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75岁，用血泪告诉你:得了糖尿病不要指望包括你的父母子女

我今年75岁，用血泪告诉你：得了糖尿病，不要指望包括你的父母子女

第一章 退休那年，我查出了糖尿病

我是陈国生，今年七十五岁。

退休前我在县机械厂做了三十多年的车工，手上全是铁屑扎出来的小黑点，洗不掉，也不想洗。那些黑点子就像我这一辈子的印记——你干过什么活，身上就留什么痕迹。

二〇〇八年，我六十二岁，正式退休。退休那天厂里发了个搪瓷杯，上面印着"光荣退休"四个红字。我端着那个杯子，心里说不上高兴还是空落落的。干了大半辈子，突然不用去上班了，就像一条拉了几十年的船，绳子一松，不知道往哪漂。

退休前半年，我就开始觉得不对劲。老是口渴，一天能喝两大暖壶水，跑厕所跑得腿都软。晚上起夜三四次，睡不好，白天在车间就打瞌睡。我媳妇李秀英说我："你最近瘦得厉害，脸上都没肉了。"我照镜子一看，确实是，颧骨突出来，眼窝陷进去，像老了十岁。

我没当回事。我们这代人，谁不是硬扛？年轻时车床飞轮打断了手指头，咬着毛巾自己包扎，第二天照样上班。口渴算什么？瘦点算什么？

退休手续办完后的第一个月，秀英硬拉着我去了县医院。她说："你退休了，正好有时间，查查吧，别到时候真出什么毛病，拖累孩子。"

她这句话，我当时没往心里去。现在回头看，秀英那时候其实已经隐隐感觉到什么了。

验血结果出来，空腹血糖14.6。医生把化验单推到我面前，表情很平静，但我看得出来他在克制——那种"又来一个"的平静。

"糖尿病。"他说，"二型，得赶紧用药了。"

我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子上，手里攥着那张化验单，半天没说话。秀英在旁边问医生怎么治，医生说什么我都没听进去。脑子里就一个念头：完了。

不是怕病，是怕花钱。

我们家的情况我得交代一下。我和秀英就一个儿子，陈磊，八〇后，在省城上的大学，毕业后留在那边工作。儿子争气，这是我和秀英这辈子最得意的事。他在省城一家建筑公司做项目经理，媳妇是银行柜员，两口子月收入加起来一万五六——在我们县城人眼里，那是相当体面了。

但体面归体面，儿子在省城买房欠了一屁股债。二〇〇八年那会儿房价还没后来那么疯，但首付加装修也掏空了他们小两口加上我们老两口的全部积蓄。我退休金一千八百块，秀英没工作，一千二百块的城乡居民养老金。这点钱，在县城勉强够活，真要摊上大病，那就是杯水车薪。

所以你说我怕不怕？我怕。

从医院回来的路上，秀英一直没说话。走到菜市场门口，她停下来，说："国生，咱今天不吃排骨了，买点豆腐和青菜吧。"

我点点头。

那天中午，我吃了一辈子最清淡的一顿饭。豆腐炖白菜，没放肉，没放糖。我端着碗，手有点抖。

第二章 头三年，我以为能控制住

确诊之后，我给自己定了规矩：不吃甜的，少吃主食，每天散步一小时。医生开了二甲双胍，我按时吃。头三个月，血糖从14.6降到了8点多，后来又慢慢降到7左右。

我挺有成就感的。觉得自己这辈子吃苦吃惯了，管住嘴不算什么难事。

秀英比我上心。她把家里所有带糖的东西都清理了，白糖罐子收进柜子最顶层，我够不着。她开始研究"糖尿病食谱"，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在一个旧笔记本上，什么苦瓜炒蛋、凉拌木耳、燕麦粥，变着花样做。我那时候觉得，有个老伴儿在身边，这病也没那么可怕。

儿子陈磊知道后，从省城寄回来一个血糖仪，还有几盒进口药。他在电话里说："爸，这药副作用小，你试试。"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不贵。后来秀英偷偷跟我说，那几盒药花了六百多，够我们半个月菜钱。

我心里不是滋味。儿子是好心，但我知道他在省城压力也大。房贷、车贷、孩子上幼儿园，哪一样不要钱？他媳妇王燕我见过两面，人挺客气，但客气归客气，不是亲生的，总隔着一层。我怕我这个病成了他们的负担。

