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秋夜，我在公社操场看电影，邻座姑娘悄悄把手搭在我手背

1976年秋夜，我在公社操场看电影，邻座姑娘悄悄把手搭在我手背，我心头一颤，转头却看到她眼中含泪

楔子

都说人老了，眼前的事儿记不住，过去的事儿忘不了。这话，我信。几十年的光阴像被筛子滤过，带走了太多的鸡零狗碎，可总有些东西，像河床底下的鹅卵石，被岁月冲刷得愈发圆润光亮。1976年的秋天，就是我最亮的那一颗。那年我十九，在生产队挣工分，最大的念想就是隔几个月能去公社看场露天电影。那天晚上演的什么，说实话早忘了，但邻座那个姑娘手心的温度，和那一滴恰好落在我手背上的泪，却烫了我一辈子。那块幕布上光影流动，演着别人的悲欢离合，我却在那片嘈杂的夜色里，听见了自己心跳的声音，也撞上了一双藏着整个深秋的眼睛。

第一章 电影场

那年秋天的风来得比往年都早一些。农历八月十五才过，田里的稻子刚割完，北边的风就裹着凉意一股脑地灌下来了。可这点凉意，根本压不住公社大院里那股子热闹劲儿。

消息是三天前就放出来的。公社的文书用红纸写了告示，贴在供销社的外墙上，说县里的电影放映队要下来，就在公社大操场，放两场好片子。具体是什么片子，告示上没细说，这在当时是常态，总得留点悬念。可这悬念，愣是让十里八村的男女老少猜了三天三夜。有人说是《南征北战》，有人说是《渡江侦察记》，还有人神神秘秘地压低声音，说可能是刚解禁的《冰山上的来客》。

管他什么呢，是电影就行。

那天下午，日头还没落山，我就开始拾掇自己了。其实也没什么好拾掇的，就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劳动布褂子，一条膝盖上打了补丁的黑裤子，脚上是老娘纳的千层底布鞋。我特意用皂角把头发洗了一遍，又用缺了齿的木梳子使劲刮了几下，对着缸里的水照了照，觉得还算精神。

老娘在灶间忙活，看我进进出出地晃悠，就扯着嗓子喊：“建军！你属猴的？屁股上长钉子了？电影要黑了天才能放，你现在去，是去给放映员当桩子，让他们挂幕布？”

我没应声，嘿嘿一笑，揣上两个贴饼子就出了门。贴饼子是玉米面掺了点白面，贴在铁锅边上烙出来的，一面焦黄酥脆，一面软和，是庄户人家的干粮。我揣上它，不是为了看电影时吃，是想着万一碰上个熟人，能当个零嘴儿。

从我们张家庄到公社驻地，有五里地。路是土路，白天走还好，到了傍晚，光线一暗，路上的坑坑洼洼就看不清了。可这路我打小走到大，闭着眼也能摸着方向。一路上，三三两两的人都在往一个方向赶。有骑着二八大杠的，车铃按得叮叮响，后座上不是媳妇就是孩子；有赶着牛车的，车上铺了干草，坐着一家老小，慢悠悠地晃；更多的还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三五成群，说说笑笑，步子迈得又快又大。

月亮还没上来，天边只剩下一抹鸭蛋青的亮光。公社大操场上，两根高高的木杆子已经立了起来，白底黑边的幕布被风吹得哗啦啦响，像个张开了怀抱的巨人。放映员在调试机器，一束雪亮的光柱打在幕布上，引得早就占好位置的小孩子们一阵欢呼，他们把手举得高高的，在光柱里做出各种形状，兔子、狗、老鹰，影子投射在幕布上，活灵活现。

我到的算早，但也只找了个偏中间的位置。地上已经被人用碎砖头、麻绳、甚至是用粉笔画出的圈占满了。我找了块相对平整的地儿，把随身带的一张旧报纸铺在地上，一屁股坐了下去。秋夜的泥土，带着一股子庄稼秸秆腐烂后的潮气，还有一丝丝凉意，从屁股底下往上渗。

天彻底黑了。星星像碎钻一样，密密麻麻地嵌在深蓝色的天幕上。电影还没开演，操场上人声鼎沸。大人喊孩子，孩子找伙伴，姑娘们的笑声像银铃一样，在夜风里飘散，小伙子们故意扯着嗓子聊天，眼神却总往姑娘堆里瞟。空气里弥漫着旱烟叶子呛人的味道，还有几缕劣质雪花膏的香气，混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属于乡村夜晚的、热闹又暧昧的气息。

我正低着头，用指甲抠报纸上的字玩，忽然感觉身边有人坐了下来。我没抬头，以为是哪个相熟的后生。直到一股淡淡的、不同于雪花膏的清冽气息飘进鼻子，我才下意识地侧了侧脸。

是个姑娘。看不太清脸，只能看到个侧影，头发梳成两条齐肩的短辫子，用黑色的皮筋扎着。穿着件碎花的衬衫，领口洗得有些发白。她坐得很直，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手里攥着个手绢包。

我没敢多看，赶紧把目光收回来，装作专心致志地等电影开场。心里却像揣了只兔子，突突地跳。不是因为我胆小，是在那个年代，男女之间，尤其是陌生的男女之间，界限是很分明的。坐得近了，都会让人说闲话。

我偷偷往旁边挪了挪屁股，想拉开点距离。可操场就这么大，人越来越多，我挪了也没用，反倒显得有点刻意。

这时，放映员终于开始说话了。他清了清嗓子，对着一个绑在木杆子上的话筒喊：“喂，喂！各位社员同志们，注意了！今晚放映的故事片是——大家看，这是去年新拍的彩色影片，《决裂》！”

话音一落，操场上的嘈杂声小了一些。有人似乎有点失望，有人还是兴致勃勃。幕布上终于出现了画面，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片头。

电影开始放了。我渐渐把注意力放到了幕布上。虽然情节已经看过一遍，但再看一次，还是觉得新鲜。正看到里面讲“马尾巴的功能”那段，全场人都被葛存壮饰演的那个老教授逗得哈哈大笑。

我也跟着乐。就在这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正笑得肩膀一耸一耸的，忽然，一只微凉的手，轻轻地，落在了我的手背上。

那只手很小，带着一种试探性的、近乎怯懦的温柔。我的笑声戛然而止，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术，瞬间僵在了那里。我能感觉到那只手掌心的柔软，和指尖微微的凉意。一股电流，从手背接触的那一点，猛地窜遍全身，一直冲到头顶，头皮都有些发麻。

我不敢动。我甚至不敢呼吸。心脏在胸腔里擂鼓一样地狂跳，震得我耳朵里嗡嗡作响。幕布上的光影还在流动，周围的笑声和说话声仿佛一瞬间被抽离，世界变得寂静无声，只剩下那只手，和我手背上的那一小块皮肤。

