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绍骏：国际争端应依靠对话、谈判、政治协商化解

滕绍骏，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会长

当地时间8月24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方正式启动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行动，通过多领域、大范围限制措施对伊朗实施全面“经济孤立”，持续升级对伊极限施压态势。

贝森特在发布会上强硬表态称，若相关国家未配合美方对伊制裁举措，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边惩戒行动。外界普遍解读，该表态预示美方或将对未参与制裁伊朗的第三方国家启动次级制裁。（次级制裁又称二级制裁，是美国利用其国内法对非美国人实施的域外管辖措施，旨在迫使第三方遵守美国制裁决议。‌初级制裁仅限制美国本国实体与目标方的往来。）

针对美国新一轮单边制裁及潜在域外施压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8月25日例行记者会上作出明确回应。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

林剑强调，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制裁已经成为

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工具

围绕制裁的争论常常概念混淆，因为 “制裁” 一词包含数种法律性质完全不同的工具。一项制裁措施，可能具备国际约束力、仅具备国内约束力、依靠合同执行，或是只在现实层面形成强制效果。

联合国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制裁，拥有最强的国际合法性基础。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有义务执行此类决议，即便本国与被制裁国并无直接冲突。

单边制裁由单个国家，有时是地区组织实施，并未获得安理会授权。美国可以对本国公民、永久居民、本国企业、银行以及受其管辖的主体实施监管；冻结位于美国境内的资产，禁止经由美国机构开展的交易，管控敏感美国商品与技术的出口。

次级制裁引发的争议最大，其设计初衷是影响那些与美国几乎没有、甚至完全没有直接关联的境外主体。其传递的信号本质上是：“你可以继续同被制裁国开展业务，但一旦这么做，就可能失去进入美国市场的资格。”

过去十年间，美国越来越多地将制裁认定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工具，最终形成一套庞大复杂的制度架构：制裁、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采购规则、技术禁令、银行业监管、签证限制，彼此之间不断相互强化。尽管并非每一项关税、出口管制在严格意义上都属于制裁，但这类举措正日益成为美国一套完整经济治国体系的组成部分。

美国将这套体系视作军事武力的替代选项，用以维护国家安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惩罚侵略行径、制止人权侵害、阻断非法资金流转。而批评者则看到另一番现实：一个国家凭借对全球金融、科技与贸易的掌控，强行推行并未获得国际社会集体授权的政策。

其他国家

没有服从美国单边制裁的法律义务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推行制裁，源于其独有的结构性优势。

美元仍是首要的国际储备、交易与结算货币；美国银行在代理行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美国资本市场提供的融资与流动性规模鲜有对手；美国企业掌控或深刻影响半导体设计、软件、云计算、航空、生物技术、金融服务与高端制造业关键环节。华盛顿借此将自身的经济中心地位转化为政治筹码。

美方的论点是：外国企业并不天然享有使用美国银行、进入美国市场的权利。而主权被影响的国家则会反驳：利用市场准入胁迫他国服从美国外交政策，属于滥用经济优势、侵犯他国主权管辖。

对于并未卷入相关冲突的主权国家，没有义务自动服从美国针对他国的单边制裁。各国需要遵守的，是安理会决议、本国法律、条约义务，以及建立在公认管辖联系之上的合法外国监管。很多时候，表面上的遵从，只是源于经济弱势，而非国际法施加的义务。

制裁游走在外交与战争之间的模糊地带。审慎使用时，它可以孤立个别作恶主体、遏制危险行径、为谈判解决创造筹码。倘若被无节制滥用，则会伤害平民、践踏第三国主权选择、撕裂全球经济，让国家强权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因此，争端的内涵早已超越伊朗石油本身，核心矛盾在于：第三国是否必须卷入一场自己并未发起、并不支持、联合国也没有法律强制要求其参与的冲突或制裁行动。