所以我在电话里从来不说难受。血糖高了低了，我都报"正常"。陈磊问起来，我就说："挺好的，你妈管得严，我现在比退休前还精神。"

这话半真半假。精神是装的，瘦倒是真的。那三年我瘦了将近二十斤，从一百五十斤掉到一百三出头。秀英说："瘦点好，你以前就是太胖了才得的病。"我嘴上附和，心里清楚——这瘦不是健康的瘦，是往里空。

二〇一一年，我六十五岁，出了第一件事。

那天早上我起来头晕得厉害，眼前发黑，浑身冒冷汗。秀英一测血糖，才3.2。低血糖。她赶紧给我灌了半杯糖水，又塞了块饼干，过了二十多分钟才缓过来。

我瘫在沙发上，秀英坐旁边掉眼泪。她说："国生，你别吓我。"

我握着她的手，手是凉的。那一刻我突然想，要是我真有个三长两短，秀英一个人怎么办？儿子在省城，回不来，她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从那以后，我随身带两块水果糖。低血糖了就含一块。医生说不建议糖尿病患者随身带糖，但那次之后我不敢不带。命比规矩重要。

这件事我没告诉陈磊。说了有什么用？让他担心，还是让他回来？他回来住哪儿？请假扣工资谁补？

第三章 并发症来了，挡不住

二〇一四年，我六十八岁。

脚开始出问题。先是右脚大脚趾发麻，像踩着一团棉花，没知觉。我以为是坐久了压的，没管。后来整个脚底板都麻，走路像踩在厚海绵上，使不上劲。再后来，脚后跟裂口子，一个小口子半个月不愈合，流黄水。

去医院一查，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加上轻微的糖尿病足。

医生看着我的脚，皱着眉说："陈师傅，你这血糖控制得不理想啊。"

不理想？我每天按时吃药，晚饭只吃小半碗，散步一小时，怎么就不理想了？

医生说："光靠饮食和运动不够了，你这病程六年了，胰岛功能在衰退，得加药，可能以后还要打胰岛素。"

我坐在诊室里，第一次觉得这病像一条看不见的绳子，越勒越紧。你以为自己跑得快，其实它一直在后面跟着，等你老了、弱了，它就扑上来。

那天从医院回来，我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抽了一根烟。我戒烟十几年了，那天破戒了。秀英出来看见，没骂我，站在旁边陪我坐了一会儿。

她说："国生，咱听医生的，打胰岛素就打吧。"

我点点头。

开始打胰岛素之后，血糖确实稳了一些。但麻烦也来了——针头要消毒，药要冷藏，出门得带着药和针。我一个干了一辈子粗活的男人，现在每天往自己肚子上扎针，说不别扭是假的。

更麻烦的是费用。胰岛素加各种口服药，一个月下来四百多块。我退休金一千八，秀英一千二，加起来三千。药费四百，生活费一千五，剩下一千出头。看起来还行，但架不住别的花销——水电煤气、人情往来、偶尔买件衣服。更重要的是，秀英的身体也开始出问题了。

二〇一五年，秀英查出了高血压。她比我小三岁，一辈子操持家务，没享过什么福。高血压不算大病，但得长期吃药，又是一笔开销。

我俩坐在饭桌前算账，算来算去，一个月剩不下几个钱。秀英说："没事，我药可以少吃点，血压高一点就高一点。"我瞪她一眼："胡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是怕死，是怕穷。穷比病更折磨人——病了有医生，穷了谁管你？

第四章 儿子回来了，但帮不上什么忙

二〇一六年，陈磊三十四岁。他从省城回来了一趟，带着媳妇王燕和八岁的孙子小宇。

我看见小宇长高了，心里高兴。孩子扑过来抱我，我弯腰接他，突然一阵头晕——血糖又低了。我赶紧摸出兜里的水果糖含上，装作没事。

吃饭的时候，秀英做了满满一桌子菜。她知道儿子爱吃红烧肉，提前两天就开始准备。我看着那盘红烧肉，咽了口唾沫，夹了一筷子青菜。

陈磊注意到了。他说："爸，你吃啊，一块肉没事。"