我僵硬地、极其缓慢地转过头去。

月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升起来了，清冷的银辉斜斜地洒下来，正好照亮了姑娘的脸。那是一张很清秀的脸，皮肤白净，眉毛细细弯弯的，鼻子小巧挺直。可让我心头猛地一紧的，是她的眼睛。

那双眼睛，正定定地看着我。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笑意，却亮得惊人，盛满了细碎的月光，也盛满了……泪水。一颗很大很大的泪珠，就那么毫无预兆地从她眼眶里滚落下来，“啪嗒”一声，砸在了我放在膝盖的另一只手上。

温热的，带着点咸涩的温度。

我懵了。彻底懵了。

这姑娘是谁？她为什么哭？她为什么……把手放在我手上？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翻江倒海，闪过无数个念头。她是认错人了？她是受了什么委屈？她……

电影还在继续，葛存壮还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讲着什么，全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可这笑声，跟我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我的世界里，只剩下这个流泪的姑娘，和她那只轻轻搭在我手背上的、冰凉的手。

第二章 寻人

那夜，电影是怎么散场的，我又是怎么走回家的，我几乎完全没了记忆。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脚底下踩着的不是土路，倒像是棉花。脑子里反反复复播放的，只有月光下那双含泪的眼睛，和手背上那一瞬间的触感——微凉、柔软，还带着一点颤抖。

回家后，我躺在土炕上，烙饼似的翻了一整夜。炕席子被我蹭得沙沙响，老娘在隔壁屋都听见了，隔着一道墙喊：“建军，你折腾啥呢？让跳蚤咬了？”

我没吭声，把被子蒙在头上。

她是哪个村的？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单单找上了我？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手背，仿佛那上面还残留着她的温度。后半夜，蛐蛐在墙角叫得人心烦，我忽然一拍脑门坐起来——她手心里攥着的那块手绢！

对，手绢。虽然只瞥了一眼，但那块手绢的样式我记得清清楚楚。不是常见的蓝白格子，是白底子上印着浅绿色的小碎花，四边还勾着细密的蕾丝边。那种手绢，我在供销社见过，是上海那边来的“的确良”料子，要好几毛钱一块，一般庄户人家的姑娘，哪舍得买这个？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又投向窗外，月光正洒在院子里那棵老枣树上。天一亮，我得去找她。

可怎么找？

五里地外的张家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也有百十户人家。可我连人家姑娘长啥样都只看了个模糊轮廓，更别提名字了。直接去人家村里打听，一个大小伙子问一个姑娘，这话传出去，不像话不说，还平白坏了人家名声。

我决定先从内部突破。我们张家庄的几个年轻后生，跟邻近几个村子都有来往。我先找了跟我一起在队里干活的黑蛋。黑蛋大名赵建国，因为长得黑，又圆滚滚的，都叫他黑蛋。这家伙消息灵通，谁家姑娘跟谁家小子说句话，他都门儿清。

“黑蛋，”我把他拽到牛棚后头，递了根“大生产”过去，“问你个事儿。”

黑蛋把烟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又夹到耳朵上，一双小眼睛眯起来，笑得贼兮兮的：“哟，建军，啥事儿还得上烟？是不是昨儿个看电影，瞅上哪个姑娘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脸上却不动声色：“去你的！就是问问，昨儿晚上坐我旁边那个姑娘，是哪个村的？”

“坐你旁边的姑娘？”黑蛋挠挠头，一脸茫然，“我跟你隔了老远，哪瞅得着谁坐你旁边。咋的，真瞅上了？”

我摆摆手，敷衍了几句，心里凉了半截。连黑蛋都不知道，这线索算是断了。

我又不死心，连着几天，旁敲侧击地跟邻近几个村子相熟的人打听。问有没有一个扎两条短辫，穿碎花衬衫，皮肤白净的姑娘。可那时候，姑娘们的打扮都差不多，短辫、碎花衬衫，放眼望去，满大街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问得多了，反倒惹来几个促狭鬼的哄笑：“建军，思春了吧？谁家姑娘那么俊，让你惦记成这样？”

我臊得不行，只好作罢。

日子还得照过。秋收完了，紧接着就是秋种。犁地、耙地、撒种、盖土，一天到晚累得跟牲口一样，腰都直不起来。可一歇下来，特别是晚上躺在炕上，那双泪眼就浮上来了。她为什么哭？是家里出了什么事？还是被人欺负了？她把手放在我手上……是向我求助吗？

每次想到这里，我心里就像被猫抓了一样。

老娘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有一天吃晚饭，她端着一碗棒碴粥，一边吹着热气，一边慢悠悠地开口：“建军，你这些天不大对劲。魂不守舍的，是不是有事儿？”

我扒拉着碗里的粥，闷声说：“没事。”

老娘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只是说：“没事就好。咱们庄户人家，本本分分过日子最要紧。别想那些有的没的。”

我点点头，心里却更乱了。

一周后的一个傍晚，我去隔壁赵家湾找我表姐有点事。表姐嫁到了那边，我去给她送点家里新腌的咸菜。回来的路上，要经过一片小树林。秋天的树林，叶子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夕阳从稀疏的枝桠间漏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正低头走着，忽然，眼角余光瞥见树林边上的小溪旁，蹲着一个身影。

是个姑娘。她正蹲在溪边，用一块石头在砸什么东西。看那姿势，有点笨拙。

我本来没在意，正要走过去，忽然，一阵风从树林那边吹过来，撩起了姑娘的头发。她抬起头，用胳膊蹭了一下脸。

就是那一瞬间，我看清了她的脸。即便只是个侧影，即便隔了几十步远，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那双眼睛，那个鼻梁，那个下颌的弧度！

是她！

我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呼吸一下子就急促起来。脚步钉在地上，动不了了。我张了张嘴，想喊一声，可嗓子里像堵了团棉花，发不出声音。

姑娘似乎没发现我，她砸完了手里的东西，站起身来，在溪水里洗了洗手，然后甩了甩手上的水珠，转身就要走。

眼看她就要消失在树林那头了，我不知哪来的一股勇气，拔腿就追了上去。

“哎！等等！”

我喊出声来，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变调。

姑娘被吓了一跳，猛地转过身来，警惕地看着我。等看清是我，她脸上的表情先是一愣，随即，一抹红晕迅速从脖颈蔓延到耳根，眼神也慌乱地躲闪开去。

我跑到她面前，喘着粗气，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千言万语堵在胸口，最后只化成了一句傻乎乎的话：“你……你那天，是不是哭来着？”

话一出口，我就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这叫什么话！

姑娘的脸更红了，她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微微颤动着。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都有些发白。沉默了好一会儿，就在我以为她要转身跑掉的时候，她忽然抬起眼，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低下头，用蚊子一样细小的声音说：“我……我那天是哭来着。”

“为啥？”我脱口而出，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急切。

她没说话，只是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了那个我见过的手绢包。她把手绢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块被砸碎了的……怀表。

