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进去之前,我没想到以色列人吃饭这件事,会让我这么别扭。
我到的时候是下午。朋友阿维夫在耶路撒冷郊区的公寓,不大,客厅窗户正对着一条干涸的河床。他提前说了,安息日快到了,得赶在日落前把东西备好。
我放下箱子。他转身进了厨房,不紧不慢地开始掏冰箱。那时我还不知道,接下来一个星期的“饭”,会让我心里堵得说不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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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顿晚餐是个预警。他端上来的,是冷沙拉、鹰嘴豆泥、几片面包,还有一盘炖豆子。全都是凉透了的,至少搁那儿两三个小时。
我饿了一路,拿面包去蘸豆子的汤汁。他说别急,先做祈祷。我停下来看他点蜡烛、念经文。
仪式感是有的,但那些食物,确实谈不上热乎。那时候我心里犯嘀咕:不是说这儿的人最讲究吃吗?怎么头一顿就给我吃这个?
他没解释。我也没好意思多问。
哦对,说到这儿我想起来,真正让我开始不舒服的,是第二天中午。
那应该算是一天里的正餐。按说以色列人习惯把肉放在中午吃。阿维夫也确实煎了鸡胸肉,配了米饭和烤蔬菜。
味道是正常的,但他吃饭的样子,让我浑身不自在。他吃得极快,几乎是往嘴里倒,眼神也不看我,盯着手机上的新闻,偶尔说一句“这个沙拉不错”。
我一开始以为是他性格冷淡。后来几天观察下来,发现不是。
他做饭的时候更夸张——几乎不用盐,香料放得也克制。菜端上桌,旁边却摆着好几种酱:芝麻酱、哈里萨辣酱、还有一罐黑乎乎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他不是在“烹饪”,他是在“组装”。
主食、蛋白质、沙拉,各自为政,互不打扰。
我在那个厨房里站了几天,突然想明白一件事:他不是对我冷淡,他是对“吃”这个事儿本身,没什么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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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戳破我这层疑惑的,是安息日那顿晚餐。
周五傍晚,阿维夫妹妹一家过来了。人一多,气氛热了些。桌上终于出现了热汤——一种豆子汤,还有慢炖了一整天的牛肉和土豆,搭配一种叫哈明的东西。
他们管这叫“安息日炖菜”,确实是热的,确实花了心思。
但就在大家围桌坐下,准备开动的时候,阿维夫的妹夫突然接了个电话。他站起来,走到阳台,说了几句,回来脸色就不太对了。整顿饭他都在看表。
阿维夫的妹妹压低声音跟我解释:“他表弟被征召了,明天一早要报到。”
饭桌上安静了几秒。然后大家继续吃。
那一瞬间,我嘴里的炖牛肉突然没了味道。我意识到,这顿饭不是“团圆”,更像是一场“补给”。他们吃得比平时更认真,量也更大,那表情像是在完成任务——把能量存进去,因为接下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才发现自己来之前那套“地中海饮食、悠闲生活”的想象,有多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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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几天,我越来越留意这件事。
阿维夫上班期间,中午从不回家。他说公司有食堂,但食堂的饭,就是自助式的几大盘冷食,他经常拿个三明治就打发了。我去他公司附近等他,他咬着三明治,边走边处理邮件。
“你们不午休的吗?”我问。
他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外星人:“午休?我下午还有三个会。”
那一刻我才明白,对他们来说,“吃饭”和“活着”之间的等号,画得比我想象中草率得多。
我一开始觉得他们懒。懒得调味,懒得变花样,懒得花时间在餐桌上。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懒,是“顾不上”。
他们脑子里有太多别的东西——新闻里的战况、下个月的房租、预备役的征召通知。吃饭这件事,被挤到一个很小的角落里,能塞进去就行,好不好吃是其次。
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说以色列超过四分之一的家庭面临粮食安全问题,近一半寻求援助的家庭因为资源匮乏挨饿。这事我之前没概念。但在阿维夫家蹭了几天饭,我开始理解了。
不是他们不想好好吃,是他们所处的那个系统,让人没法好好吃。
还有件事,跟饭无关,但我觉得得说出来。
有一天傍晚我去巷口的小超市买水,路过一家面包店,里面飘出刚烤好的辫子面包的香味。我犹豫了一下,没进去。因为在那一瞬间,我脑子里蹦出来的念头是:这香味是真的吗?
会不会是那种人工香精喷出来的?