中方主张依靠停火、对话、谈判、政治解决处理争端；美方则认为必须施以最大限度经济压力，剥夺伊朗相关资源，以此推动或者促成其战略转向。

两国都在行使自身力量，却秉持截然不同的国际秩序理念：美国路径重在执法威慑，掌控美国主导体系的准入权限；中国立场重在主权、不干涉内政、安理会授权、谈判协商解决。

美国或许手握金融、科技、商业实力，迫使外国政府与企业遵从其政策。但拥有推行某项政策的能力，不等于该政策自动获得国际法效力。一项简明的法律原则理应成立：没有卷入冲突的国家，不应被自动要求，把别国的敌人当成自己的敌人。

美国制裁体系能否长期维系？

制裁可以实现一部分有限目标：冻结特定个人资产、阻碍武器采购、瓦解金融网络、抬高违禁行为的实施成本。但依靠制裁促成重大政治格局转变，过往记录并不乐观。设定的目标越是宏大，单纯依靠制裁就越难实现。冻结个别境外资产是一回事，逼迫一个大国放弃它认定的核心安全利益，则是另一回事。

虽然只要美国继续把持全球金融、科技、贸易领域的核心地位，就仍然有能力推行强力制裁。但这套体系的长期实效，不能想当然。

每一次美国大范围动用制裁，都会刺激其他国家降低自身脆弱性。各国政府与企业会着力发展能够对抗制裁风险的体系，例如：替代支付清算系统；扩大本币结算使用；非美元大宗商品合约；独立金融报文网络；本土半导体与软件产业；替代性航运、保险安排；阻断性法规与反制裁立法；绕开美国管控渠道的新型贸易伙伴关系。

欧盟已经出台《阻断法令》，专门对抗部分具有域外效力的外国制裁，它可以限制企业遵从清单所列制裁措施，阻止部分境外判决在欧盟境内执行。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也出台反制工具，搭建替代性金融机制。这些体系目前还无法撼动美元体系的规模、流动性与辐射力。但想要削弱制裁效力，并不需要做到完全取而代之；仅仅实现部分多元化，就会抬高制裁执行成本，削弱其覆盖能力。

由此形成制裁悖论：美国越是频繁把自身金融、科技的中心地位武器化，其他国家摆脱这套体系的动机就越强。

美元地位依托强大经济基础、可信制度、成熟资本市场与网络效应，不会骤然崩塌。但储备货币的优势，不等于可以无节制地战略透支而永远不受反噬。

早在2026年8月21日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就表示，中国一再强调，军事行动、制裁、施压，不应成为对话谈判的替代品，相反只会造成局势升级，损害各方利益，中方始终呼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

国际争端最终应当依靠对话、谈判、政治协商化解。制裁可以辅助外交，但绝不能沦为没有约束、没有问责、没有可行和平出路的永久替代手段，不能成为不受节制的经济战争。

文章选自美洲观察，2026年8月26日

滕绍骏：中美冲突背后的关键，不是关税，而是“叙事”

2025年5月22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京举行。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会长滕绍骏（Fred Teng）在以“大国竞争时代的中美贸易战叙事：观念与现实”为主题的圆桌论坛上发表以下观点：

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如今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但我想说，这其实不仅仅是关于关税、技术转让、或者贸易不平衡的争论，更关键的是两国之间叙事的冲突。

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上台后带来的冲击颠覆了双边关系的稳定。这种稳定关系，过去其实是支撑全球秩序的基础。但当政治家开始以经济为名，用关税、知识产权等作为借口，把经济议题变成政治武器时，一切就变了。

在中国，关于中美关系的叙事正在发生转变——越来越多地聚焦于自主创新、自力更生，以及对美国“封锁”的抵制。但事实其实远比这些叙述要复杂。

是的，中美之间有冲突，但我们也看到了双边贸易近年来达到历史新高。美国公司依然严重依赖中国制造，中国也在持续扩大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但公众听到的，却往往是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故事，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而不是经济独立或合作的机会。

我认为，现在的叙事已经发生偏移，从共同利益转向了冲突聚焦。所以，像今天这样的对话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需要更多平台来重新平衡叙事，让人们听到一个完整的故事。