表壳已经变形，玻璃碎了，指针也歪了，显然是被人用力摔过。她看着那块怀表，眼圈又有些发红，声音也带上了鼻音：“这是……这是我爹留给我的。我爹没了，就剩下这个念想。那天……被我娘摔了……”

她的话断断续续，带着哭腔。我听着，心里像被人攥住了一样，揪着疼。在那个年代，一只怀表，尤其是一只老式的、带着西洋风格的怀表，对一个普通农家来说，绝对是件稀罕物，更别提还是亡父的遗物。被自己的母亲摔碎，那该是多大的委屈和难过。

我终于明白，她那天为什么会在电影场流泪了。她不是认错了人，她只是在最难过、最无助的时候，需要一个肩膀，哪怕是一个陌生人的肩膀，来承接她那一刻的悲伤。而恰好坐在她旁边的我，就成了那个“肩膀”。

她把手绢重新包好，揣回兜里，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决心，抬起头看着我，努力挤出一个笑容：“那天……谢谢你了。我……我走了。”

说完，她转身就要走。

我心里一急，又喊住了她：“等等！你……你叫啥名字？”

她停住脚步，背对着我，沉默了几秒钟。秋风吹动她的发梢，几片落叶打着旋从我们之间飘过。

她没有回头，只轻轻地说了一个字：“秀。”

然后，便加快脚步，几乎是跑着，消失在了树林深处。

我站在那儿，望着她消失的方向，晚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但我心里，却像燃起了一团小小的、却异常炽热的火苗。

秀。我终于知道她叫秀了。

第三章 靠近

知道了名字，就像在一片迷雾里抓住了一根绳索。我顺着这根绳子，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地往前摸索。

我首先确定了她是赵家湾的人。那天遇见她的小溪，就在赵家湾村东头。我又去找了表姐，拐弯抹角地打听。我表姐是个伶俐人，一看我那个忸怩的样子，就什么都明白了。她抿着嘴笑：“建军，你是不是看上我们村一个叫秀的姑娘了？”

我脸一红，算是默认了。

“哪个秀？”表姐问，“村东头老李家的秀？还是村西头刘寡妇家的秀？还是……”

“她爹没了……”我嗫嚅着补充。

表姐一拍大腿：“那就对了！是村南头老周家的闺女，叫周秀兰。她爹前年走的，留下她跟她娘过。她娘……”

表姐压低了声音，凑近我耳朵：“她娘那性子，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厉害。秀兰跟着她，没少吃苦头。上回她娘不知为啥，把家里一只老怀表给摔了，秀兰哭了好几天。”

我心里全明白了。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却又有另一块更大的石头悬了起来。知道了她是谁，知道了她住哪儿，知道了她的处境，我反而更放不下了。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往赵家湾跑。借口当然很多：帮表姐家干点力气活儿，或者去那边供销社买点东西。每次去，我都会绕到村南头，远远地看看周家的院子。

那是个小小的、有些破败的土坯院子。院墙不高，能看见里面一棵歪脖子枣树和两间低矮的土房。我见过周秀兰几次，她要么是在院子里劈柴，要么是在门口的井边打水。她总是低着头，安安静静地干活，很少跟人说话。有一次，我看见她娘——一个瘦高、颧骨很高的中年妇女，站在门口，叉着腰，对着屋里大声嚷嚷什么。周秀兰低着头从屋里出来，一声不吭地端着盆去倒水。

我心里堵得难受。

我想靠近她，却又不敢太唐突。那个年代，一个外村的小伙子老在一个姑娘家门口转悠，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我得想个办法，一个自然的、不引人注意的办法。

机会很快就来了。

深秋了，生产队要组织社员去公社粮站交公粮。我们张家庄和赵家湾，被安排在了同一天。一大早，天还没亮透，一辆辆牛车、马车，甚至还有几辆手扶拖拉机，就排着队，浩浩荡荡地往公社赶。车上装满了鼓鼓囊囊的麻袋，都是新收的稻谷。

我赶着我们队的牛车，故意落在后面。眼睛却在人群里搜寻着。很快，我就看见了周秀兰。她跟着赵家湾的队伍，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也堆着几麻袋粮食。她低着头，弓着腰，推得很吃力。十一月的早晨，寒气很重，她的鼻尖冻得通红，呼出的气在面前凝成一团白雾。

我心里一疼，顾不上许多，赶着牛车就靠了过去。

“哎，秀兰。”

我喊了一声，声音有点发紧。

她抬起头，看到是我，眼神里闪过一丝诧异，随即又有些慌乱地低下头去，脚步却没停。

“这路不好走，你一个姑娘家推车太费劲了。”我压低了声音，眼睛看着前方，装出一副跟熟人搭话的样子，“你要不……把麻袋放我车上？我帮你捎过去，反正空着也是空着。”

她愣了一下，脚步慢了下来，但还在犹豫。

“快点儿，后边人都上来了。”我催促道，心里怦怦直跳。

她咬了咬嘴唇，终于停下了脚步。我赶紧从牛车上跳下来，不由分说，就把她独轮车上的两麻袋粮食，一袋一袋地搬到了我的牛车上。麻袋很沉，我搬得龇牙咧嘴，心里却乐开了花。

她站在一旁，手足无措地看着我，小声说：“谢谢……”

“谢啥，”我拍了拍手上的土，咧嘴一笑，“顺路的事儿。你上车不？走几步就到了。”

她摇了摇头，脸又红了：“不了，我跟车走就行。”

我不好强求，只好赶着牛车慢慢走，她就在旁边跟着。一路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秋风吹过来，带着田野里庄稼秸秆燃烧后的焦糊味，还有她身上那股淡淡的皂角香。我时不时侧过头看她一眼，她总是垂着眼，长长的睫毛在晨光里投下一小片阴影。

交完公粮，从公社回去的路上，我又如法炮制，把她那两袋粮食捎了回去。到了赵家湾村口，我把麻袋给她卸下来，她又是低着头说了声谢谢，然后推着独轮车，飞快地走了。

虽然话不多，但我能感觉到，她看我的眼神，不再是完全的躲闪和陌生了，偶尔对视的时候，会带上一丝极淡的、几乎察觉不到的笑意。

这让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隔了几天，我又找了个由头，去赵家湾。这次我直奔她家门口，却刚好在巷子口遇上她。她正抱着一捆干柴，往家里走。看到我，她吓了一跳，差点把柴火掉在地上。

我赶紧上前一步，帮她扶住，小声说：“秀兰，我……我有东西给你。”

她瞪大了眼睛，疑惑地看着我。

我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用一块新布包着。我把布包塞到她手里，转身就走，走出几步，又回头喊了一句：“你回去再看！”

那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着。我给她的是一个木盒子，是我自己做的。那天我看见她摔碎了的怀表，就想，表壳坏了，但机芯也许还能用，我得给她一个能放“念想”的“家”。我找了一块废弃的椿木板，用锯子、刨子，花了整整两个晚上，凿了一个巴掌大的小盒子，用砂纸打磨得光滑滑的，还刷了一层桐油。盒子里面，我细心地垫上了棉花，外面，我用烧红的铁丝，在盒盖上烫了一朵歪歪扭扭的小花。

