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淫欲奸夫淫妇谋杀亲夫！杨玉章紧盯一把铁锹一个电话，神级推理锁真凶

2006年4月4日，在京珠高速公路莆田收费站的出口位置，一具赤身裸体的男性尸体赫然出现。

郑州市公安局接获报案后，刑警队队长曾工与副队长杜生即刻赶赴现场。案发现场呈半月形状，荆棘丛生，其间还夹杂着诸多不知名的野花野草。现场有一具男性裸尸，横卧于荆棘与花草之中，全身布满伤痕，仅双脚穿着袜子，且袜底已然磨破。

近距离查看，男尸体表血痕已然凝结，面部表情可怖，双目圆睁，直勾勾地望向正前方。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男尸右手虎口处有开放性伤口，后枕骨偏右部位同样是开放性创伤，头皮破裂处，隐约可见惨白的头盖骨。

曾工与杜生身处现场探讨案情。他俩均判定这是一起凶杀案件，原因在于死者全身一丝不挂，且案发现场周边并未寻获遗失衣物，足以表明死者生前遭受侵害。然而，针对现场状况的判断，二人持有不同观点。

曾工指出，案发现场并非杀人之处，实则为抛尸场所。死者于其他地点遇害后，载有尸体的车辆途经此地，凶手遂将尸体从车上推下，最终造就了该现场。

杜生指出，案发现场即为杀人现场。其依据在于，高速公路主线至尸体所在处存在痕迹，半月形地带至高速公路出口下延线亦有攀爬印记，这两处痕迹呈一条直线，表明死者先是从高速公路主线下至半月形地带，而后又攀爬上高速公路出口下延线。由此推断，死者生前在此处遭受追杀，受伤后试图逃命，最终未能逃脱，不幸身亡于此。

曾工听取杜生的意见后，要求其对现场一处细节作出阐释——现场存在一个由沾满血迹石块堆砌而成的火塘，火塘上放置着些许干枯柴火。若此处为杀人现场，该如何解释这个火塘？难不成凶手行凶后，还打算在此处烤会儿火？

杜生难以对这个怪异的火塘作出解释。

曾工起初秉持此处为抛尸现场的看法，然而，综合现场痕迹与奇特火塘的情况，他旋即对观点作出调整。曾工最终判定，凶手在此抛尸后，被害人当时并未身亡，因天气寒冷且身无衣物，被害人尝试搭建火塘取暖自救，并奋力攀爬，意图从荆棘地带脱身。但由于伤势过重，极有可能还出现失温状况，最终还是在此处丧命。

两位刑警队长正在探讨时，郑州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杨玉章抵达现场。他对现场进行了细致查看，随后就两位刑警队长的意见差异，阐述了自身见解，这实则是杨局长对案情的初步分析。

杨玉章表示，他不认同此地为杀人现场这一观点。关键在于现场火塘，其石头布满血迹，堆砌火塘者应是被害人，而非凶手，毕竟被害人在遇害过程中不太可能有机会去堆火塘。同时，曾工提出此地是抛尸现场的说法，杨玉章觉得同样站不住脚。从现场痕迹能看出，被害人起初并未死亡。但细察现场痕迹，特别是从高速公路主线下到此处的痕迹，十分规整，不似抛尸时掉落翻滚形成，更像是人正常双脚行走留下的。

此外，不知各位是否留意高速公路出口下延线外侧矗立的那块提示牌，写着“高速交警报警点·前100米”。据推断，被害人极有可能看见了该提示牌，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此牌或许给了他希望，促使他想去报警。然而，因夜色漆黑视线不佳，加之身负重伤，他不慎误闯入这个半月形区域，未能脱身，最终在此离世。

曾工向杨局发问：“杨局，男性尸体呈赤裸状态这种情况较为罕见，您对这一现象作何见解？”

杨玉章表示，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可能作为惩罚，二或许是反侦察手段。受害者一丝不挂，既消除了自身特征，也让物证难以留存。

杜生表示：“从死者伤口判断，疑似霰弹枪所致，不过这一枪并未致命。”

杨玉章表示：“我认可此观点，凶手朝被害人后脑开枪之际，被害人有所觉察，右手下意识地去抢夺枪支，或许正因这一举动，致使子弹打偏了些许，未能让被害人当场毙命。”

曾工提出疑问：“假设此处并非抛尸地点，被害人极有可能是从其他地方拼命逃来。观察其伤势，且身上衣物全无，在失血与寒冷的双重影响下，他无法跑离太远。由此推断，第一杀人现场应当距离此地不远。”

杨玉章指示：“此观点至关重要。曾工，你即刻率队拓展现场勘查范围，于高速公路主线探寻被害人行动踪迹，明确其来路方向，顺藤摸瓜，尽快锁定第一案发现场。杜生，你这边也要迅速行动，即刻安排尸体检验工作，尽快查明死者身份。”

