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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年，南非好望角，一名叫萨拉·巴特曼的年轻科伊科伊人，被两个欧洲人带上了前往英国的船。她或许以为，离开殖民地庄园，便能换来契约中的自由，却不知道，等待她的不是新生活，而是一场持续多年的公开羞辱。
巴特曼大约出生于1789年，家乡位于今天南非东开普省一带。她属于科伊科伊人，欧洲旧称“霍屯督”。她的身体有明显的臀部脂肪堆积现象，医学上称为“臀部脂肪肥大”，在当地族群的审美中并不罕见，也不意味着疾病。
真正把这种身体特征变成“奇观”的，是欧洲殖民者的目光。对科伊科伊人来说，那是族群生活中的一部分；对英国商人和猎奇观众而言，却成了可以售票、宣传、反复利用的商品。
当时的南非已经处在殖民统治和奴役制度的阴影下。英国虽然在1807年通过了废止奴隶贸易法案，但殖民地中的强迫劳动、契约控制和种族等级并没有随之消失。巴特曼缺少财产，也缺少能够保护她的法律地位。
带她出海的英国外科医生威廉·邓洛普，以及与殖民地有关的亨德里克·塞萨尔，向她许诺，只要前往英国演出，就能获得收入和自由。这个承诺后来成为争议核心：她究竟是自愿签约，还是在不平等环境下被诱骗？
抵达英国后，巴特曼被包装成“来自非洲的奇异女性”。她被要求穿着极少的衣物，站在展台上供人指指点点。观众可以付费靠近，甚至触碰她的身体。展览地点不断更换，她却没有真正决定自己去哪里的权利。
有人曾问她：“你为什么不离开？”
她只能回答：“我没有地方可去。”
这句话未必见于可靠的逐字记录，却准确反映了她当时的处境。她身边有经纪人、看守和合同，唯独没有平等谈判的能力。她不是在展示自己的文化，而是在别人的剧本里扮演一个被规定好的“异类”。
有意思的是，英国社会并非所有人都沉默。1811年，英国废奴主义者曾帮助巴特曼向法院求助，要求调查她是否遭到强迫。她在证词中表示自己能够获得部分收入，也愿意继续演出。可是，在殖民地出身、语言隔阂和经济压力之下，这份证词很难被视为真正自由的选择。
诉讼没有改变她的生活。展览热度下降后，巴特曼被带往法国。1814年，她出现在巴黎，后来又被卖给动物驯养者雷奥。此时，她的身份更接近一件可以转手的“节目道具”，收入由他人控制，生活条件也更加恶劣。
在法国，她被安排与动物一同展出。观众围着笼子观看，报刊用夸张词语描写她的身体。她承受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疲惫，还有持续的性羞辱和种族凝视。欧洲观众把自己的偏见称为科学，把对人的围观说成求知。
1815年12月29日，巴特曼在巴黎去世，年约26岁。关于死因，历史资料存在差异，常见说法包括肺炎、天花、酗酒及长期困顿造成的疾病。可以确定的是，她的死亡并没有立即结束被利用的命运。
法国博物学家乔治·居维叶主持了尸体解剖，并将相关材料用于人类学研究。她的大脑、骨骼和生殖器官被保存，部分遗骸制作成模型。研究者还把她描述成连接人与动物之间的“证据”，试图用一具遗体证明所谓种族高低。
这并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医学研究。巴特曼生前没有获得充分尊重，死后也没有得到遗体处置权。她的身体被切割、保存、展示，名字反而被“霍屯督维纳斯”取代。一个具体的人，就这样被压缩成殖民时代的标签。
她的遗骸后来长期陈列于巴黎人类博物馆，直到1974年才被撤下展柜。但撤下并不等于归还，遗骸仍留在法国。南非方面多次提出交涉，要求让她回到出生地安葬，法国却受国内遗产和博物馆管理制度限制，迟迟没有答应。
1994年曼德拉出任南非总统后，巴特曼遗骸归还问题重新受到重视。经过多年谈判，法国于2002年通过相关法案，正式批准归还。2002年8月9日，她在南非东开普省汉基附近举行葬礼，终于安葬在故土。
墓地里没有展柜，也没有门票。那具曾被欧洲人反复观看、测量和解释的身体，最终不再属于博物馆，也不再属于任何以“科学”或“娱乐”为名的机构。留在档案中的，是一个女人的名字：萨拉·巴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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