这需要各方努力：

·我们需要外交官用“互利共赢”的语言进行沟通；

·经济学家要有专业判断，而不是被意识形态所绑架；

·媒体工作者应该尊重事实，不被情绪或政策所裹挟。

这才可能塑造出更具建设性的公共舆论环境。

我一直强调媒体和智库的作用。在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常常被各种声音所影响；在中国，报道有时也反映出一些偏差。两国都有责任推动一个基于事实的对话结构。今天这样的论坛就是我们迈出的重要一步。

同时，我们需要更大范围的协作。我们需要跨国的合作平台、联合商业圆桌会议、共创式的解决机制。我们不能忽视世界上其他地区——欧洲、亚洲、非洲、澳大利亚、中东、拉丁美洲——他们不是旁观者，而是中美互动下直接受影响的参与者。他们面临供应链中断、AI治理、气候融资等诸多现实挑战。他们必须发声，也应该参与到未来全球规则的塑造中。

我们要承认，旧的制度框架已经不足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我们需要新的、多边主义导向的战略框架，囊括所有主要行动体，真正回应现实问题。

我想说，开启一场关税战是很容易的，但结束它却非常困难。说服公众也不简单。但这恰恰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回归到事实基础，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和平、稳定、伙伴关系。

康京和教授刚才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世界贸易自二战以来增长了45倍。我们今天有40张椅子，有一个很大的“蛋糕”。如果每个人都想分到一块蛋糕，公平分配就非常关键。如果某一个国家觉得自己没有拿到该拿的那一块，而别人拿得太多，那问题就来了。但这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全球贸易不是你赢我输，而是大家都在同一个系统中追求共赢。

我们需要共同讲述这样的真相。

谢谢大家。

本文依据嘉宾在由由全球化智库（CCG）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CPAFFC）联合主办，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ACCWS）与中美交流基金会（CUSEF）协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滕绍骏：携手打造包容有韧性的全球人才治理体系

2025年6月27-28日，由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25全球人才峰会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举行。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会长滕绍骏在以“全球人才发展趋势：新一轮的竞争还是合作”为主题的论坛上发表以下观点：

我非常荣幸与大家探讨人才发展的新趋势，并就六个相互关联的重要议题分享我的观察和经验。

我们正处于全球人才发展和流动格局深刻重塑的时代。数字化浪潮、人口老龄化、地缘政治重构，以及远程办公的常态化，正在全面改变全球劳动市场的生态。在这种背景下，技能，尤其是在科技、医疗、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已经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资源。我们观察到，人才流动正呈现多极化发展态势，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正成为全球创新的新兴主力军，而发达国家则普遍面临由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紧缺问题。同时，气候变化、疫情等全球性冲击，也使我们不得不从“韧性”和“安全”的角度重新审视全球人才流动的模式与风险。

在这种格局下，竞争与合作的平衡变得尤为关键。我认为我们必须从“零和博弈”的旧思维，转向“共赢共享”的新理念。良性的竞争确实能够提升教育质量与创新能力，但前提是要建立起完善的协作机制，以确保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例如，学历互认、联合研究、道德招聘等制度设计，不仅可以有效防止“人才掠夺”现象，更能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人才共建与共享。区域之间的竞争，应建立在互利互信的合作基础上，实现整体能力的提升，而不是片面强化个别地区的发展。这一点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尤为重要——只有通过合作，我们才能真正有效应对这些挑战。

谈到新兴经济体，我认为其提升人才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对基础教育、数字基础设施和创新生态系统的精准投资。这样的投入能够推动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在数字与绿色转型领域，让青年人掌握与国际接轨的实用技能。同时，通过发挥侨民网络、推动区域合作和加强南南合作，新兴经济体可以更有效地融入全球人才体系。从我的实践经验来看，最有效的路径往往是共同设计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提供人工智能与数字技能的模块化培训，发展跨国混合式学习平台等。同时，我们也高度重视“培训培训者”，即提升教师和教练的数字能力与产业理解力。归根结底，最有效的策略始终是“以人为本、因需施策”的方案，并与国际标准进行对标。这样的策略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取得良好成效。