我盯着那家店看了几秒,店主是个戴圆帽子的老头,正把一盘面包摆到架子上,动作很慢。店面不大,亮着暖黄色的灯光。那一刻我心里其实有点酸——我不知道为什么把“吃饭”和“怀疑”这两件事连到了一起。
回去我跟阿维夫说起这事,他笑了下,说:“你在这儿待久了,什么都先怀疑,就对了。”
我那次没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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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吃饭的开销,我算过一笔账。
阿维夫家楼下的咖啡馆,一杯美式咖啡,折算下来四十多块人民币。一顿最简单的、只有沙拉和鹰嘴豆泥的午餐,一个人吃,轻松花掉一百五。他那间八平米的厨房——我说的是厨房,不是卧室——那种出租的小房间,月租金够我在老家吃四个月。
我问他本地人怎么扛得住的。他说:“扛?硬扛呗。
月薪到手一大半没了,剩下的,能省就省。所以大家都拼命往高科技行业挤,不然连沙拉都快吃不起了。”
他说的“沙拉”是个双关,但我当时没心情笑。
以色列的物价在经合组织国家里是出了名的高。这事儿我出发前听过数据,但数据是冷的。只有当你站在超市货架前,看着那一小盒草莓标着比国内贵三倍的价格,再回头想想房东报的那个价,你会觉得全身的力气都被抽走。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锅蔬菜汤。没放肉,放了很多鹰嘴豆。他说这是“穷人饭”,但挺管饱。
我们俩一人一碗,配着面包,坐在客厅的地上吃。电视里放着新闻,听不懂,但画面里是沙漠和军车。
我问他:“你平时都这么吃吗?”
他想了想,说:“差不多吧。周末会好点。”
那个“好点”的意思,就是加一个肉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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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让我特别不舒服的,是“浪费”。
不是他们浪费食物,而是他们浪费“吃饭的机会”。你会看到很多很好的食材,被简单粗暴地处理——黄瓜切块、番茄切块、橄榄直接捞出来,什么都不拌,就摆在那儿。一盘菜端上桌,颜色明明很鲜亮,但入口就是寡淡的。
我后来去了耶路撒冷的马哈内·耶胡达市场,才找到一点安慰。那个市场挤满了人,卖新鲜无花果的、烤饼的、挤石榴汁的,热闹得不像话。摊贩们吆喝、讨价还价、空气中是香料的混合味儿。
我在那儿买了个刚烤出来的芝麻圈,咬下去那一口,觉得“这才是以色列该有的味道”。
但那个市场离阿维夫家四十分钟公交。他平时不去。他说那是“给游客和有钱人逛的”。
普通人的生活,是超市里买袋装鹰嘴豆粉,回家自己兑水搅。
我试着在阿维夫家做了一顿中餐。西红柿炒蛋、蒜蓉青菜,他用面包蘸着汤汁吃,眼睛亮了一下。他说:“这个好,这个有味道。”
但那天晚上他洗碗的时候跟我说:“偶尔吃一顿还行,天天这样,我吃不起。酱油太贵了,蒜也贵。”
我站在旁边,不知道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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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了七天,我一次都没觉得“吃”这件事让人放松过。每一顿饭都像是日程表上的一格,划掉了就进入下一项。没有什么“餐桌上的交流”,也没有“慢慢品尝”。
那种紧张感,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有一晚我问他,你小时候也这样吗?他说,小时候好一点,妈妈做饭会花很多时间。但后来妈妈要出去工作,家里就变成谁有空谁做,做出来能吃就行。
“而且,”他补了一句,“我从小就习惯了吃饭的时候听新闻,不听反而不踏实。”
这话让我难受了一整夜。
我以为以色列人吃饭最讲究的是那些宗教规矩——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奶和肉要分开、安息日不开火。住进去才发现,那些反而是最简单、最不费力的部分。真正的费劲,是人在那种高强度的生活节奏里,被逼得把“吃”降级成“摄入”,而且毫不知情地接受了这种降级。
我走那天,阿维夫给我做了个三明治,让我路上吃。面包夹鸡蛋和那种咸得发苦的橄榄。我咬了一口,心想这可能是这个国家最真实的滋味——咸、硬、有点涩,管饱,但不怎么好吃。
出租车来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他那栋公寓楼。五层,灰黄色外墙,窗外晾着衣服。毫无辨识度的一座楼,放在任何一座城市都不会有人多看它一眼。
但我知道,那里面有一个厨房,一个男人,在晚饭后独自洗着盘子,电视开着,声音不大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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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机场的候机厅写了几句话,后来又删了。本来想写“他们活得真不容易”,但觉得这话太轻,像站着说话不腰疼。也想过写“如果你去以色列,记得多带点辣椒酱”,又觉得太刻薄。
最后只记了一个事:阿维夫的妹妹那天晚上走的时候,没关门。她回头喊了一声什么,阿维夫应了一句。两个人隔着那道缝,完成了一次道别。
我想,这就是我能看到的以色列人吃饭的样子——有人端着碗站起来接电话,有人咬一口面包停下来想事情,有人把一锅汤放在灶上,然后忘了关火。饭是热的,桌子是凉的。吃完了,站起来,该干嘛干嘛。
说“以色列人是怎么吃饭的”,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但要我说“住进当地人家以后有什么感受”,我只能说——我没有一句好话,不是因为他们不好,是因为那个“好”字,被什么东西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想起第一天晚上,我吃那盘冷掉的炖豆子时,心里想的是“怎么连口热的都吃不上”。
后来我知道,他们不是不想热。是没有那个力气去热。
那点力气,留着应对别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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