我不知道她喜不喜欢。那点小心思，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已经是我能拿出的、最贵重的东西了。

过了两天，表姐来我家串门，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兮兮地说：“建军，我问你，你是不是给秀兰送东西了？”

我心里一紧：“怎么了？”

表姐笑了：“没怎么。今儿早上我看见她，她跟我说话的时候，眼角眉梢都带着笑。她还问我，你会不会木工活儿。我看啊，她对你有意思。”

我的心一下子像被泡在了蜜罐里，甜得发齁。我恨不得马上跑到赵家湾去见她，可我知道，不能急。

那天傍晚，我又去了赵家湾村东头的小溪边。那是我们第二次“正式”见面的地方。我心里隐隐觉得，她可能会在那儿。

果然，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溪水上，波光粼粼。周秀兰正坐在溪边的一块青石头上，手里拿着那个木盒子，翻来覆去地看着。

我轻轻地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

她察觉到有人，抬起头，看到是我，脸又红了，下意识地想把手里的盒子藏起来，但顿了顿，又大大方方地放在了膝盖上。

我们并排坐着，中间隔了不到一尺的距离。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沉默了许久，我鼓起勇气，侧过头看着她：“秀兰，那表……你修好了吗？”

她摇摇头，眼神黯淡了一下：“里面的零件也坏了一个，镇上修表的师傅说，是西洋的机芯，没有配件了。”

我心里也跟着一沉，连忙安慰她：“没事，以后等我攒够了钱，去县城，去省城，肯定能找到师傅修好它。”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含着水光，但嘴角却弯起了一个浅浅的弧度：“建军，谢谢你。”

那是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声音软软的、糯糯的，带着赵家湾那边特有的口音，像一颗包裹着糖衣的药丸，一下子甜到了我心里最深处。

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看着夕阳一点点沉下去，把西边的天烧成一片绚烂的橘红色。溪水哗哗地流淌着，不知谁家的炊烟已经袅袅地升了起来，在晚风里飘散。

“秀兰，”我忽然开口，声音有些干涩，“你……你娘她，是不是对你……不好？”

她身子微微一颤，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木盒子的边缘，好半天才低声说：“我娘……她心里苦。我爹走了以后，她一个人拉扯我，不容易。就是……脾气急了点。”

她没有多说，但我也能猜到。一个寡妇带着一个闺女，在那个年代的农村，日子有多艰难。可再艰难，也不能拿闺女出气啊。

我看着她低垂的侧脸，心里那团火苗烧得更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在我胸膛里翻涌。我想保护她，想把她从那个阴郁的院子里带出来，想让她每天都笑，而不是总藏着眼泪。

就在这时，她忽然抬起头，看着远方，用一种很轻很轻的声音说：“建军，你说……人死了，是不是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我一愣，没想到她会问这个。我想了想，说：“不会吧。我爷走的时候跟我说，人死了，就变成天上的星星了。晚上一抬头，就能看见。”

她顺着我的目光，抬头看向刚刚露出几颗星子的天空，喃喃地说：“那我爹，是那一颗呢？”

我看着她眼中的希冀与落寞，心里头一回如此清晰地闪过一个念头：这辈子，就是她了。

夜色渐浓，远处传来了几声狗吠。她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草屑，把木盒子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对我笑了笑：“天黑了，我该回去了。”

我连忙也站起来：“我送你。”

她没有拒绝。

我们一前一后，隔着几步远的距离，走在赵家湾的村路上。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偶尔交叠在一起，又迅速分开。送到她家巷子口，她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一眼，轻声说：“就送到这儿吧。”

我点点头，站在原地，看着她瘦弱的背影消失在院门后面。门关上了，我听见里面传来她娘瓮声瓮气的说话声：“死丫头，又死哪儿去了？”

我的心又揪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想。不行，我不能就这么干等着。我得想办法，名正言顺地跟她在一起。我得让村里人知道，我张建军，要娶周秀兰。

可怎么开口呢？在那个年代，自由恋爱还是件新鲜事，尤其在乡下，多半还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爹走得早，家里就我跟老娘。这事儿，得先过老娘这一关，然后再找个靠谱的媒人，去周家提亲。

一想到周秀兰她娘那副厉害模样，我就头皮发麻。

第四章 提亲

要过老娘这关，得讲究策略。我没敢直接说，只是隔三差五地，在饭桌上“不经意”地提起赵家湾，提起我表姐，提起表姐村里的人和事。

“娘，我表姐说，她们村有个姑娘，手可巧了，绣的花跟真的一样。”

“娘，我今天去赵家湾，看见人家村南头那家，院子收拾得可利索了。”

老娘是个人精，听了两回，就放下筷子，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建军，你娘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你屁股一撅，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说吧，看上赵家湾哪个姑娘了？”

我脸一红，索性把心一横，把周秀兰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当然，电影场上的“手搭手”那一段，我含糊了过去，只说是在交公粮的时候认识的，觉得她人好，可怜。

老娘听我说完，沉默了好一会儿，叹了口气：“老周家的闺女……我倒是听说过。她娘，周刘氏，那可是出了名的泼辣货。不好相与啊。”

我心里一沉：“娘，我是跟秀兰过日子，又不是跟她娘……”

“你懂什么！”老娘瞪了我一眼，“娶妻看娘，栽树看秧。有那样一个丈母娘，你以后有得气受。再说了，她家就她一个闺女，她娘以后老了，不还得你们养？那就是个甩不掉的包袱。”

“我不怕！”我梗着脖子，“我力气大，能干活，养得起！”

老娘看着我这副犟驴样，又是气又是笑：“好好好，你力气大，你能干。那你去跟人家提亲吧，看你那厉害丈母娘不把你轰出来！”

话虽这么说，老娘到底是疼我的。她看我是铁了心，也没再拦着，只是让我先别着急，她去托人打听打听，看看有没有跟周家说得上话的媒人。

提亲这事儿，讲究个门当户对，更讲究个中间人。得找个能说会道、在十里八村都有面子的人，这亲事才有几分把握。

老娘托了我们的远房表舅，他在公社食堂当大师傅，认识的人多。表舅又辗转托了赵家湾的一个老支书，让他帮忙从中牵线。老支书姓王，在赵家湾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

等到一切准备停当，已经是入冬了。田里的活儿都忙完了，家家户户开始猫冬，也正是说媒提亲的好时候。

那天，表舅带着老支书，还有我，提着两瓶酒、两包点心、一块猪肉，去了周秀兰家。老娘在家里等信儿，出门前，她帮我抻了抻衣领，叮嘱道：“到了那儿，少说话，多听。别犯愣。”