我说："你吃你吃，我最近血脂也高，医生让少吃油腻。"

其实血脂不高，我就是不敢吃。一块红烧肉下肚，血糖能飙到十几，那种浑身发黏、口渴得要命的感觉，我受够了。

吃完饭，陈磊把我拉到一边，说："爸，我给你在省城联系了一家医院，内分泌科挺好的，你跟妈过来住段时间，好好查查。"

我摇头："不去。我在这挺好的，县城医院我熟，医生也认识。去省城人生地不熟的，检查一趟花好几千，不值当。"

陈磊皱眉："爸，你别总想着省钱。钱的事你别管。"

我笑了笑，没接话。钱的事我不管？说得轻巧。他自己的房贷还没还完，小宇马上要上小学，择校费、补习班，哪一样不是钱？我一个退休老工人，能不给他添麻烦就不错了。

陈磊在家的三天，我能感觉到他在观察我。他看我走路的姿势，看我吃饭的量，看我打胰岛素的动作。第三天晚上，他跟秀英在厨房说话，我路过听见了。

他说："妈，爸这脚不行了，得好好治。我在省城问了，有一种新的降糖药，对心脏和肾脏保护比较好，就是贵点。我寄回来你让他试试。"

秀英说："你爸这人倔，你别硬来。他要是知道药贵，肯定不吃。"

陈磊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说是普通药，便宜的那种。"

我站在厨房门口，鼻子一酸。

这就是我的儿子。他想帮我，但帮不了太多。他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难处。我不能怪他。

他们走的那天，我去火车站送。小宇趴在车窗上喊"爷爷再见"，我笑着挥手，一直挥到火车看不见了才转身。

回去的路上，秀英问我："想孙子了？"

我说："想。"

她说："等小宇放暑假，让他来咱这儿住。"

我点点头。但心里知道，这不太现实。省城的孩子放暑假要上各种班，哪有时间来县城？就算来了，我这个身体，带得了孩子吗？

第五章 真正让我明白"别指望别人"的那件事

二〇一八年，我七十二岁。

秀英摔了一跤。

那天她在厨房擦灶台，踩到地上的一滩水，滑倒了。当时就起不来，我赶紧叫了救护车。到了医院一查：股骨颈骨折。

医生说得做手术，换人工关节。费用大概五万到七万。

我坐在医院走廊里，手里攥着那张费用预估单，手抖得纸都哗哗响。五万到七万——这是我俩两年的退休金总和。

我给陈磊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爸，你别急，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他"想办法"三个字，我听得懂。他得去借钱。

手术做了，很成功。秀英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脸色白得像纸。我握着她的手，她手指动了动，没睁开眼。

陈磊从省城赶回来，带了三万块钱现金。他说剩下的他再凑。我问他是不是跟同事借的，他没承认也没否认。

秀英术后恢复得慢。她躺在床上不能动，吃喝拉撒全得人伺候。我一个人照顾她，白天黑夜连轴转。给她翻身、擦身、喂饭、接尿袋。七十二岁的老头子，干这些事，累是累，但我不觉得委屈。她是我的老伴儿，我不管她谁管她？

问题是，我自己的病也顾不过来了。

胰岛素有时候忘了打，血糖仪电池没电了没换，脚上的裂口子因为天天跑医院顾不上换药，开始发炎。秀英在病床上看着我，眼泪直掉："国生，你别管我了，你自己都这样了。"

我说："胡说。你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那两个月，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日子。白天在医院陪床，晚上回家睡两三个小时，起来给自己打一针胰岛素，然后天亮了又往医院跑。瘦得颧骨像刀削的一样，走路打晃。

陈磊在家待了一周，得回去上班。走之前他跟我说："爸，要不你请个护工吧，你这身体吃不消。"

请护工？一天两百块，一个月六千。我上哪弄这钱？

我说："不用，我能行。"

他走后第三天，我低血糖晕在了医院走廊里。保洁阿姨发现的，叫了护士。醒来的时候，秀英在旁边哭，我躺在急诊科的床上输液。

值班医生认识我，叹了口气说："陈师傅，你得先顾好自己。你倒了，你老伴儿怎么办？"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

对啊，我倒了，秀英怎么办？

从那天起，我强迫自己规律作息。定闹钟打胰岛素，每天测四次血糖，再累也要按时吃饭。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秀英。她需要我，我得活着，得能动。