此外，我想强调多边机构在全球人才治理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AGTO和国际移民组织（IOM）这样的多边平台，在制定人才流动规则、推动数据共享、保障流动人才权益等方面，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协调角色。这些平台能够充当中立协调者，帮助不同国家更好地对接政策、降低制度壁垒，并共同建设诸如全球人才观察站、资格认证机制等全球性公共产品。未来，我们需要持续加强这些平台的能力，以确保全球人才治理更加公平、透明和高效。

最后，我想特别提到职业与技术教育的重要性。职业教育不应再被视为一个次优的选择，它实际上已成为提升全球竞争力人才队伍的关键引擎。职业教育可以快速响应市场的变化需求，尤其是在绿色能源、医疗科技、高端制造等领域，能够有效培养具有实战能力的人才。我们看到，通过跨境合作设计联合课程、实施双联证书、推动国际实习项目等方式，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和实用性正在不断提升。像德国、新加坡、中国等国家，在这方面都已取得了显著成果，值得各国学习借鉴。

总而言之，全球人才问题不仅关乎就业，更关系到和平、发展与人类繁荣的长远未来。这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建设一个命运与共的人类社会。如果我们能够本着协作、包容和韧性的精神携手应对挑战，就一定能够为全人类打造一个更加包容、联通，并且有韧性的未来。谢谢大家。

本文依据嘉宾在由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25全球人才峰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滕绍骏：美国出口管制，自伤产业前程

近期，美国商务部暂停向中国商飞（COMAC）出口关键航空技术的许可证，这一举措影响到LEAP-1C发动机的供应。该发动机由美国通用电气（GE）与法国赛峰集团（Safran）合资的CFM国际公司生产，是中国国产C919客机的核心动力来源。

这一旨在遏制中国航空产业发展的决定，反而可能对美国自身产业、工人和经济竞争力造成深远损害。

航空航天一直是美国制造业和出口的支柱产业。GE、霍尼韦尔等公司长期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客户提供发动机和航空电子设备。中止出口许可证不仅切断了这些合作关系，还可能使GE数亿美元的营收化为泡影，并冲击其遍布全美的供应链网络。

这不仅是大企业的问题。数以千计的工程师、技术员和装配工人依赖飞机发动机的生产和维修岗位谋生。中断出口将直接威胁这些岗位，尤其是对那些依赖航空制造的地区更为致命。而遍布美国的中小型供应商企业更面临生存压力，订单骤减、资金链紧张、员工裁减在所难免。

更具战略性的担忧是，这种出口管制可能适得其反。此前，中国商飞对外部零部件的依赖确实制约了其全球市场竞争力。但美方限制技术出口，反而可能迫使中国加快自主研发步伐。事实上，中国已在自主航空发动机方面加大投入。随着国产替代逐步成熟，美国企业将可能永远失去进入这一全球最大新兴市场的机会。

这一逻辑在更广泛的科技领域也同样成立。过去八年间，美国不断加码对华出口管制，试图遏制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崛起。相关时间线如下：

·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出台，扩大了总统对国家安全名义下限制出口的权限；

·2019年：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美企被禁止向其供货；

·2020年：外国产品规则（FDPR）修订，扩大对使用美国技术的海外产品的管制；

·2022年：对高性能计算与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全面出口限制；

·2023–2025年：限制范围扩展至AI芯片、EDA设计软件及先进芯片制造工具。

这些措施带来了沉重代价。仅英伟达（Nvidia）一家就因AI芯片出口受限在一个季度内损失25亿美元，预计后续损失将高达80亿美元。美半导体行业对中国市场依赖度高，销售和市场份额持续下降。