我点点头，心里却像揣了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

周家的院子比我想象的还要破败。土墙有些地方都塌了，用秫秸杆和泥巴糊着。推开吱呀作响的院门，一条瘦巴巴的黄狗冲着我们吠了几声，被周秀兰她娘喝住了。

周秀兰她娘——周刘氏，站在屋门口，两手抄在袖筒里，眯着眼打量着我们。她个子不高，脸型瘦长，颧骨突出，一双三角眼透着精明和刻薄。看到表舅和老支书，她脸上才挤出一丝笑纹：“哟，王支书，张师傅，这是什么风把您二位给吹来了？”

老支书打着哈哈：“老嫂子，这不是快过年了嘛，来看看你。顺便啊，给你道个喜。”

周刘氏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上下扫了扫，像在估量一件货物。我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但还是硬着头皮，恭恭敬敬地叫了声：“婶子好。”

周刘氏“嗯”了一声，没说别的，转身把我们让进了屋。

屋里光线很暗，陈设简陋，但收拾得还算干净。一张八仙桌，几条板凳，墙角堆着些农具。周秀兰不在屋里，我偷偷扫了一圈，没看见她。

分宾主坐下，老支书清了清嗓子，开始说明来意。无非是说我们张家庄的张建军，小伙子人老实，能干，家里就一个老娘，条件也过得去，跟你们家秀兰年纪相当，想结个亲家。

周刘氏听完，脸上没什么表情，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慢悠悠地说：“王支书，张师傅，你们的面子，我不能不给。可这丫头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没爹的孩子，我得多操份心。你们说的这个小伙子……”

她看了我一眼：“家里啥情况？弟兄几个？有多少存粮？明年开春能盖新房不？”

表舅连忙接过话茬：“老嫂子，建军这孩子你尽管放心，是俺们看着长大的，实诚，肯干。家里就他跟他娘两口人，三间大瓦房，虽然旧点，但宽敞。粮食也够吃，明年再攒一年，盖新房不成问题。”

周刘氏撇了撇嘴，不置可否。她又问了几个问题，都是些很实际、甚至有点刁钻的问题。比如我老娘身体好不好，能不能帮她家干农活，比如我以后分了家，能不能单独过，等等。

我坐在那儿，手心全是汗。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我能感觉到，她对这门亲事，并不热心。甚至，有点看不上我们家。

最后，周刘氏放下搪瓷缸子，说：“这事儿，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还得问问丫头的意思。这样吧，东西你们拿回去，我先想想，过几天给信儿。”

这是下了逐客令了。老支书和表舅对视一眼，也没法再多说，只好站起身来告辞。

走出周家院子，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屋门，心里凉了半截。我知道，周刘氏说的“想想”，多半是没戏了。

果然，过了三天，消息传回来：周刘氏回绝了。理由是，嫌我们家底薄，怕闺女跟了我受苦。

老娘听了，叹了口气，说：“我早说了吧？这门亲事难。”

我闷着头，抽了一下午的旱烟。夜里，我躺在床上，看着黑漆漆的房梁，心里那股火苗非但没有熄灭，反而烧得更烈了。不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周刘氏嫌我家穷，那我就挣给她看！

从那天起，我像换了个人。冬天本来没什么农活，可我一刻也不闲着。我去山里砍柴，然后挑到集市上去卖；我跟村里的砖瓦匠学手艺，帮人修房子、盘火炕，赚点零工钱；我还盘算着，等明年开春，多养两头猪，多种几亩自留地。老娘看我整天忙得脚不沾地，心疼地直念叨，却也没再拦我。

我知道，光靠这些还不够。周刘氏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实惠。我得攒下一笔钱，一笔能让她闭嘴的钱。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偶尔还会在赵家湾村口远远地看见周秀兰。她好像更瘦了，下巴都尖了。但她看我的眼神里，却没有失望，反而多了一种坚定的亮光。有一次，我们隔着一条水渠相遇，她趁四周没人，飞快地往我手里塞了一个东西。

我低头一看，是她自己纳的一双鞋垫，千层底，针脚细密，上面用红线绣了两个小小的字：平安。

握着那双鞋垫，我浑身的疲惫一扫而空。我知道，她在等我。她信我。

就在我埋头苦干，准备再攒几个月钱，托人第二次去提亲的时候，一个意外，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

第五章 变故

那是一个腊月的傍晚，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雪。我正从邻村帮人修完房子回来，揣着刚挣的两块钱，心里盘算着再去买点桐油，把给秀兰做的那张梳妆台再刷一遍。刚走到村口，就看见黑蛋气喘吁吁地朝我跑过来，脸上带着少有的慌张。

“建……建军！不好了！”黑蛋跑到我面前，弯着腰，大口喘着气，“秀兰……秀兰出事了！”

我手里的工具“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咋了？！秀兰咋了？！”

“她娘……她娘要把她嫁给王家庄的一个鳏夫！”黑蛋急得直跺脚，“听说那人都四十多了，前头老婆病死了，留下俩孩子。聘礼都收了！说是腊月十八就过门！”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被人狠狠敲了一闷棍。眼前一阵发黑，身子晃了晃，差点摔倒。

腊月十八？那不就是五天之后？！

一股热血猛地冲上头顶，我浑身都在发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冷的。我松开黑蛋，转身就往赵家湾的方向跑。

“哎！建军！你干啥去！”黑蛋在后面喊，“你冷静点！”

我什么也听不见了。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和我自己粗重的喘息。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去找她！去问她！去阻止这一切！

五里地，我跑得肺叶子都快炸了。冲进赵家湾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零星的雪花开始飘落。

周家的院门紧闭着。我拍了两下，没人应。我急了，直接翻过那道矮矮的土墙，跳进了院子里。

屋里亮着灯，传来周刘氏尖利的说话声：“……哭什么哭！人家王家庄的王大财，家里有三间新瓦房，还有手扶拖拉机！嫁过去你就是现成的老板娘，不比跟着那个穷小子强？你别不知好歹！”

接着，是周秀兰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哭声。

我的心像被人狠狠攥住，揪着疼。我再也忍不住了，几步冲到屋门前，用力一推，门“吱呀”一声开了。

屋里的声音戛然而止。

昏黄的煤油灯下，周秀兰正坐在炕沿上，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桃子，脸上全是泪痕。看到我闯进来，她一下子愣住了，泪水还挂在脸上，嘴巴微微张着。

周刘氏先是一惊，随即沉下脸来，三角眼一瞪：“张建军？你来干什么？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我站在门口，胸膛剧烈地起伏着，看着泪眼朦胧的周秀兰，又看着横眉竖目的周刘氏，憋在心里几个月的话，这一刻再也压不住了。

“婶子！”我的声音沙哑，带着压抑不住的颤抖，“我……我是来提亲的！我要娶秀兰！”

周刘氏冷笑一声：“提亲？你拿什么提亲？就凭你们家那几间破瓦房？聘礼呢？你拿得出来吗？”

