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在街上见过这样一幕: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另一位更老的老人。他们可能是夫妻,可能是母子,也可能是兄妹。推轮椅的那个人,走起路来自己都有些颤颤巍巍,但手里始终紧紧攥着扶手。
这个画面,以前叫“相濡以沫”。现在,它有了一个更冰冷的名字——
“老老照护”。
当照顾者和被照顾者都已是白发苍苍,当70岁的人照顾90岁的人,当80岁的人还在给100岁的人喂饭——这不是个别家庭的困境,而是一个已经到来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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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老老照护”有多严重,去看看日本就知道了。
日本厚生劳动省2025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公布了一个令人心惊的数据:在所有居家护理的家庭中,护理对象和主要照顾者都在75岁以上的“超老老照护”比例,已高达37.1%。
什么概念?每三个居家照护的家庭里,就有一个是“老人照顾老人”。
这个数字在2001年还只是18.7%。24年,翻了一番。而且趋势还在加速——短短三年,又涨了1.4个百分点,刷新历史新高。
日本媒体报道过一个极端的案例:鹿儿岛县一对八十多岁的老夫妻。丈夫88岁,自己就是脑梗后遗症患者,右半边身子不灵活,还患有糖尿病。但他要照顾的,是87岁、五年前患上痴呆症的妻子。
一个半身不遂的老人,要给一个痴呆老人处理大小便、做饭、洗衣、带去医院。
他右手不方便,开车都费劲。但妻子的每一顿饭、每一次洗澡、每一趟就医,都得靠他。
最后实在撑不住了,老两口搬进了能接受照护服务的公营住宅,自掏腰包请人帮忙洗澡和做饭。
这还算幸运的。在日本,更多“老老照护”的家庭,结局要惨烈得多。
照顾者本身就是生理上的弱者,在长期的体力透支与睡眠剥夺下,很容易先垮掉。近年来日本屡见不鲜的“护理疲劳沙人”与高龄夫妻双双孤独死事件,正是家庭照护体系承载力彻底崩溃后的极端产物。
一个最残酷的悖论是:你越孝顺、越舍不得把家人送进养老院,你和家人可能就越痛苦。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人活得越来越长,孩子却越来越少。
日本战后“团块世代”(1947-1949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已经全部进入75岁以上的后期高龄期。而这一代人的子女,要么是独生子女,要么人到中年正面临自己的职场和家庭压力,根本抽不出身来全职照顾父母。
于是,照顾老人的重任,只能落在另一个老人身上——通常是老伴。
而我国的情况,正在快速向日本靠拢。
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96亿,占总人口的21.1%。预计到2050年前后,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
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将达到1.5亿。
1.5亿高龄老人。他们当中,会有多少人失能、失智?又有谁来照顾他们?
我们常说的“9073”养老格局——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意味着绝大多数老人最终还是要在家里度过晚年。居家养老的主力照护者,过去是配偶和子女。
但当子女这一代本身就是独生子女、而且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他们能提供的照护时间越来越有限。上海的数据很有代表性: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达89.56万人,纯老家庭近190万。
190万户只有老人的家庭。
他们的日常起居、看病买药、突发状况,谁来管?
现实正在给出答案:还是老人自己。
一个73岁的老太太,照顾76岁中风的老伴;一个80岁的老父亲,推着102岁的老奶奶出去晒太阳;一对年过八旬的老夫妻,互相搀扶着去医院挂号。
这些不是故事,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日常。
我国的“老老照护”还没有精确的全国统计数据,但趋势已经非常清晰。第一批独生子女的父母正在陆续步入高龄,而独生子女这一代,很多人自己都快50岁了。再过十年、二十年,当60后、70后成为高龄老人,他们的子女更少、压力更大,“老老照护”的比例只会比日本更高。
区别只在于,日本有相对完善的介护保险制度,而我们的制度准备,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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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养老的时候,我们的目光通常落在被照顾的老人身上。
但真正容易被忽略的,是那个照顾者。
长期照护失能老人的人,自己的身体也在快速损耗。帮失能老人翻身、搀扶、洗澡,需要大量的体力。一个六七十岁的人,长期做这些事,腰、膝盖、肩膀都会出问题。
更不用说精神上的压力。24小时待命、没有休息日、没有社交、看不到尽头——很多照护者自己先陷入了抑郁。
日本厚生劳动省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隐性第二受害者”。高龄照顾者本身就是生理上的弱者,在长期体力透支与睡眠剥夺下,极易从“照顾者”变成“被照顾者”。
在我国,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因为我们的家庭照护者,绝大多数是女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8到59岁居民每天无酬劳动平均两小时42分钟,其中女性达到三小时29分钟,比男性多了将近两个小时。
这些无酬劳动里,很大一部分就是照顾老人、孩子和家务。而当照护者自己也老了,谁来照顾照护者?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有人会说,为什么不请护工?为什么不送养老院?
