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年幼小伙计在战场上亲眼目睹日军大佐阵亡，随后竟走上前去撒了一泡尿
1939年11月，成都南门一带，店铺伙计李列夫听见警报时，最先想到的不是战斗，而是正在沱江游泳的二弟。
这座远离前线的城市，已经成了抗战时期重要的后方。人员、物资和机关不断向四川转移，成都的战略价值随之上升。日军轰炸这里，目的并不只是破坏街道，也是在打击中国的后方秩序。
空袭发生前，中国空军的处境并不宽裕。苏联援助的伊—十六型战斗机陆续进入中国空军部队，飞行员也接受了相应训练。这种飞机速度较快、转弯灵活，适合在空中与日军轰炸机周旋，但数量、油料和维修条件都受到限制，谈不上形成绝对优势。
真正能把飞机性能变成战果的，仍是飞行员和地面指挥。中国空军第五大队承担了成都一带的防空任务，飞行员必须在警报、通信和能见度都不理想的情况下升空。每一次拦截，都是拿有限力量去阻挡成群结队的轰炸机。
李列夫留下的见闻，恰好说明了战争怎样闯入普通人的日常。上午十时左右，成都拉响警报，街上人群开始寻找掩蔽物。有人往城外跑，有人躲进院落，也有人因为此前多次虚惊，对警报没有立即重视。
“快把人叫回来，别在河里待着了。”
李列夫得知二弟还在水边，赶紧设法通知。到了下午两点，警报再次加强，城市里的紧张气氛已经无法掩饰。防空体系尚在建立，百姓缺少经验，警报声和爆炸声之间，往往只隔着很短时间。
约下午三时，成都东北方向的新都县上空出现激烈空战。中国空军第五大队的战斗机升空拦截，日军轰炸机编队则试图保持队形，寻找投弹机会。双方机群交错，地面人员只能根据枪声、发动机声和坠落烟迹判断战况。
在这场战斗中，邓从凯驾驶伊—十六型战斗机投入作战。相关记载称，他盯住了日军轰炸机大队长奥田喜久司所乘的飞机。奥田喜久司在日军航空部队中以多次参与轰炸而闻名，此次行动也由他负责指挥。
空战并不是单纯比拼飞机快慢。轰炸机火力较强，编队也有掩护；战斗机则需要寻找角度，迅速接近，再在短时间内完成射击。邓从凯抓住机会攻击目标，但自己的飞机也在交战中受损。最终，奥田喜久司座机被击落，邓从凯也在战斗中牺牲。关于两机相撞、飞机编号等细节，不同资料存在差异，能够确认的是中国空军付出飞行员生命，击落了日军重要指挥人员。
下午四时前后，警报解除。可对城内百姓来说，危险并没有随着飞机离去而结束。南门、春熙路、走马街、新开街等处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望江楼附近和街心花园也留下爆炸痕迹。房屋燃烧，商铺受损，伤亡人员的处置更显仓促，城市秩序陷入混乱。
有意思的是，空战胜负与地面灾难同时发生。天空中，中国飞行员击落敌机；地面上，市民却要面对亲人失散、财物损毁和无法及时救治的现实。后方城市并不等于安全区域，防空设施不足的成都，承受了战争最直接的冲击。
三天后，日军飞机残骸被运往少城公园一带供人查看。人群围在残骸旁，辨认弹孔、机件和烧焦的金属。关于有人当众撒尿表达蔑视的说法，更多见于口述和民间叙述，细节未必完全可靠，但民众对敌机残骸的愤怒反应，却符合当时的社会氛围。
“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
简短的话，背后是成都百姓对轰炸的直接记忆。残骸不再只是军事战果，也成了城市共同见证的一件实物。它让人们看见，来袭的飞机并非不可战胜；同时也提醒人们，击落一架敌机，仍无法抹去炸弹造成的死伤。
1939年这场成都空袭，留下了两条清晰的线索：一条在空中，连接着苏联援助、战斗机技术和中国飞行员的牺牲；另一条在街巷，连接着警报、废墟、伤亡与民众对敌军的敌视。邓从凯与奥田喜久司的名字，也因此被固定在那场成都上空的战斗记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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