我被她问得哑口无言。的确，我攒了几个月的钱，还不够买一台手扶拖拉机的轮子。

“我……”我咬着牙，脸涨得通红，“我以后会挣！我会让秀兰过上好日子！”

“以后？”周刘氏嗤之以鼻，“以后是多久？三年？五年？我等得起，秀兰等得起吗？王大财的聘礼可是现成的，一百斤大米，五十斤白面，还有二十块钱！你能吗？”

“娘！”周秀兰忽然喊了一声，从炕沿上站了起来，哭着说，“我不嫁！我谁也不嫁！我就……我就……”她看了我一眼，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

周刘氏猛地转过头，指着周秀兰骂道：“死丫头！反了你了！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连你的婚事我都做不了主了？你不嫁也得嫁！腊月十八，王大财的花轿就来抬人！”

听着周刘氏斩钉截铁、毫无商量余地的话语，看着她那副蛮横自私的嘴脸，再看看周秀兰绝望无助的泪眼，一股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愤怒，在我心底猛地炸开。

我上前一步，挡在周秀兰前面，直视着周刘氏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婶子！秀兰是人，不是东西！你不能把她卖给别人！”

周刘氏被我突如其来的强硬吓了一跳，但她很快反应过来，气得浑身发抖，手指几乎戳到我鼻尖上：“你……你个小王八蛋！你算什么东西！敢来我家撒野！你给我滚出去！再不滚，我喊人了！”

“你喊吧！”我也豁出去了，“你喊来了人，我就跟大家伙评评理！你跟秀兰说王家庄的那个鳏夫，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前头那个老婆，是怎么没的？！”

这件事，我是听表姐说的。那鳏夫脾气暴躁，前头老婆就是被他打骂，生了病没钱治，才早早没了。这在附近几个村子，是公开的秘密。

周刘氏脸色一变，显然她也知道这事。她嘴唇哆嗦着，一时竟被我呛得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时，一直站在我身后的周秀兰，忽然擦干了眼泪，走到她娘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娘……”她的声音虽然还在颤抖，却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决绝，“娘，您就成全我吧。建军他……他是真心待我好。我不怕穷，不怕吃苦。您要是逼我嫁到王家，我……我就死在您面前！”

说着，她从袖子里摸出一把剪子，抵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秀兰！”我大惊失色，想上前去夺。

周刘氏也吓坏了，脸色煞白，声音都变了调：“你……你个死丫头！你干什么！快放下！”

屋里一时陷入了僵局。雪花从敞开的屋门外飘进来，带着刺骨的寒意。煤油灯的火苗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将三个人的影子投射在土墙上，扭曲、变形。

我看着跪在地上，手持剪刀，一脸决绝的周秀兰，又看着惊慌失措、色厉内荏的周刘氏，心里又疼又急。我知道，秀兰是真的被逼到了绝路。

周刘氏到底是怕了。她虽然泼辣刻薄，但终究是看着女儿长大的。她不敢赌，赌女儿是不是真的会下得去手。她瘫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指着我们俩，半天说不出话来。

过了许久，她才缓过劲来，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无力地挥了挥手：“滚……都给我滚……我不活了……养了个白眼狼……”

我连忙上前，扶起跪在地上的周秀兰，她手里的剪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她浑身都在发抖，软软地靠在我身上，泪水无声地流着。

我扶着她，一步一步地走出了周家院子。外面的雪已经下大了，纷纷扬扬，天地之间一片混沌。

我扶着周秀兰，在风雪中走出赵家湾。她身子单薄，穿着件旧棉袄，冻得瑟瑟发抖。我把我的棉袄脱下来，披在她身上，紧紧搂着她的肩膀。

“秀兰，别怕。”我低声说，声音被风雪吹得有些模糊，“有我在。”

她抬起头，雪花落在她的睫毛上，化成细小的水珠。她看着我，泪光闪烁的眼睛里，却映出了一点微弱的、像火苗一样的光。

“建军，”她的声音很轻，却异常坚定，“我跟你走。”

第六章 成家

我跟秀兰在雪地里走了整整一夜。

那一夜，我们没有方向，就只是走。雪越下越大，盖住了田野，盖住了道路，也盖住了身后的赵家湾。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跋涉，四周白茫茫一片，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我搂着她，她靠着我，彼此的体温是这冰天雪地里唯一的暖意。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走到了公社所在的那个小镇。镇子西头有一家废弃的砖窑，窑口朝南，多少能挡点风雪。我们钻了进去，用干草和破麻袋在地上铺了个窝，相拥着蜷缩在里面，度过了那个最漫长、最寒冷的冬夜。

第二天，雪停了，太阳出来了，照在皑皑白雪上，刺得人眼睛发疼。我从砖窑里出来，晒着暖融融的太阳，心里却一点也不觉得轻松。我知道，我们跑出来了，但事情远没有结束。

我让秀兰在砖窑里等着，自己先回了趟家。老娘看到我一夜未归，满身狼狈，又是心疼又是生气。等我把事情前因后果一说，老娘沉默了半晌，长长地叹了口气：“作孽啊……罢了罢了，既然人都跟你回来了，咱也不能让人家姑娘没地方去。”

老娘是个明事理的人，虽然之前对周刘氏有看法，但事已至此，她只说了句：“去，把秀兰接回来吧。大冷天的，别冻坏了人家。”

我把秀兰接回了家。老娘二话没说，烧了热水让她洗了脸，又找出自己一件八成新的棉袄给她换上，还煮了两碗热乎乎的姜汤，逼着我们喝下去。看着秀兰冻得通红的脸慢慢恢复血色，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秀兰在我们家住下了。村里人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人夸我有担当，有人说我愣头青，也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周家的姑娘“私奔”了，名声不好听。我全当没听见。老娘也对外放出话去：这是我张家的媳妇，谁要是乱嚼舌根，别怪我老婆子不客气。

过了几天，周刘氏果然找上门来了。她带着赵家湾的几个本家亲戚，气势汹汹地堵在我家门口，嚷着要我交出秀兰，还要我赔偿她家的“损失”。

我挡在门口，秀兰躲在我身后，吓得直发抖。老娘这次却没退缩，她站在院子里，叉着腰，对着门外那一群人，声音比周刘氏还高：“我说亲家母，你这话就不对了！你家闺女自己跑到我家来的，一没偷二没抢，我老婆子好茶好饭地待着，哪里亏待她了？你要人？可以！你问问你闺女，她是愿意跟你回去，还是愿意留在我家！”

周刘氏气得脸色铁青，指着我娘的鼻子骂：“你个老不死的！你们张家拐走了我闺女，还这么理直气壮！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我要去公社告你们！”

“你去告！”老娘毫不示弱，“正好，我也要去公社说道说道！我问问公社的干部，当娘的，能不能把亲闺女卖给一个打老婆的鳏夫！”

