我挂了电话，坐在阳台上抽了半包烟。

她到底在干什么？支教三年已经满了，按说应该回来了，可她人还在新疆，电话打不通，行踪搞不清楚，问谁都支支吾吾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慌攥住了我，像有只手伸进胸腔里一把捏住了心脏。

第三年结束的时候，她果然没回来。

我买了张去新疆的火车票。本来想早早就去的，但手头一个工程正到收尾阶段，甲方催得紧，我要是走了这项目就黄了。等我把那边的事处理好、工资结清，已经又过了大半年。

出发那天是秋天。我背着个双肩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陈月如的照片、还有她当年留在家里的那封信。火车哐当哐当地往西开，窗外的景色从高楼大厦变成平原麦田，又从麦田变成戈壁荒滩。中间转了两次车，一次比一次慢，最后换上一辆绿皮火车的时候，车厢里已经都是维族老乡的说话声和羊肉的味道了。

四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我基本上没睡。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陈月如的样子，她大学时候扎马尾辫的样子，结婚那天穿红裙子不好意思抬头的样子，她说想去支教时眼睛亮亮的样子。我翻了翻手机里存的照片，最近的一张还是三年前她出发前我们拍的合影，她靠在我肩膀上笑，嘴角弯弯的，露出左边那颗小虎牙。

阔什塔格比我想象的还小。

镇子夹在两座荒山中间，一条土路从东到西，两边稀稀拉拉地排列着平房和低矮的楼房。路面上坑坑洼洼的，下了雨恐怕全是泥。街上有几个维族老人蹲在墙根晒太阳，看见我这个生面孔进来，都抬头打量了几眼。

我找到了那所小学，土围墙，铁栅栏门，门口挂着一块掉了漆的木牌子：“阔什塔格希望小学”。院子里几排平房做教室，操场是压实的黄土地，立着两个歪歪斜斜的篮球架。

门卫大爷听我说找陈月如老师，指了指后面一排房子：“张校长在办公室呢，你去找他。”

张校长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脸膛晒得黑红，戴了副老花镜，正伏在桌上写什么。听见我敲门抬头，打量了我两眼：“你是……陈老师的爱人？”

“对，我姓刘，刘志远。”

张校长摘下眼镜站起来，跟我握了握手。他的手粗糙有力，握得很紧：“路上辛苦了，快坐快坐。陈老师经常提起你，说你是个好人。”

我心里一跳：“她提起我？她人在哪儿呢？我打了好多电话都联系不上她。”

张校长的表情微妙地变了一下。他转身去给我倒了杯水，动作有点慢，像是需要时间组织语言。水递到我手里的时候，他坐回椅子上，清了清嗓子。

“刘同志，”他说，“陈老师她……四年前就回城了。”

我手里的杯子晃了一下，水洒出来溅在手背上，热的。

“四年前？”

“对。她在这边待了三年，期满之后就回城了。档案调到市教育局，后来听说去了省里的文化馆什么的。”张校长看着我，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你不知道？”

我张了张嘴，声音发干：“她……她跟我说她调到县里了，后来又说调到市里……她没跟我说回城了。”

张校长沉默了一会儿，把老花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再戴上，像是要借着这个动作避开我的目光。

“刘同志，有些话我本来不该说，但你大老远跑来了，我就直说吧。陈老师当年走的时候跟我们说的是……她说她回城之后会把事情处理好，让我们别对外说太多。我以为你们家里的事，她肯定跟你商量好的。”

我坐在那把吱呀作响的木椅子上，脑子里嗡嗡的。四年前就回城了？那这四年她在哪儿？她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电话不接短信不回？为什么所有人都支支吾吾地打马虎眼？

张校长看我脸色不对，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先别急，也可能是我记错了，档案的事情有时候乱得很。要不你先在镇上住下，我帮你打电话问问教育局那边的人。”

我点点头，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张校长，她在这边那三年……过得好吗？”

张校长想了想：“陈老师是好老师。她来了之后把孩子们的美术课都带起来了，墙上那些画都是她带着画的。冬天零下二十多度，她还在教室里头给孩子们辅导功课。这边条件苦，她一句怨言没有，但我知道她有时候晚上一个人坐在操场上哭。”

“哭？”

“想家吧。”张校长说，“她走之前跟我们说，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家里人。”