这件事让我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生病这件事，归根结底是你自己的事。儿子再孝顺，他也有他的生活，他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守着你。老伴儿再贴心，她也会老、会病，到时候谁照顾谁还不一定。

指望别人？别人也有别人的难处。

第六章 和儿子的那次争吵

二〇一九年，秀英能拄拐走路了，但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我成了全职"护工"加"病人"，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陈磊打电话的频率高了，一周两三个电话。每次都问："爸，你血糖怎么样？妈恢复得怎么样？需要钱吗？"

我每次都说："都好，不用钱。"

不是我嘴硬，是我真的不想再要他的钱了。上次手术他借的那三万，到现在还没还清。他在电话里跟我提过一次，说有个同学催得紧。我没说话，过了几天把家里攒的一万块定期存款取出来，让他先还一部分。

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说："爸，你留着吃药。"

我说："我药不贵，你先还债。"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发了好一会儿呆。一万块，是我和秀英攒了三年的钱。取出来的时候，银行柜员问我要不要续存，我说不续了。她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败家老头。

我知道陈磊心里不好受。当儿子的，给不了父母好的生活，还得让父母贴钱，换谁都难受。但我有什么办法？我帮不了他更多了。我能做的，就是不给他添新麻烦。

矛盾爆发在二〇二〇年春节前。

陈磊说今年不回来过年了，王燕那边父母身体也不好，两边跑太累，今年在省城过。他说得客气，说年后春暖花开的时候再带小宇回来。

我嘴上说"行，你们在那边好好过"，挂了电话，心里堵得慌。

不是怪他不回来。我理解，真的。但他不知道的是，我和秀英已经两年没跟孙子一起过年了。上一次是二〇一八年，秀英还没摔跤。从那以后，每年春节都是电话里过。

秀英倒是看得开，说："儿子在那边挺好的，咱别拖他后腿。"

但我心里有个疙瘩。我七十三了，秀英七十。谁知道还能过几个年？

除夕夜，我们俩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桌上四个菜，比平时丰盛点，但也就是豆腐、白菜、炖萝卜，加了一条鱼——鱼是邻居送的，自己家养的，不要钱。

春晚不好看，跟往年一样不好看。秀英看着看着睡着了，我给她盖了条毯子，自己坐在黑暗里，看着电视屏幕的光一闪一闪。

我想起我爸去世那年，我三十八岁。他也是糖尿病，六十五岁走的。走之前卧床半年，我妈伺候他。那时候我年轻，觉得我妈辛苦，但我没多想——觉得那是应该的，父母老了生病，子女照顾，天经地义。

现在我到了我爸那个岁数，我才明白，天经地义这四个字有多重。也才明白，我爸当年躺在床上，心里想的肯定不是"我儿子会照顾我"，而是"别拖累儿子"。

正月初三，陈磊打来视频电话。小宇在镜头前喊爷爷，我笑着应。秀英醒了，凑过来跟儿子说话。

聊着聊着，陈磊突然说："爸，妈，我最近在考虑把你们接过来。省城有家养老院，环境不错，离我上班的地方也近，我周末能去看你们。"

我愣了一下。

养老院。

这两个字像根针，扎了我一下。不是疼，是凉。

我说："不去。我在这挺好的。"

陈磊说："爸，你一个人照顾妈太累了。妈这腿，以后恢复得怎么样还不好说。你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我打断他，"你别操心这个。你在省城好好工作，小宇好好上学，比什么都强。"

他还要说什么，秀英接过话头，笑着说："磊磊，你爸说得对，我们在这挺好的。街坊邻居都熟，买菜看病都方便。去省城人生地不熟的，不习惯。"

视频挂了之后，我坐在那半天没动。

秀英推推我："生气了？"

我说："没生气。"

其实我气了。不是气陈磊，是气我自己。气我为什么生了这病，气我为什么老了没用，气我为什么不能像别人家的父母那样，帮儿子带带孩子、做做饭，反而成了他的负担。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秀英也睡不着。她突然说："国生，你别说，养老院也不是完全不行。"

我猛地转过头看她。

她说："我不是想去。我是想，万一哪天我瘫了，你一个人真照顾不了。那时候——"

