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45了，做了一件不要老脸的事情，在厂里跟一个33岁小伙好了

我今年45了，做了一件不要老脸的事情，在厂里跟一个33岁小伙好了

我叫周红梅，在城南纺织厂干了快二十年。这厂子以前叫国棉二厂，后来改制叫新纺集团，名字换了，机器换了，连车间主任都换了五茬，就我没换。我从十八岁进厂挡车，到现在四十五，眼看着手指头粗了，腰也粗了，眼角的褶子一道一道的，像车间地上那些磨出来的沟。厂里像我这样的老女工不少，大家伙儿每天戴着白帽子穿着蓝工装，往机器前一站就是八个小时，嘴里唠着家长里短，手里一刻不停。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不咸不淡，跟食堂里那大锅菜一个味儿。

我男人叫赵建国，比我大两岁，在城东的化肥厂跑销售。结婚二十多年，头些年还好，那时候他嘴甜，下班回来能跟我说半天厂里的新鲜事。后来就不行了，他跑销售跑得满嘴油滑，回家反倒没话了。再后来化肥厂效益不好，他跑到外地一个私人老板那儿干，一个月回来一趟，有时候两三个月。回来也是躺着看电视，手机刷小视频，跟他说话他嗯啊答应着，眼睛都不抬。儿子赵瑞在省城念大学，去年毕业了留在那儿上班，平时就我一个人守着这八十平的房子，冰箱里永远有半碗剩菜，茶几上永远是他喝了一半扔下的茶叶罐。

日子要是就这么过，我也认了。可人这种动物，就怕心里头那根弦突然被人拨了一下。

那个小伙子叫孙磊，是去年秋天从分厂调过来的，说是技术学校毕业，在机修班干了七八年。他个子不高，壮实，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眼睛不大但有神。第一次见他是九月里，车间里那台老织布机又趴窝了，机修班来了两个人，他就是其中一个。他钻到机器底下捣鼓了半天，出来的时候脸上蹭了一道黑油，我正好在旁边递扳手，顺手把自己兜里的纸巾掏出来给他。他说了声谢谢姐，接过纸巾擦脸，我看见他手背上有一道挺长的疤，他注意到我看，笑了笑说小时候调皮摔的。就这么一句话，一个笑，我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敲了一下。

后来他就常来我们车间。那台老机器毛病多，三天两头要修，他也不嫌烦。有时候机器没啥事他也过来转一圈，帮我看看旁边的几台机器，顺手紧个螺丝，调调皮带。我们慢慢熟了，他管我叫红梅姐，我叫他小孙。熟了之后就唠嗑，我知道他老家是下面县里的，爹妈都在农村，他还没结婚，说是谈过一个对象，人家嫌他没钱没房，分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挺平淡，可我看着他蹲在机器旁边摆弄零件的背影，心里头有点说不出的滋味。

再后来就变了味儿。我开始注意他来了没有，他哪天没来我心里就空一下。他在的时候我干活特别有劲儿，总想让他看见我手脚利索的样子。有一回我搬线轴，手滑了一下，他从后面一把接住了，胳膊碰着我后背，就那么一下，我感觉半边身子都麻了。我赶紧退开两步，脸热得厉害，低着头说谢谢。他说红梅姐你慢点儿，别闪了腰。声音就在我耳朵边上，温热的。

我知道不对，特别不对。我比他大一轮还多，十二岁，他叫我姐，我都能当他姨了。厂里人多嘴杂，哪个车间没点儿风言风语？可人就是这样，心里明白是火坑，可那火苗子暖啊，暖得你明知道要烧手，还是忍不住凑过去。

事情的转折出在今年三月份。那天下午我轮休，本来该回家，可鬼使神差地又回了车间，想拿个落在更衣柜里的东西。走到车间后门那条夹道的时候，看见孙磊蹲在墙角抽烟。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站起来把烟掐了。我说你咋在这儿，不上班？他说机修班今天没啥活，出来透透气。我俩就那么站着，中间隔了两步远。夹道里头光线暗，就头顶一盏瓦数不大的白炽灯，照得他脸上半明半暗的。

他忽然说，红梅姐，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总往你们车间跑？我心里咚地一下，嘴上却说你们机修班不就修机器的嘛，哪儿有活儿往哪儿跑。他往前迈了一步，说那些机器我都修好了，我就想来看看你。我嗓子里干得厉害，想说什么说不出来。他又说我知道你有家有孩子，我不图别的，我就想跟你说说话，看你一眼。他声音压得很低，低得只有我俩能听见。那一刻我脑子里嗡嗡的，像车间里一百台机器同时响起来。

我后来想，那天但凡我有半点理智，我就该转身走。可我站住了，我就站在那儿没动。他伸手过来，碰了碰我袖子上的线头，就那么轻轻一碰。我抬头看他，他眼神里头有东西，烫人。我说小孙，你别这样，我比你大那么多。他说大怎么了，我就觉得你好，你干活利索，人又踏实，比那些小姑娘强一百倍。他说这话的时候一点不像是哄人，真诚得让人心酸。