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腿有点软。院子里几个孩子在追着一个皮球跑，叽叽喳喳地喊着我听不懂的话。他们身上的校服洗得发白，脚上的鞋沾满了土，但一个个跑得飞快，咧着嘴笑。

墙上果然有一幅大壁画。画的是天山和草原，蓝的天白的雪，绿的草地上有羊群和骑马的人。画风很熟，那些笔触，那些用色的习惯，一眼就能认出来是陈月如的手笔。

我站在那幅画前面看了很久。风吹过来，干巴巴的，卷起地上的土。我伸手摸了摸画上那匹马的鬃毛，颜料已经有些脱落了，但颜色依然鲜艳，就像她画它的时候倾注了全部的热情。

那晚我住在镇上唯一的小旅馆里，一晚上没合眼。

第二天一早我就坐车去了县城，从县城倒车去了市里，再从市里坐火车回了省城。一路上我把手机通讯录翻了个遍，给所有可能知道陈月如下落的人打电话。她以前的同事、她大学同学、她的闺蜜，所有人给的答案都一样：不知道，好久没联系了，她不是在新疆吗？

回到家已经是深夜。我把背包往地上一扔，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发呆。屋子里黑漆漆的，窗外的路灯透进来一点昏黄的光，照在茶几上那盆早就枯死的绿萝上。绿萝的叶子全部卷曲发黄，一碰就碎。

陈月如的东西都还在。衣柜里她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梳妆台上她的梳子还夹着几根头发，书架上有她没带走的美术教材和那本翻烂了的《徐悲鸿传》。我翻开那本书，扉页上她写着：“给志远——希望你能一直支持我去看更大的世界。月如。”

更大的世界。她看到了，她去了，然后她就消失在了那个世界里。

我开始漫无目的地找她。

去教育局问，说她的档案确实转过几道手，最后调到了省文化馆。去省文化馆，说人确实来过，但待了不到半年就走了，好像是去了某所特殊教育学校。去特殊教育学校，说陈老师确实在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教自闭症儿童画画，但后来也离开了。问去了哪里，说可能去了一家民间公益机构，专门做留守儿童艺术教育的。

我像一个无头苍蝇，撞来撞去，每到一个地方都差那么一步。她永远在我前面，永远在我刚刚得到消息的时候就已经走了。

有一次我在省文化馆的一个旧文件柜里找到了一张她的工作照。照片上的她剪了短发，穿着件白衬衫，坐在办公桌前低头写着什么。照片背面写着日期，是一年多以前的。我看着那张照片，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她的侧脸还是那么清秀，但眉眼之间多了些我陌生的东西，像是很疲倦，又像是很平静。

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把省城翻了个底朝天。工作辞了，手里的积蓄花了大半，人瘦了十几斤。我妈打过好几次电话来问我月如找到没有，我说快了快了，然后就挂了。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快不快。

有天晚上我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喝多了酒，跟人聊起这事，一个朋友的朋友说他知道有个民间组织专门给山区留守儿童做艺术教育，负责人好像就是个从新疆回来的女老师。

我当时酒醒了大半，抓着他问具体信息。他说他也不太清楚，就记得上次在一个公益活动上见过一面，那老师姓陈，很瘦，说话温温柔柔的，讲起孩子们画画的事特别激动。

我第二天一早就按照他给的线索找了过去。

那是一家很小的公益机构，租在城中村的一栋老居民楼里，门口挂了块小木牌：“向日葵艺术教室”。我敲了半天门没人应，隔壁的大妈探头出来说：“找陈老师？她一般下午才来，上午去社区了。”

我在楼下等了三个小时。那时候已经是深秋了，风有点凉，我坐在楼门口的花坛边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这附近住的都是外来打工的租户，下班时段热闹得很，有人骑着电动车载着一筐菜回来，有小孩子背着书包跑过去，有人在阳台上喊“吃饭了”。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远远看见一个人影走过来。

瘦，短发，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羽绒服，背着一个旧帆布包。走路的姿势还是那样，微微驼着背，右肩比左肩低一点，因为常年背画夹养成的习惯。

那个人影越来越近，我的喉咙越来越紧。

她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夕阳在她身后铺了一片金黄，她的脸在逆光里有点模糊，但我看见她眼睛突然睁大了，嘴唇微微张开。

“志远？”