答案是:钱和人,都不够。
先说说人。日本厚生劳动省预测,到2040年,仅满足基本生活照护需求,日本护理行业就需要约272万名专业护理人员。相比现有规模,缺口达57万到69万人。如果算上辅助岗位、家庭短期替代照护、机构扩建,综合人力缺口超过150万人。
这还是有介护保险制度、有外籍劳工引进政策的日本。
我国的数字只会更惊人。按失能半失能老人约4000万计算,即便按国际最低配比,也需要上千万的专业护理人员。而目前全国持证养老护理员只有几十万人,缺口以百万级计算。
根本的问题不是“工资不够高所以没人愿意干”,而是“年轻人的总量就在减少”。
当整个社会在所有行业——制造业、物流、零售、医疗、IT——都在抢人时,护理行业由于其高强度劳动、低社会认同、高心理压力的天然属性,在争夺年轻劳动力时处于绝对劣势。
即使你愿意花钱,在市场上也未必能买到持续、专业、靠谱的照护服务。
再说说钱。一线城市一个住家护工的月工资,已经涨到了七八千甚至上万。一对靠退休金生活的老夫妻,两人的养老金加起来可能也就一万出头。请一个护工,等于把两个人的退休金都花进去了,还不一定够。
养老院呢?条件好的养老院一床难求,价格也不菲。普通工薪家庭能承受的养老院,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而且,绝大多数老人不愿意去养老院。“养儿防老”“在家养老”的观念根深蒂固,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想离开自己住了一辈子的家。
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老人不愿意去机构、机构缺人缺经费、子女没时间精力照顾、老伴体力不支——最后,只能是“老老照护”硬扛。
“老老照护”不是某一个家庭的难题,是整个社会的考题。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有几件事是必须做的。
第一件,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必须尽快完善。
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虽然也在面临财政压力,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40岁以上的人缴纳保险费,老了以后可以享受专业照护服务,个人只承担一部分费用。我国目前长期护理保险还在试点阶段,覆盖面有限,保障水平也参差不齐。要让“老老照护”的家庭不至于被压垮,制度性的托底必须跟上。
第二件,居家社区养老要做实。
既然90%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那就要把专业服务送到家里去。家庭养老床位、上门护理、助餐助浴、日间照料中心、适老化改造……这些不是“锦上添花”,是刚需。目前全国已经建成了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但相对于数千万失能半失能老人来说,还远远不够。
第三件,照护者本身也需要被照护。
我们的政策和社会舆论,关注点往往在被照顾的老人身上。但那个日复一日提供照护的人——很可能也是一个老人——同样需要支持。喘息服务、心理疏导、照护技能培训、临时托养……让照护者有机会喘口气,才能让整个家庭撑得更久。
第四件,要让企业参与进来。
日本每年有超过10万名正式员工因为要照顾家中失能或失智的父母而辞职,这些人大多是45到55岁的企业骨干。对企业来说,这是巨大的人才损失。对社会来说,这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弹性工作制、远程办公、照护假——企业不是旁观者,也是老龄化的利益相关方。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件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变老。
不是说“等我老了再说”,而是从现在开始——锻炼身体、保持健康、储蓄养老资金、提前规划晚年生活。延长健康寿命,比延长寿命本身更重要。能自理的高龄和需要照护的高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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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白发老人推着轮椅上另一个白发老人的画面,之所以让人动容,是因为它背后藏着太多的东西——是爱,是责任,是无奈,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我们这一代人,大概率会比父母活得更长。但活得长不等于活得好。如果长寿意味着晚年失能、意味着拖累另一个老人、意味着整个家庭被拖垮,那长寿到底是福气还是负担?
“老老照护”不是一个遥远的社会问题。它可能就发生在你的父母身上,也可能发生在你自己身上。
每一个推着轮椅的白发老人,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在默默照护的人,都不应该独自撑着。
因为我们终有一天,也会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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