从那以后就收不住了。我们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就是下班的时候他骑摩托车顺路带我一段，有时候在厂后面的小面馆吃碗面，他给我碗里多搁个荷包蛋。天冷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我披着，我闻见他衣服上机油和洗衣粉混在一块儿的味道，心里头又甜又苦。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干的是对不起赵建国的事，是让儿子知道了抬不起头的事，是厂里人知道了能把我脊梁骨戳穿的事。可我停不下来，就像吃了一辈子的清汤寡水，突然尝到了甜，再也咽不下那些没滋没味的东西。

纸是包不住火的。我们厂保洁的刘大姐，五十多岁了眼睛比谁都尖。她说周红梅，你最近气色好得很嘛，擦粉了？我说没有，可能是睡得好了。她撇撇嘴没再问，可我看见她的眼神从镜片后面飘过来，跟刀子似的。还有挡车的小李，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嘴碎得很，有一回看见我从孙磊摩托车上下来，哎呀了一声，说红梅姐你搭小孙车啊？我说嗯，顺路。她嘻嘻笑着走了，走两步又回头看我一眼。那一眼我记了好几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赵建国的枕头空着，上面落了一层灰。

我知道早晚得出事，可没想到出在这么个时候。

四月中旬，赵建国突然回来了，说是那边老板的生意不做了，他暂时没活儿干，回家歇一阵。他回来那天我正打算出门，他拎着个行李箱站在门口，头发长了，人瘦了一圈，看着老了。我愣了一下说你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他说打啥电话，自己家。他把箱子拖进屋，东看西看的，说家里收拾得挺干净。我嗯了一声，心里头慌得不行，手心里全是汗。我怕他看出什么来，可又觉得自己也没干什么，不就是跟人吃了两碗面，搭了几趟车？可心里那鬼，自个儿知道。

赵建国回来第二天就去了厂里，说去找个老同事叙旧。我心里咯噔一下，他在纺织厂能有什么老同事？他以前来接过我两次，认识门卫老张头。我那天在车间里根本干不下去，眼睛老往门口瞟，生怕他闯进来。结果他没闯车间，他去了机修班。

后来我才知道，他去找孙磊了。

那天晚上我回家，赵建国坐在沙发上抽烟，茶几上摆了三个空啤酒罐。我换鞋的时候手抖得解不开鞋带，他就那么看着我，半晌说了句，你跟那小子怎么回事。我脑子嗡地一下，差点儿站不住。我说什么怎么回事，你说谁。他说机修班那个姓孙的，我下午去找他了，我问他你老找我们家红梅干啥。我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我说你找他干啥，人家就是修机器的，人家咋说？赵建国把烟掐了，说他说他啥也没干，就是顺路带你回家。我说那不就结了，你瞎想什么。

赵建国站起来，走到我跟前。他比我高半个头，我低着头能看见他衬衫领子那儿磨毛了，也没人给他换。他说红梅，我在外头跑了这些年，是没顾上你，可我不是傻子。你知不知道你说话的时候眼睛不敢看人的毛病，二十年了都没改。我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不是委屈，是怕。我怕他接着往下说，怕他说出什么我受不了的话来。

可他没再说。他转身进了卧室，把门关上了。那天晚上我睡沙发，听见他在屋里咳嗽，一声接一声，咳了很久。我抱着被子坐在沙发上，窗外头有野猫在叫，叫得我心里跟猫抓似的。我想起了跟赵建国刚结婚那会儿，他骑自行车带我回他老家，那天也是春天，路两边开满了油菜花，他在前面蹬着车，我在后头搂着他的腰，风把花香味儿灌了一嘴。那时候他多精神啊，穿一件军绿色的夹克，头发黑黑的，回头冲我笑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

什么时候变的呢？是他跑销售常年不在家变的？是他回来就知道看手机变的？还是我变了？我想不清楚，只觉得自己像站在一条河的中间，两边都靠不了岸。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厂里，直接去了机修班。孙磊坐在工具箱上，手里拿个扳手来回转。我站在门口没进去，他抬头看见我，眼睛红红的。他说红梅姐，你男人昨天来找我了。我说我知道。他说我没说啥，我说咱俩啥也没有。我说嗯。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离得很近，声音哑着说可我想说啥，我想跟他说我喜欢你，我想跟他说你别欺负她。我眼泪又出来了，我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这个。他看着我，那眼神里头的东西比上次在夹道里还烫，烫得我不敢看他。他说红梅姐，你要是愿意，我带你走，我啥都不怕，我养你。

那一刻我差点就点头了。真的，就差那么一点儿。可就在这时候，我手机响了，是儿子赵瑞打来的。我接起来，儿子的声音在那头笑呵呵的，说妈，我下个月带女朋友回家，你给准备准备。我握着手机，嘴唇哆嗦着说好，妈给你准备。挂了电话我抬起头，看着孙磊。