我站起来。腿有点麻，站不太稳。七年没见了，她瘦了一大圈，眼窝有点凹，颧骨比以前突出了，眼角有了细细的纹路。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像阔什塔格的夜空一样深。

“月如。”我叫她的名字，声音哑得自己都认不出来。

她站在那儿没动，我也没动。隔壁大妈的饭菜香味从窗户里飘出来，楼下有人蹬着三轮车经过，叮铃铃按着车铃。来来往往的人从我们中间经过，有人好奇地回头看一眼，又继续走了自己的路。

“你……怎么找过来的？”她的声音有点抖。

“你七年没回家了。”我说，“我去了阔什塔格，张校长说你四年前就回城了。我问了很多人，找了很多地方，最后有人说这里有个姓陈的老师。”

她低下头，眼泪掉下来砸在地上，一滴又一滴。她伸手抹了一把，吸了吸鼻子，抬头看着我：“志远，对不起。”

“进屋说吧。”我的声音听起来出乎意料地平静。

她开了门，带我上了三楼。那间“向日葵艺术教室”其实就是两间打通的民房，面积不大，但收拾得很温馨。四面墙上贴满了孩子的画，有画的房子、树、家人，色彩斑斓得有点张牙舞爪。角落里堆着颜料和画笔，窗台上摆着几盆多肉植物，小小的圆圆的，她以前就喜欢种这些。

她给我倒了杯水，然后坐在我对面的小板凳上，双手交握着放在膝盖上，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等着她开口。

“我……”她深吸了一口气，“我支教第三年的时候，查出来身体出了点问题。”

她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那里有一道很浅的疤痕，不仔细看几乎发现不了。但我看见了，刚才她抬头的时候我就看见了。

“甲状腺癌，早期。”她说得很轻，“在那边查出来的，县医院条件不太好，建议我回省城做手术。我当时谁都没告诉，自己悄悄回来做了手术。”

我攥着杯子的手紧了紧，指节发白。

“手术挺成功的，医生说切干净了就没事了，定期复查就行。”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迅速低下头，“但我那段时间特别怕。我怕你看见我那个样子，脖子上缠着纱布，在医院里躺着，什么都不能做。我怕你担心，也怕……怕你嫌我。”

“你胡说什么！”

“我知道你不会嫌我。”她打断我，声音里带上了哭腔，“但那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在病床上躺了半个月，每天看着天花板想，我这辈子给你添了多少麻烦。结婚七年了，连个孩子都没给你生，还跑去新疆让你一个人守着空房子。现在生了病，回来又是一笔开销……”

她抹了把脸，继续往下说：“所以我做完手术就没回家。我回了一趟阔什塔格把东西收拾了，然后回了城，找了工作，想着等自己好一点、等能面对你了再回去。结果越拖越久，越久就越不知道怎么开口。”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后来我进了这边的特殊教育学校，教那些自闭症孩子画画。他们特别安静，安静得有时候你一整天都听不见他们说话。但他们画画的时候眼睛会有光，那种光让我想起新疆那些孩子。”

她的肩膀轻轻抖了一下：“我后来就想，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孩子了，那就把那些没人要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吧。我在这里教了两年多，那些孩子有些还是不会说话，但他们学会用颜色表达自己了。有个小女孩，来了半年从来没说过一个字，有一天她画了一幅画，上面是两个人牵着手，然后她把画递给我，叫了我一声‘妈妈’。”

她终于转过身来，满脸都是泪，但嘴角在笑：“志远，我当时蹲在地上哭了很久。我觉得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就是来教他们画画。”

我站起来走过去，伸手把她脸上的泪擦了。她的脸很凉，颧骨硌着我的手心。

“所以你四年都没回家，”我说，“是因为怕我对你生病的事想太多？”

她点头：“也怕你让我回去。我不想回去，我在这里还能做点事。回城之后找工作的时候我才发现，我除了教书什么都不会，但那边的孩子们需要我……这边的孩子们也需要我。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我没办法停下来。”

“我妈做手术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回来？”我问。

她的眼泪又涌出来了：“我知道，我知道阿姨做手术了，我打了电话给林慧让她帮我送了礼，但我没敢给你打……我怕你怪我，怕你让我回来面对……我懦弱，志远，我承认我懦弱。”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把她搂进怀里。她很瘦，抱在怀里硌人得很，但她身上还是那种淡淡的味道，洗衣粉和颜料混在一起的熟悉味道。