"没有那时候。"我硬邦邦地说。

她没再说了。黑暗中，我听见她轻轻叹了口气。

第七章 脚，还是坏了

二〇二一年，我七十五岁。

右脚的小趾头变黑了。

一开始只是颜色深一点，我以为是磕着了。后来越来越黑，像放了很久的茄子，皮皱皱的，没有血色。我拿针扎了一下，不疼。一点都不疼。

我怕了。

去医院，医生看了之后，表情很严肃。他说："陈师傅，你得住院。这脚趾头保不住了。"

糖尿病足坏疽。

我坐在诊室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医生后面说了什么——截趾、清创、控制感染、可能要截到脚踝——我都没听清。就三个字在脑子里转：截趾。截趾。截趾。

秀英在旁边问了好多问题，医生一一回答。我像个木头人一样坐在那，直到医生问："陈师傅，你听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

住院手续是秀英办的。她拄着拐，一瘸一拐地在住院部跑上跑下。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她自己还是个半残的人，现在反过来伺候我。

手术定在三天后。这三天里，陈磊打了无数个电话。他请了假，说要回来。

我说："你别回来。一个脚趾头的事，又不是什么大手术。"

他说："爸，那是截趾。"

我说："知道。你回来也看不到脚趾头，白跑一趟。"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那我寄钱。"

我说："不用。医保能报大部分。"

其实医保报完我还得自费八千多。八千多，对我来说不是小数目。但比上次秀英的手术好多了。我还能扛。

手术那天，打了腰麻。我醒着，听见电锯的声音——对，就是电锯，像木工用的那种。医生拿电锯把我的小趾头锯下来。

我闭着眼睛，咬着牙。不疼，但那个声音，我这辈子忘不了。

术后第一天最难受。脚疼得钻心，血糖因为应激反应飙到了18。医生加了胰岛素剂量，又挂了抗生素。秀英坐在床边，给我削苹果。她削得很慢，手抖，削出来的皮断断续续。

我说："你歇着吧，我自己来。"

她说："你一只脚不方便，还逞什么能。"

她把苹果切成小块，一块一块喂我。七十五岁的老头子，让七十岁的老太太喂苹果吃。我嘴里甜，心里苦。

住院十四天，拆线，出院。右脚少了个小趾头，走路有点瘸，但不影响。医生说："陈师傅，你这脚以后得格外注意。再坏下去，可能就不止一个趾头了。"

我点点头。心里想的是：还能坏到哪去？最坏不就是截肢吗？截了腿，我还有手，还能照顾秀英。

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态。不是豁达，是认命。

第八章 和老伙计们的聊天

出院后，我拄了半个月拐杖，慢慢能正常走路了。每天下午，我还是去公园散步，只是走得更慢了。

公园里有几个老伙计，都是机械厂退休的。老张、老刘、老赵，我们以前一个车间的。老张也糖尿病，比我早两年查出来的。老刘高血压，老赵痛风。

我们几个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晒太阳，聊的话题永远是病。

老张说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到了6.5，医生表扬他了。老刘说他换了一种降压药，现在头不晕了。老赵说他痛风发作，大脚趾肿得像核桃，疼了三天没下床。

我听着，偶尔插两句。他们问我怎么样，我说还行。

有一天，老张突然说："我儿子给我买了个动态血糖仪，不用扎手指了，手机上就能看血糖。一千多块钱呢。"

老刘接话："我闺女上个月带我去省城旅游了，说是让我散散心。其实我知道，她是怕我一个人在家出事。"

老赵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我那两个儿子，大的在上海，小的在广州。过年都不回来。我痛风发作那天，自己打120去的医院。"

我们都沉默了。

老张打破了沉默："咱这岁数了，别指望孩子。他们有他们的日子。咱能自己管自己，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忙。"

这句话说到了我心坎里。

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代人，从小吃苦，长大干活，老了生病。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年轻时为厂子活，中年为儿子活，老了为老伴儿活。到头来发现，最靠得住的，还是自己那点退休金、那点自控力、那点不肯倒下的倔劲儿。

指望父母？父母比你还老，帮不了你。指望子女？子女有他们的压力和难处。指望老伴儿？老伴儿也会病，也会老。

说白了，人这辈子，从生到死，真正能指望的，只有自己。

第九章 我总结的几点"血泪教训"