这话一出，周刘氏身后那几个本家亲戚，脸色都有些讪讪的。显然，他们也觉得这事不光彩。

双方僵持了很久。最后，在闻讯赶来的老支书和我表舅的劝解下，周刘氏总算松了口。她指着秀兰，恶狠狠地说：“死丫头，你今天要是跟他走了，以后就别再进我周家的门！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闺女！”

秀兰从没在她娘面前这么硬气过。她红着眼眶，却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娘，您就当我……不孝吧。”

说完，她“噗通”一声，给我娘磕了个头，又远远地对着她娘磕了个头，然后站起身，躲到了我身后，再不回头。

周刘氏彻底被激怒了，她指着秀兰骂了几句难听的话，最终被本家亲戚连拉带拽地带走了。临走前，她撂下话：“想娶我闺女？行！拿五十块钱聘礼来！一分不能少！不然，我告你们拐带人口！”

五十块钱。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普通农家来说，是一笔巨款。

周刘氏走后，家里陷入了沉默。老娘坐在灶台前，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半天没说话。秀兰坐在炕沿上，低着头，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在手背上。

我站在屋子中间，看着老娘斑白的鬓角，又看着秀兰瘦弱的肩膀，心里像压了一块千斤重的石头。五十块钱……我去哪里弄五十块钱？

“建军。”老娘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疲惫，“这亲家……算是彻底撕破脸了。这五十块钱，咱得凑。”

我抬起头，看着老娘。

老娘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身来，走到里屋，翻箱倒柜地找了半天，拿出来一个蓝布包。她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和一把硬币，有一分的、两分的、五分的，还有几张一块两块的。

“这是咱家所有的积蓄了。”老娘把钱推到桌子上，“一共……十八块六毛。”

我看着那一小堆零零碎碎的钱，喉头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老娘叹了口气：“剩下的，咱再想办法。我去你舅舅家，去你表姐家，一家家借。总得把这钱凑齐了，不然，你俩这婚，结不安生。”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躺在炕上，听着隔壁屋秀兰压抑的抽泣声，又听着老娘窸窸窣窣翻找东西的声响，心里像是被刀子割一样。我恨自己没用，恨自己连五十块钱都拿不出来。

第二天一早，我咬咬牙，把我们家那头养了两年的大肥猪，赶到了公社的屠宰场卖了。那头猪，原本是留着过年杀的，也是我们家最值钱的家当。卖猪得了二十三块钱。

老娘又东拼西凑，从亲戚那儿借了八块多。凑在一起，还差几块钱。

最后，我把爹留给我的一块旧手表，也拿去镇上的当铺当了。那是块老上海牌，值不了几个钱，但那是爹留下的唯一念想。当掉的时候，我的心都在滴血。

总算，凑够了五十块钱。

当我把厚厚一沓，由零碎纸币和硬币组成的五十块钱，交到周刘氏手上的时候，她脸上没有一丝高兴，反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神色。她接过钱，数都没数，就揣进了怀里，只说了句：“以后，别跟人说你是我周家的女婿。”便转身进了屋，“砰”地关上了门。

那扇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在我听来，却像一声重锤，宣告了过去的终结，也开启了一段崭新的、属于我和秀兰的、虽然贫穷却充满希望的日子。

第七章 婚约

1976年的腊月二十八，是我和周秀兰成亲的日子。

没有吹吹打打，没有花轿迎亲，更没有大鱼大肉的流水席。只是在两间土房里，贴上了老娘用红纸剪的喜字，炕上换了一床新被褥——被面还是秀兰从家里带过来的陪嫁，是她偷偷攒了许久的布票买的。我请了村里的几个本家亲戚和要好的伙伴，摆了简单的两桌酒，菜是白菜炖粉条，肉是象征性的几片，酒是散装的红薯干酒。

但那天，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日子。

秀兰穿上了她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红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羞涩而幸福的红晕。当她在我旁边坐下，低低地叫了一声“建军”的时候，我觉得，之前所有的苦和累，都值了。

黑蛋他们几个后生闹洞房，闹到半夜才散去。等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窗外又飘起了零星的雪花。秀兰坐在炕沿上，低着头，手指不安地绞着衣角。

我在她身边坐下，看着她低垂的、长长的睫毛，心里涌起一阵又一阵的暖流。我伸出手，握住了她冰凉的手。她微微一颤，但没有躲开。

“秀兰，”我轻声说，“跟着我，让你受苦了。”

她猛地抬起头，眼眶有些湿润，却使劲摇了摇头：“不苦。跟着你，我一点都不苦。”

我看着她认真的样子，笑了，把她轻轻揽进怀里。她的身子很软，带着一股淡淡的皂角香味。窗外是北风呼啸，屋内却是红烛摇曳，暖意融融。

我们就这样静静地拥抱着，听着彼此的心跳。过了许久，秀兰忽然抬起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建军，你说……咱们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对不对？”

我看着她眼中的期盼，用力地点了点头：“嗯！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让咱娘也过上好日子！”

她笑了，那笑容像窗外悄然绽放的腊梅，清冽而动人。

新婚的日子，甜蜜而忙碌。家里多了个人，却像是多了数不清的生机。秀兰勤快得出奇，天不亮就起来，生火做饭，把屋里屋外收拾得一尘不染。她还用碎布头拼了门帘、缝了坐垫，让原本冷清的土坯房，一下子就有了家的温度。

我也铆足了劲干活。冬去春来，生产队解散了，开始包产到户。我家分到了几亩地，我像伺候祖宗一样伺候着那些庄稼。地里的活儿忙完了，我就去给人打短工，盖房子、修水渠，什么累活脏活都干。秀兰在家也没闲着，她养了十几只鸡，还在房前屋后种满了各种蔬菜。

那两年，日子虽然过得紧巴，但心是甜的。每天晚上收工回家，远远地就能看见自家的屋顶上冒着炊烟，秀兰系着围裙站在院门口，手里拿着块毛巾，等着给我擦汗。老娘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抽着旱烟，看着我们俩，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村里人都说，张家的小子娶了个好媳妇，把一个穷家操持得像模像样了。

1980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闺女。秀兰给她取名叫“小雪”，说是纪念我们定情那晚的大雪。孩子出生那天，秀兰疼得满头大汗，却咬着牙一声没吭。我守在她身边，看着她苍白的脸，心里既欢喜又心疼。

孩子满月那天，我买了一斤肉，打了半斤酒，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老娘抱着白白胖胖的孙女，乐得合不拢嘴。秀兰靠在床头，看着我们，眼里是满满的幸福。

我把一块沾了酒的肉喂到她嘴边，笑着说：“秀兰，咱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她张嘴吃了，点点头，眼眶却有点红。

我知道，她是想起了她那个冰冷的家，和她那个说“当没生过这个闺女”的娘。周刘氏自那以后，再没有来过我们张家庄，也从不打听秀兰的消息。秀兰嘴上不说，可我知道，她心里还是惦记的。毕竟，那是她亲娘。