他看着我挂电话，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慢慢地他眼里的光就暗下去了。他说你儿子？我说嗯，他要带女朋友回来。他站在那儿半天没动，手里的扳手掉在地上，哐当一声。他说我知道了。然后他弯腰捡起扳手，转身走到工作台旁边，背对着我。他的肩膀在抖，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站在门口，脚底下像生了根，想走迈不动步，想过去又不敢。最后我说小孙，对不起。他没回头，说了句，姐，你走吧。

我从机修班出来，阳光白花花地照在厂区的水泥地上，晃得人眼睛疼。我在太阳底下站了好一会儿，觉着自己像个做了一场梦刚醒过来的人，浑身上下哪儿都酸疼。回了车间，机器的轰隆声扑面而来，我往那儿一站，手摸着织布机温热的外壳，突然觉得踏实了。这机器转了多少年了，我伺候了多少年了，它不会跟你说话，也不会让你心慌，你就听着它的响声把活儿干了，一天就过去了。

那天晚上回家，赵建国做了饭。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一盘凉拌黄瓜，都是我爱吃的。他围着我那条花围裙，在厨房里忙活的样子生疏得很，油点子溅到灶台上也没擦。我们俩对着吃饭，谁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把那盘鸡蛋往我这边推了推，说吃吧，凉了就腥了。我夹了一筷子，咸了，盐放多了。我说咸了。他说嗯，下回少放。就是这一句下回少放，我鼻子一酸，差点儿又掉泪。

晚上我还是睡沙发，半夜听见卧室门开了，赵建国走出来，抱着被子，在我旁边坐下。他说红梅，我跟厂里另一个老同事说好了，去他们那个仓库干保管，不出差了，天天回来。我躺在沙发上没动，后背朝着他。他又说这些年是我不好，我总以为在外头挣俩钱就是对得起这个家了，没想过你一个人咋过的。他停了停，声音低下去，说你要是有啥想法，你也跟我说，别憋着。

我翻过身来，看着他。他也老了，鬓角白了，眼袋耷拉着，那个当年穿军绿色夹克的小伙子哪儿去了？我想说我有啥想法，我想说那个姓孙的小伙比你年轻比你有劲儿，可我说不出来。我看着他眼里的血丝，看着他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睡衣，那是儿子高中时候买的，儿子穿小了给他的，他一直穿着。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我贪恋的那点暖，不过是太冷太久了。可那火是别人的，烧完了就没了，而这个家是自个儿的，哪怕凉了，也得自己去焐。

我说建国，没事了，都过去了。他看着我，没再问，把被子往我身上盖了盖，说睡吧，明天还要上班呢。

后来呢？后来赵建国真去仓库上班了，每天早上七点出门，下午五点回来，比钟表都准。他开始学着做饭，虽然做得不好吃，可他做。上个月我生日，他居然买了个蛋糕，上面插着四十五的蜡烛，笨手笨脚地点着，嘴里念叨着赶紧许愿赶紧许愿，蜡油要滴下来了。我闭着眼许了个愿，睁开眼把他吹灭了。他问我许的啥，我说不告诉你，说了不灵。

孙磊再没来找过我。听说他申请调去了东郊的分厂，离我们这儿挺远的。有一回我在厂门口远远看见他骑摩托的背影，后座上坐了个姑娘，扎着马尾辫，笑得很响。我站在门卫室旁边看了一会儿，心里头有涩涩的东西涌上来，可嘴角却不由自主地往上弯了弯。挺好，真的，挺好的。

儿子带女朋友回来那天，我做了一大桌子菜。姑娘挺文静，叫我阿姨，饭桌上给我夹菜，说阿姨你做的红烧肉真好吃。赵建国在边上嘿嘿笑，说那是，你阿姨做了二十多年了。我看着一桌子人，儿子胖了，女朋友笑盈盈的，赵建国嘴边上沾了米粒也不知道。我伸手把他嘴角的米粒拈下来，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跟二十多年前油菜花地里的笑，隐隐约约有点像了。

那天晚上收拾碗筷，赵建国在厨房洗碗，我站在阳台上收衣服。楼下那棵老槐树开花了，香喷喷的，隔着六层楼都能闻见。我想起我四十五了，这辈子过了大半了，做了一件不要老脸的事，差一点儿就把自个儿的家给弄丢了。可人这一辈子，谁还没犯过糊涂？错了不怕，怕的是错了不知道回头，怕的是把身边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当成了理所应当。

我现在每天早上给赵建国装饭盒，他爱吃青椒炒肉，我每周给他做两回。晚上他回来我们一块儿看电视，他看球赛我织毛衣，嘴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有时候说到好笑的地方，我俩能笑半天。日子又变回那锅大锅菜了，可不知道为什么，这菜现在吃着，有那么一股子回甜。

有些路走过了才知道弯，有些人错过了才懂得好。我不是个好女人，可我想试着做个好老婆、好妈。四十五了，不算太晚吧？那天赵建国洗碗的时候哼着小曲，是年轻时候厂里文艺汇演他唱过的歌，跑调跑得没边了，我听着，笑了。窗外那棵老槐树的花香一阵一阵飘进来，春天又要过去了，可我心里头，倒是慢慢暖和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