法医介入开展工作，尸检结果旋即得出：死者为35岁上下的男性。其头部右枕骨处开放性创伤与右手虎口开放性创伤，经鉴定由特定型号霰弹枪造成。死者后脑遭受枪击后，并未当场死亡，彼时神志虽模糊，但仍具备一定行动能力。最终确切死因，是失血过多引发体温下降，进而导致失温。

郑东新区姜王行政村距离莆田收费站出口处的案发现场较近。基于直觉，杨玉章判断这两处案发现场或许有关联，便即刻率领曾工等人前往。

郑东新区姜王行政村的案发现场弥漫着浓重的血腥之气。杨玉章一到，当地派出所即刻将案发现场的首位目击证人姜仲明传唤过来，安排他向杨玉章详述最早发现凶案现场的具体情形。

据63岁的姜仲明称，当日清晨，他用过早餐后，便扛着农具前往田间劳作。路过案发现场时，他留意到路间有喷溅的血迹。起初，他猜测或许有村民在此处宰杀牲畜。但随即又觉不妥，此地位于田间机耕道，位置偏僻，前后都远离村落，怎会有人在此宰杀牲畜，而且还留下一大滩令人胆寒的血迹。

姜仲明越琢磨越觉蹊跷，遂带着紧张、疑惑与好奇的复杂心情，将目光投向路边的麦地。这一看，竟有惊人发现——路边麦地里隆起一个崭新的土堆，土堆前一大滩血泊已然凝固。他快步走近，绕着土堆踱步一周，接着用脚轻踢，土堆中竟露出死人的膝盖。

听取首位目击证人叙述后，进入案发现场前，杨玉章按习惯查看了交通地形。机耕道向北与一条宽敞柏油路相连，由此可直达京珠高速；沿柏油路下行，转至机耕道往南，经三四个弯、约300米，便到姜王行政村。因机耕道曲折且坑洼，从机耕道上柏油路需过陡坎，姜王行政村村民平时鲜走此道，多经另一条柏油路出村，再转至那条宽阔柏油路。

进入案发现场，杨玉章留意到路肩上隐约可见车轮印，经仔细查看，疑似面包车所留。该面包车曾在此短暂停留，随后沿机耕道朝姜王行政村方向驶离。

在发现尸体的现场，位于车轮痕迹右侧，有一团喷溅状血迹，姜仲明发现尸体之处紧挨着这团血迹。

尸体被发现于一处黛青色麦田中的土堆旁。麦田边缘有一片约50平米呈不规则形状向内倒伏的区域，倒伏状态规律，现场未见搏斗迹象。

经杨玉章对现场细致勘查，察觉一组清晰的赤足脚印，从土堆迈向麦田，随后于麦田深处歪扭地朝那条宽阔柏油路延伸；而在这赤足脚印之后，还有一组皮鞋足迹，似在追撵前方赤足脚印，不过中途又折返了。

现场除麦田里的脚印外，还存在五种足迹。其中一种为尖头皮鞋足迹，其鞋底是细波浪折叠状花纹；另一种是通跟鞋花纹，尺码约28.5 。

此外，在现场采集到三枚烟头，品牌均为“中华”。

在杨玉章抵达前，现场土堆保存完好，未遭破坏。待现场勘查大致完成，杨玉章下达指令，将土堆扒开，搜寻尸体。

杨玉章发现土堆土质松散，扒开后，赫然看到土堆里竟有两具全身赤裸的男尸，不禁心头一震。

与莆田收费站出口处发现的那具男尸相比，这两具全身赤裸男尸承载的信息更为丰富。二者年龄约二十五六岁，除脑后枕骨正中有开放性创口外，周身并无其他伤痕。遇害前，他们均有过排便行为。从遇害姿势判断，似先被强迫褪去衣物，而后遭跪地处决式枪击，子弹从脑后射入。依据脑后伤口特点，凶手所用枪支极有可能也是某型号霰弹枪，且同样是从脑后开枪。

完成现场尸体检查后，杨玉章告知曾工：“莆田收费站出口的现场，并未找到弹壳与弹珠。而姜王村这个现场系杀人现场，凶手在此行凶、挖坑埋尸，推测作案时间为夜间。基于此，凶手不太可能带走弹壳和弹珠，我认为它们应在这堆土中。继续深挖，仔细搜寻，这是关键证据。”

正如杨玉章预料的那样，不久后，侦查员便在现场土堆中发现了三枚弹壳与部分弹珠。

杨玉章手持装有三枚弹壳的检验袋，语气有力地向曾工发问：“现场发现三枚弹壳，这意味着什么？”

曾工精神饱满地回应：“凶手于该现场开了三枪，然而现场仅有两具尸体，这表明在莆田收费站出口发现的那具尸体，其第一现场极有可能就在此地。如此一来，这两个现场便可进行并案处理。”

