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封建时代的武士阶层

日本封建时代的武士阶层

武士作为古代日本的武士阶层，数个世纪里掌控着日本的政治与社会架构。13世纪初，日本封建制度确立，武士阶层随之诞生。和中世纪欧洲一样，农业社会中的大土地所有者掌控经济，拥有充足财力购置最精良的军备物资。因此，同欧洲相仿，能够拥有铠甲、战马与优良武器，就意味着拥有需要用心维系的崇高社会地位。武士们潜心打磨武艺，恪守一套维护封建体系的严苛荣誉准则。在武士势力的鼎盛时期，忠于主君、不惜牺牲自身财产与地位也要捍卫主君的利益与权势，便是荣誉的最高境界。

日本最早的军人被称作武士，该词源自汉字，本义指代文武兼备之人。12世纪后期，氏族混战，这些武人崛起，演变为特殊社会阶层。源氏和平氏两大氏族在朝廷中争夺权势，平氏一度占据上风。随后战火爆发，源氏几乎被彻底剿灭，但有两个儿子从都城京都向北逃亡。长子源赖朝成年之后，集结残余支持者，与看不起皇室氏族（认为其软弱腐朽）的北本州各氏族结盟。源赖朝卷土重来重启战事，在第二轮交锋中击败平氏。

1192年，源赖朝受封征夷大将军，这是日本最高军职，名义上担任天皇的军事保护者。然而天皇大多只是象征性的君主，实权落入将军手中。不过日本的民族凝聚力，来源于民众相信天皇是创世诸神后裔这一信仰。所以将军不能直接篡夺皇位，否则就会失去民心。可反过来，天皇也离不开将军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推行政令。就这样，将军成为幕后实权掌控者，双方形成互相依存的格局。

源赖朝及其后裔的统治维持时间并不算长，14世纪中期派系内乱爆发，一度出现两位对立天皇，各自拥有武士武装支持。15世纪下半叶，足利氏族历经内部权力斗争掌控全国，但在其统治的百年间，很多时候只是名义上掌权。随着天皇与中央政府的管控持续弱化，地方土地贵族，也就是大名势力崛起，在各地把持地方权力。这些封建领主依靠结盟与征伐不断扩张自身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实力。到16世纪后期，各大名之间战火四起，天皇身边已经没有将军来护卫、彰显权威。正是在16世纪，武士彻底转变为效忠于大名主君的全职职业军人阶层。

武士大多担任重骑兵的指挥职务，普通士兵则多为长矛兵。无论身份高低、兵种如何，所有士兵都会佩戴刀剑。对于武士而言，刀是身份的象征；法律唯独允许武士佩戴双刀，非武士阶层私自佩戴双刀可被判处死刑。这两把刀分别是打刀（katana，长刀，刀身平均约3英尺）与胁差（wakizashi，短刀，刀身通常16‑20英寸）。

最上乘的刀剑归财力最雄厚的武士所有，铸刀师是备受尊崇的匠人职业。两把刀都略带弧度，单刃带刀尖；以劈砍为主要用法，也可用于刺击。短刀尤其适合近距离刺杀，同时也用于武士的仪式性自杀——切腹。刀身兼具强度与韧性，锻造时钢材经反复锻打、折叠，有时要历经数千次捶打。刀剑本身以及精湛的用刀技艺，在武士的精神世界拥有崇高地位。当时日军另一种主要兵器是薙刀，步兵使用的长柄戟，宽大弯曲的单刃刀头固定在长杆之上。到1600年，薙刀大多被长枪取代。同时也出现一些奇特兵器，例如刀刃锋利的铁骨折扇。

武士身着工艺繁复的铠甲，由金属甲片以皮绳编缀而成。成品经过上漆与华丽装饰，不仅防雨、能够抵御劈砍类兵器，精美程度几乎可以和名刀比肩。但铠甲无法抵御火绳枪子弹，1600年之后铠甲主要沦为礼仪用具。

日本军队同样配有弓箭手，不过射箭大多是马上技艺，属于武士的专长。16世纪末，织田信长（1534‑1582）成为首位大规模有效运用火器的大名。1540年代，遭遇海难的葡萄牙人将欧洲火绳枪传入日本，日本工匠随即开始仿制。1575年的一场战役中，织田信长投入3000名火绳枪兵，战果斐然，其他大名便争相大量采购这种武器。但由于日本施行锁国政策，后续几代人的时间里，火器技术几乎没有取得进步。

织田信长起家时只拥有日本中部一片不大的领地，依靠谋略与征伐，一跃成为实力最强的领主。这一时期，大名们修筑规模宏大的城堡要塞，水准不输同时代的欧洲工事。织田信长在走向霸权的路上击败诸多宗教武装势力，但也树敌无数。1582年，敌对势力结盟突袭他的居城，城池被付之一炬，织田信长葬身火海。他的家臣丰臣秀吉（1536‑1598）继承事业，几乎完成织田信长统一日本的夙愿。1598年丰臣秀吉离世，家臣德川家康掌控秀吉半数军队，在关原之战取得胜利。1603年德川家康受封征夷大将军——多年以来第一位就任该职位者；1615年攻克大阪城，肃清丰臣残余势力，彻底巩固自身统治。

德川幕府的统治延续至19世纪中叶，在明治维新中被推翻。明治维新将实权交还天皇，抛弃旧封建体制。这套旧体制让日本闭关锁国两个半世纪，科技发展停滞。而在德川时代，武士既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也埋下自身覆灭的种子。武士既执掌军事职能，也占据行政官僚职位。武士阶层融合了乡间武人的强悍与宫廷的文雅，集文化、学识与权力于一身。但德川幕府的统治太过成功，缔造了长达250年的和平。

幕府之前几乎连绵不绝的战火不复存在，武士鲜有机会施展军事本领，逐渐蜕变为官僚。无法再依靠军功获得奖赏，也不能通过战争扩张领地。武士的总人数不断膨胀，却不再经历战争的“优胜劣汰”；臃肿的官僚队伍带来武士阶层经济衰败。商人阶层愈发富裕，而上层武士却日渐穷困。政府运转的赋税重担压在农民身上，不少农民放弃收益微薄的农业，转而经商。1854年，美国马修·佩里舰队驶入东京湾，叩开日本国门。此时只有手工业者与商人能够应对新时代变局，武士的社会地位迅速跌落。

即便境遇衰落，数百年武人统治沉淀下的尚武精神从未彻底从日本民族心理中消散。日军引进欧洲武器完成近代化改革，但尚武精神与军人职业理念依旧根深蒂固。20世纪20‑30年代，军队再度掌权、主导政府，为对外扩张铺路，以此获取维持、扩张军工产业所需的原材料。武士道（“武士之道”）这一武士精神崇拜再度在日本军中盛行。这一点体现在日军在中国、东南亚与太平洋战场对待战败者的残暴行径，以及他们宁死不降、效忠天皇的信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与日军艰苦鏖战，还有战争后期日军为挽救国家免于侵略失败而大量采用自杀战术，都让世界亲眼见识20世纪版本的武士精神。《叶隐闻书》《五轮书》这类阐述武士思想与处世之道的日本典籍，时至今日依旧影响着现代日本人的商业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