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4年3月5日，湖南沅江草尾镇附近，任教于草尾镇中心小学的潘维屏，挑着衣箱和被帐，登上了义渡局九号渡船。他原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返乡避难，却没想到，这条船很快变成了日军施暴和杀戮的现场。
那时的草尾镇，已经很难维持正常生活。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湖北监利、公安等地相继沦陷，战火不断向周边蔓延。与这些地区相邻的湖南安乡、南县、沅江一带，经常遭到日军飞机侦察、扫射，百姓出门都要看天色。
三仙湖、沙港市一带曾遭日军洗劫，房屋、粮食、牲畜，只要能带走的几乎都被抢掠。草尾镇靠近水路，既是交通节点，也容易成为日军袭扰的目标。白天还有人勉强开店，到了晚上，街巷便很快沉寂下来。
潘维屏当时是学校教导主任。日机频繁盘旋后，学校只好疏散学生，停课停餐。老师们各自回家躲避，谁也不知道下一次轰炸会落在哪里。教书这件事，被战争硬生生挤到了生死之后。
3月5日，潘维屏乘船返沅江。船行至人形汊附近，远处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紧接着又有汽艇声逼近。日机俯冲下来，机枪火舌扫向水面，子弹打在船板上，发出密集的脆响。
船上顿时乱成一团。有人跳河，有人钻进船舱，也有人趴在货物旁边，连头都不敢抬。潘维屏看见身旁有一个棉花包，立刻将它拽过来，压住头部和胸口。这个临时找来的遮挡物，成了他唯一能抓住的活命希望。
一串子弹穿过舱顶，射进棉花包，棉絮被打得四处飞散。潘维屏后来回忆，那声音像冰雹砸在屋顶上，身边的人全都缩成一团，没有人敢出声。
飞机暂时飞远，日军汽艇却靠了上来。几名日本兵端着机枪，逼迫乘客举手出舱。有人稍有迟疑，便被枪托推搡。潘维屏和其他人只能照做，沿着船舷一点点走到船头。
然而，两个年轻女子和一名中年妇女被单独扣在舱内。看守她们的，是一个操着湖北口音的汉奸。这个细节，潘维屏多年后仍记得清楚。日军的暴行令人发指，而在本地口音背后出现的帮凶，更让幸存者感到刺痛。
日军搜查完乘客后，将许多人推入河中。潘维屏不会游泳，只能死死抓住船边，慢慢摸到船头下方。他发现一只带铁圈的缆绳，便牢牢攥住，再用脚试探河底。幸运的是，水只淹到腰部，他暂时没有沉下去。
水很冷。
他不敢乱动，只能藏在船下，听着船上的动静。汉奸向水中的百姓喊话：“想活命，就上船来替太君驾船。”没人愿意给侵略者做事，几个会游泳的人扎入深水，拼命向远处逃去。
枪声随即响起。水面上溅起血花，有人被击中后再也没有浮上来。那些逃难的百姓，本来只是想活着离开，却在河面上遭到机枪扫射。日军不仅夺走他们的财物，也把逃生的水路变成了屠场。
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一幕发生在船舱里。潘维屏躲在船头下方，听见日本兵的叫骂、脚步和殴打声，随后传来年轻女子的挣扎、哭喊和哀求。那些声音断断续续，却清晰地传到河面。
他不敢抬头。
二十多分钟后，日本兵离开舱内。汉奸走到船边，用轻佻而侮辱的口气催促躲藏的人赶紧逃命，并声称日军要炸船。这个汉奸显然知道船上将发生什么，却没有阻止，反而继续替日军传话、驱赶百姓。
等汽艇驶远，潘维屏才从船下涉水爬上堤坡。岸上还有不少幸存者，大家顾不上寻找亲人和行李，只顾低头奔跑。有人衣服湿透，有人身上带伤，更多人已经永远留在了河水里。
逃出二三百米后，飞机再次返回。众人只得趴在草地上，连呼吸都放轻。日机盘旋一周，随后对准九号渡船投弹。爆炸声传来，浓烟和火焰冲上半空，船上的货物、行李以及尚未逃脱的人，都被炸毁。
潘维屏最终活了下来，但这场经历并没有随着逃离而结束。作为教师，他见过战争怎样摧毁学校和家庭；作为幸存者，他也亲眼见到日军如何对待手无寸铁的百姓。
多年以后，他仍反复提到那名汉奸。日军是侵略者，枪口和刺刀带来公开的暴力；汉奸则利用乡音、地形和对百姓的了解，替侵略者辨认、看守、威胁，甚至参与羞辱和逼迫。潘维屏说：“日本兵在我眼前糟蹋妇女，最可恨的是汉奸，他们甚至比鬼子还凶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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