秀英恢复得比我预想的好。到二〇二一年底，她能不拄拐走一段路了，虽然走得慢，但至少能自己上厕所、自己洗脸刷牙。我松了一口气——如果她真的完全瘫了，我一个七十五岁的截趾老头，是真扛不住。

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在想，我这十几年跟糖尿病打交道的经历，能给后来人什么提醒。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一个普通老头子的真心话。

第一，别指望"治好了"。糖尿病是终身的。谁跟你说能根治，谁就是骗你。我见过有人花几万块买什么"干细胞疗法""中药断根"，最后钱没了，病还在。老老实实吃药、打针、管住嘴，比什么都强。

第二，别怕花钱在药上。我以前舍不得用好药，总觉得便宜的也能凑合。后来才明白，好药不是贵在价格，是贵在能保护你的心、肾、眼睛。你省那几百块药钱，将来可能花几万块治并发症。这笔账，我算晚了。

第三，低血糖比高血糖更要命。高血糖是慢刀子割肉，几年十几年才出大问题。低血糖是快刀，几分钟就能要你的命。随身带糖，不是矫情，是保命。

第四，别把希望全寄托在子女身上。不是他们不孝顺，是他们真的有心无力。我儿子陈磊，在我心里是个好儿子。但他也有房贷、有孩子、有工作压力。他给我寄药、寄血糖仪、想接我去省城，这些我都记在心里。但他做不到"全天候照顾"，我也从没指望他做到。

第五，老伴儿才是你最后的依靠。我和秀英这几十年，吵过、闹过、冷战过。但真到了生病的时候，守在你床边的，给你削苹果、接尿袋、翻身擦背的，一定是她。所以，对老伴儿好一点。这不是鸡汤，是保命。

第六，心态比血糖更重要。我见过血糖比我高的老头，活蹦乱跳。也见过血糖比我好的，整天愁眉苦脸，半年就走了。病这个东西，你越怕它，它越欺负你。你该吃（该吃的）吃，该动动，该笑笑，它反而拿你没办法。

第十章 现在的日子

二〇二二年到现在，我七十五岁。

日子过得平淡。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测血糖，打胰岛素，吃早饭——一碗燕麦粥，一个水煮蛋，一点凉拌黄瓜。秀英做的。她虽然走路慢，但做饭没问题。

上午我在家看看报纸、听听广播。下午去公园走走，跟老伙计们坐坐。晚上七点看新闻联播，八点半吃药，九点半睡觉。

血糖基本稳定在7到8之间。脚没再出大问题，小趾头截了之后，伤口愈合得不错。医生每次复查都说："陈师傅，你这控制得还可以。"

陈磊还是一周两三个电话。小宇现在上初中了，学习忙，不常跟我视频了。但我理解。上次视频，小宇个子蹿得老高，都快赶上他爸了。我挺欣慰的。

秀英的身体也在慢慢恢复。去年她能自己下楼买菜了，虽然走得不快，但能去。她回来的时候提着一把青菜、一块豆腐，脸上带着笑。我站在门口等她，心里踏实。

上个月，我过了七十五岁生日。没大办，就我和秀英两个人。她给我煮了一碗长寿面，卧了两个鸡蛋。我没加糖，但吃得很香。

吹蜡烛的时候，我许了个愿。不是什么长命百岁，就是希望秀英的腿能再好一点，希望我的脚别再坏下去，希望陈磊一家在省城平平安安。

这就是我全部的心愿了。

尾声

有人问我，后悔不后悔这一辈子？

我不后悔。后悔没用。人这辈子，生老病死，谁都逃不掉。糖尿病是我身体里的一条河，我过不去，就学着在河边走。不走太快，不走太慢，走稳了就行。

如果非要给后来的糖尿病病友留一句话，我想说：

病是你自己的，命是你自己的，日子也是你自己的。别指望任何人能替你扛。父母会老，子女会忙，老伴儿会病。你唯一能靠的，是你自己那点不肯认输的劲儿。

管住嘴，迈开腿，按时吃药，定期查血糖。这些话听着老套，但都是我用血泪换来的。

最后说一句：活着，哪怕带着病，也挺好的。

起码，还能看见明天的太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