影响还波及全国范围。截至2025年5月，美国制造业已连续第三个月收缩，新订单、生产、就业均下滑，贸易紧张局势影响日益明显。供应链中的中小企业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措施反而加速了中国的技术自主化进程。华为、中芯国际（SMIC）等公司在芯片与电信设备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对美技术依赖显著下降。这种趋势不仅削弱了美国产业在全球标准制定中的影响力，更可能在关键领域丧失长期竞争优势。

与此同时，出口管制也令美方与盟友、贸易伙伴之间关系紧张。在将出口限制条款嵌入贸易协议的过程中，美国产品竞争力也在被不断削弱。多国开始质疑美国作为可靠供应商的稳定性，纷纷转向其他替代来源。

保障国家安全固然重要，但过去八年以“安全”为名大规模滥用出口管制，所带来的经济与战略代价不容忽视。损失的是就业、创新能力与国际信誉。

真正明智的战略，应是在确保安全的同时，兼顾经济利益，重振本国研发、提升产业能力，并加强国际协作。单边管制或许能赢得短期博弈，但从长期看，无异于削弱自身实力。

八年的实践已给出警示——现在，是时候从“限制”转向“重建” 合作伙伴关系 。

文章选自南华早报，2025年6月6日

CCG 图书

● 出版 |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中国与全球化”系列丛书（China and Globalization Series）由CCG主任王辉耀博士、秘书长苗绿博士主编，旨在汇聚全球多元视角，探讨与中国及全球化相关的问题，剖析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阐述中国在全球治理、全球经济、全球发展及全球安全领域所扮演的角色。该丛书首次汇集了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全球意见领袖、前政要、大使、知名学者和智库专家、跨国公司CEO以及外国商会代表的观点，打造一个平衡的全球视角。自2021年迄今，该丛书已出版11部，电子书下载量累计超过663万次，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广泛讨论。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该丛书主要以“公开获取”的方式出版，读者可以在出版方Springer网站上免费下载几乎全部书籍。

● 图书链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变迁与理论发展，从技术与人本等新的视角观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总结了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具备的特征，然后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全面总结，用数据与事实说明，中国正在从全球化的受益者发展为反哺者，正在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尝试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方案。作者对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和文献做了梳理，回顾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本书从第四章开始，两位作者对中国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作者基于长期的研究以及与国内国际、官产学各界有影响力重要人士的对话交流等，对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路径及全球治理创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作者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本书深度剖析了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角色演变与抉择，及其对全球未来的影响。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程，展示了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家逐步转型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书中详细探讨了中国在贸易、投资、跨国企业崛起等方面的角色变迁，以及教育、人才和文化纽带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探讨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作者分析了中国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地位变化，风云激荡中的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崛起的、更加一体化的亚洲中的角色。同时，还讨论了中欧关系的发展与挑战。第三部分审视了多边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改革。书中探讨了如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寻找自由贸易的发展方向，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通过这些讨论，展示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发展史”回顾了全球化的历程，从古代贸易到现代经济转型，探讨了全球化的起源与演变。通过与耶鲁大学教授瓦莱丽·韩森、《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对话，揭示了全球化的多层次发展。第二部分“弥合全球不平等与赤字”探讨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和治理赤字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亚洲协会副所长温迪·卡特勒等嘉宾，分享了他们对全球经济不平等、贸易体系和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三部分《权力转移与大国关系》分析了21世纪的权力转移和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通过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等专家的对话，讨论了大国竞争、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未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作为海内外决策层和广大公众理解中美关系时广泛引用的框架，“修昔底德陷阱”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对全球秩序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在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的对话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就中美关系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崛起、美国外交政策、美苏关系、全球地缘政治、核武器、朝鲜问题、新冠疫情及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全面、系统性地展示了艾利森对“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经济、金融、科技、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竞争的看法；深入而透彻地分析了中美双方实力的变化，以及发生战争的风险；坦诚而直率地提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和建议。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我向世界说中国》是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叙事及话语权重塑”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据悉，该书讲述了全球化智库近年来立足芒克辩论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舞台，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切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国际交流及传播，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生动故事。同时，本书立足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传播新格局，针对中国应当如何开展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如何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