“行了，别哭了。”我拍着她的背，“回家就行，回家就行。”

她在我怀里哭得一抖一抖的，把眼泪全蹭在我外套上。我闻着她头发上熟悉又陌生的气味，心里那根绷了四年的弦终于松了。

那天晚上我没走。她给我看了她在这边的工作，那些自闭症孩子的画一张一张地翻给我看，她说这个孩子第一次画了圆形的太阳，那个孩子终于分清了蓝色和绿色，语气里的兴奋跟当年在电话里讲新疆孩子考高中时一模一样。

“你不当老师真是可惜了。”我说。

她笑了：“我本来就是老师啊。”

我带她出去吃了顿饭，就在城中村街角一家小面馆里。她要了碗牛肉面，低头吸溜吸溜地吃，吃得鼻尖冒汗。我坐在对面看着她，她抬头发现我在看她，有点不好意思：“我吃相不好看？”

“好看。”我说。

她笑了，那颗小虎牙又露出来了。

吃完饭我们沿着城中村的小巷子慢慢走。路灯昏黄昏黄的，两边的小店播放着各种音乐，有人在路边摆摊卖袜子，有人蹲在门口吃西瓜。她牵着我的手，手指有点凉，但是攥得很紧。

“志远，我真的对不起你。那七年的电话费生活费……还有你来找我花的那些钱……”

“别算了。”我打断她，“钱能挣，人找着了就行。”

她停住脚步，抬头看我：“那你还愿意要我吗？一个不回家的老婆，一个生了病可能生不了孩子的人。”

我弹了一下她的脑门：“陈月如，我从大学就跟你在一起，你什么样我没见过？你当年去大凉山回来晒得跟非洲人一样，我嫌弃过吗？你半夜写教案写到流鼻血，我把你背去医院，那时候我说什么了？”

她吸了吸鼻子。

“你想去支教就去，想教这些孩子就教，我都支持你。但你得回家。你得让我知道你活着，知道你在哪儿，知道你好不好。这要求过分吗？”

“不过分。”她小声说。

“那就回家。”

我把我租的房子退了，把东西搬到了她那边。那间小小的“向日葵艺术教室”旁边还有个空房间，我们收拾出来做了卧室。每天早上她去社区教课，我就在家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下午去艺术教室帮忙整理画具。那些孩子一开始怕我，后来慢慢熟了，有个小男孩画了一幅画送给我，说是“叔叔和阿姨”，画上的两个人手拉着手，脑袋特别大，身体特别小，线条歪歪扭扭的。

我把那幅画贴在了床头。

我妈那边我也带她去见了。老太太看见月如瘦成那样，当时就哭了，拉着她的手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一句重话都没说。月如跪在她面前哭了半天，妈拍着她的背说“傻孩子，妈不怪你，当妈的只盼你们平平安安的”。

后来我去了一趟阔什塔格，把月如留在张校长办公室那箱东西取了回来。里面有几本教案、一摞孩子们的作业、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群孩子围着一幅大壁画合影，月如蹲在最中间，两边各搂着一个穿花裙子的小姑娘，笑得眼睛弯弯的。

我把照片带回来给她。她接过去看了很久，指给我看：“这个小姑娘叫阿依古丽，画画特别有天赋，她后来考上县一中了。这个男孩子叫艾尼瓦尔，那时候特别调皮……”

她说了很多，每一个孩子的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落在她侧脸上，她眉眼弯弯地说着那些孩子的事，跟七年前在电话里一模一样。

后来有一天晚上她躺在我怀里，忽然说：“志远，你说我是不是特别自私？抛下你跑了七年，就为了自己心里那点事。”

我想了想：“是有点自私。”

她在我怀里拱了拱。

“但人活着总得为自己心里那点事做点啥。你心里那点事是孩子们的画，我懂。”

她没说话，过了很久，轻轻说了一声：“谢谢你。”

窗外城市的夜晚车水马龙，灯火一点点亮起来，像她画过的那些星星。我搂着她瘦削的肩膀，想起七年前她在信里写的“等我回来”，想起阔什塔格那面墙上褪色的壁画，想起那幅歪歪扭扭的画上两个手拉手的人。

她回来了，虽然走了七年，虽然绕了很远的路，但到底回来了。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