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转眼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我们这个小村庄。村里有人开始出去打工，也有人搞起了副业。我琢磨着，光靠种地，永远富不起来。我和秀兰商量，用这几年攒下的积蓄，加上借的一点钱，买了一台二手的小型碾米机，在村头开了个小小的碾米坊。

秀兰管账，我管技术。她做事仔细，一分一毫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肯钻研，机器出了小毛病，自己拆开鼓捣两下就能修好。因为服务好、价钱公道，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愿意来我们这儿碾米。生意渐渐红火起来，家里的日子也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

我们把老房子翻新了，盖了三间宽敞明亮的红砖大瓦房。我给秀兰买了城里人才用的缝纫机，给老娘买了台收音机。小雪也背上书包上了学，聪明伶俐，像极了她娘。

生活好像终于对我们露出了笑脸。

第八章 波澜

日子好了，可有些结，却一直没解开。

秀兰有时候会一个人发呆，看着远方。我知道，她在想她娘。周刘氏年纪大了，一个人住在那个破败的老院子里，听说身体也不太好了。有好几次，我都想跟秀兰说，要不，咱回去看看她？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怕秀兰伤心，也怕热脸贴上冷屁股。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86年的秋天。

那天，我正在碾米坊里忙活，忽然看见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干部服，戴着一副眼镜，看着斯斯文文的。

“你是……张建军同志吧？”他微笑着问。

我点点头，擦了擦手上的机油：“我是，您是？”

“我是乡中学的老师，姓刘。”他自我介绍道，“我受一位老人的委托，来给你家送点东西。”

说着，他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拿出一个手绢包，递到我面前。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愣住了。里面，是几块零碎的纸币和硬币，还有一张纸条。我展开纸条，上面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字迹很旧，像是写了很多年了：

“建军，秀兰，是娘糊涂了。这钱，你们拿回去。照顾好秀兰。”

落款是：娘。

那一瞬间，我捧着那几块零钱，手抖得厉害。那钱的面额我认得，正是当年周刘氏拿走的五十块聘礼的一部分。虽然只有几块钱，但我明白，这封信，这笔钱，是那个倔强了一辈子的老太婆，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向我们低头，向我们……认错。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酸胀得厉害。我把信和钱仔细收好，顾不上解释，跟刘老师道了谢，撒腿就往家里跑。

“秀兰！秀兰！”我冲进院子，大声喊着。

秀兰正在院子里喂鸡，看我跑得满头大汗，吓了一跳：“咋了？出啥事了？”

我喘着粗气，把信和钱递到她手里，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你看！你娘……你娘她……”

秀兰疑惑地展开纸条，看了几行，整个人就僵住了。她呆呆地看着那张纸条，嘴唇颤抖着，眼眶瞬间就红了，泪水像开了闸的洪水，汹涌而出。

“娘……”她捧着那张纸条，像捧着什么稀世珍宝，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娘……她……她原谅我了……”

我上前一步，把她紧紧搂在怀里，拍着她的背，自己的眼眶也热了。老娘听到动静，从屋里出来，看着我们俩抱头痛哭，又看了看秀兰手里的纸条，也明白了几分。她叹了口气，走过来，拍了拍秀兰的背：“别哭了，闺女。回去看看吧。她到底是你娘。”

第二天一早，我和秀兰，带着小雪，买了一堆点心、布料，还有一瓶她娘爱喝的红星二锅头，踏上了去赵家湾的路。

当我们再次站在那个破败的土坯院门前时，门虚掩着。秀兰站在门口，深吸了好几口气，才颤抖着手，推开了那扇门。

院子里还是那棵歪脖子枣树，只是更老了。树下，周刘氏正佝偻着身子，坐在一张小凳子上，择着几根蔫了的青菜。她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整个人缩了一圈。

她听到动静，抬起头来。

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凝固了。

她看着秀兰，浑浊的老眼里慢慢蓄满了泪水。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只发出几个破碎的音节。手里的菜掉在地上，她颤巍巍地伸出那双布满老茧的、干枯的手。

“秀兰……我的闺女……”

秀兰再也忍不住了，哭着喊了一声“娘！”，扑过去，跪在她娘面前，母女俩抱头痛哭。

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鼻子酸酸的，心里却像放下了一块千斤重的大石头。那些年的怨恨、委屈，在这一刻，似乎都随风消散了。

雪花无声地飘落下来，落在那棵老枣树上，落在母女俩颤抖的肩头，也落在这座饱经风霜的破败小院里。

尾声

时间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我和秀兰都老了。小雪考上了大学，留在了城里工作，后来又成了家，生了孩子。我们的小碾米坊早就换成了自动化的机器，生意也交给了年轻人打理。我和秀兰，就在村里的小院里，种点花，养几只鸡，安享晚年。

周刘氏在那次相认之后，又活了几年。秀兰把她接到家里，尽心尽力地伺候，直到她安详地离开。她走的那天，拉着秀兰的手，含混不清地说了句：“秀兰……是娘……对不住你……”便咽了气。秀兰哭得死去活来，但我知道，她心里那个结，终于彻底解开了。

如今，我常常在傍晚的时候，搬把椅子，坐在院子里那棵桂花树下，看着天边的晚霞。秀兰就在旁边择菜，或者戴着老花镜给小雪的孩子做小衣裳。

这天傍晚，我靠在椅背上，半眯着眼，那些遥远的记忆又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1976年秋天的那个夜晚，公社的操场上，那块白色的幕布，嘈杂的人声，还有那只微凉的手。

我忽然睁开眼睛，侧过头，看着身边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秀兰。

“秀兰。”

她抬起头，摘下老花镜，看着我：“嗯？”

“你说，”我嘿嘿一笑，带着点老小孩的促狭，“那年看电影，你咋就……敢把手搭我手背上呢？你就不怕我喊起来？”

秀兰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在说什么。她脸上飞过一抹极淡的红晕，瞪了我一眼，嗔道：“死老头子！都多大年纪了，还提那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说说嘛。”我笑着，伸手握住了她那双因为操劳而变得粗糙的手，“我好奇了几十年了。”

她被我握着，沉默了一会儿，眼神变得有些悠远，仿佛也回到了那个月光皎洁的夜晚。

“那时候……”她低声说，声音带着岁月的沧桑，“我被我娘打了，心里难受得要死，跑去电影场，就是想找个地方躲一躲。我旁边的人走了一拨又一拨，就你，一直坐在那儿，也没跟别人那样咋咋呼呼的。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挺稳当的。”

她顿了顿，忽然笑了，那笑容里带着少女般的羞涩和狡黠：“我当时其实也没想那么多，就是……心里太难受了，想找个人……靠一靠。当时哪儿知道，这一靠，就靠了一辈子呢。”

我握着她粗糙而温暖的手，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

夕阳的余晖透过桂花树的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风里传来桂花的香气，甜丝丝的。

“秀兰。”我轻声说。

“嗯？”

“这辈子，谢谢你了。”

她没有说话，只是反手握住了我的手，轻轻地、长久地，握住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