杨玉章表示：“两处现场发现三具尸体，死因均为枪杀，此案重大，上级势必要求市局组建专案组并限期破案。当务之急是筹备案情分析会，尽快着手。”

当日，依据省市领导指示，“4.04”专案组宣告成立，杨玉章出任专案组组长。

在“4.04”专案组首次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杨玉章率先对犯罪嫌疑人的特点与犯罪心理进行了详细阐释。此领域乃杨玉章专长所在，堪称其独特本领。

杨玉章拥有一套源自实践并经实践反复证实的刑侦理论——“罪案现场心理画像技术”。在他看来，借助犯罪嫌疑人遗留在罪案现场的行为痕迹，可推测其犯罪心理。通过分析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结构，就能为其绘制心理画像。有了这份心理画像，案件侦破便有了明确目标、方向与坚实根基。

对此，杨玉章有一形象表述：洞察犯罪嫌疑人的本质，便能成功将其抓获。

此次，杨玉章依据三名被害人的死亡状态展开推断与分析。

杨玉章表示，这两起案件呈现出诸多显著相似点：其一，枪伤类型相同，均由霰弹枪造成；其二，伤口部位一致，皆处于脑后枕骨位置；其三，作案手法雷同，三名受害者均在赤身裸体状态下遇害。基于这些相似特征，这两起案件适宜并案开展侦查工作。

据法医鉴定，三名受害者均遭强迫脱去衣物，或面朝下趴于地，或跪地，凶手持枪抵住其后枕骨开枪将其射杀。此杀人手段残忍，且颇具处决特性。由此推测，该犯罪团伙中或许有人曾于武警部队服役，并有执行枪决犯人的经历。

此外，采用处决式手段杀人，表明该犯罪团伙核心成员具有严重的报复社会心态，性格凶狠残暴，且有犯罪前科和挫折过往，年龄偏大，对犯罪预期较高。而迫使三名受害者脱光衣物这一行为，反映出该团伙具备较强的反侦察意识。

值得留意的是，三名被害人身上并无捆绑痕迹，现场亦无搏斗迹象。这表明，在遇害前，三名被害人已被彻底制服。要实现这一状况，无需多支枪械，一支足矣。不过，犯罪团伙人数不会少，毕竟一人很难完全制服三名青壮年男子，两人亦颇为困难，至少需三人才能有效掌控局面。

其次，依据现场崭新的车轮胎印、轮距等踪迹能够判定，犯罪团伙拥有一辆形似金杯的面包车。三名被害人是被此面包车运至案发现场，犯罪嫌疑人将其杀害后，驾驶该车逃离现场。

为何认定这辆面包车属于该犯罪团伙？据当地群众称，平常在这条机耕道行驶的多为农用车，类似面包车鲜少出现。此面包车或为团伙自有，或系抢劫所得，抢劫作案后遗弃的可能性较高；若是自有车辆，其特征难以消除。基于此，侦查方向有二：一是排查近期被盗抢的面包车，二是查找与现场胎印相符的可疑面包车。

若该面包车确为该犯罪团伙所有，那么该团伙成员极有可能有郑州市常住居民。且此车大概率仍在使用，用途或是载货，或是载人。

第三，犯罪现场地处极为偏僻之地，道路状况不佳。然而，犯罪嫌疑人却能在既无路灯照明，又无道路标识指引的情形下，顺利从公路下行至机耕道，轻易跨越一处路坎。由此推断，该犯罪团伙内存在熟知此地路况之人，其要么与姜王村村民有亲友关联，且时常往来，要么本身就是姜王村村民。

第四，通过勘查现场埋尸的土坑、土堆可推断，犯罪嫌疑人曾使用一把铁锹。该铁锹来源存在两种可能：自带或外借。就个人判断，外借的可能性高于自带。若为外借，极有可能源自姜王村，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借铁锹通常会选择就近，不太可能舍近求远；其二，经判定，犯罪团伙中有成员与姜王村存在某种关联，具备借铁锹的便利条件。

听闻杨玉章如此分析，有侦查员发问，此案应如何定性？

杨玉章指出，凶杀案通常可归为情杀、仇杀、侵财这三类性质。就此次案件而言，一方面，多名犯罪嫌疑人杀害三名青壮年男子的情形，与情杀特征不符；另一方面，仇杀往往存在复仇宣泄并实施暴力的过程，然而三名被害人仅致命枪伤，并无其他伤痕，这也不符合仇杀规律。因此，他认为此案性质更偏向侵财。

有侦查员提出疑问，通常侵财杀人案件多为入室作案。若此案件性质属侵财，那么所涉财物是什么？三人身上又能携带多少财物？

杨玉章指出，需留意此案存在两个现场，一处紧邻高速路，另一处在高速路口，且被害人有三名。依他判断，这三人极有可能从事长途运输工作，毕竟长途货车通常是车主与司机等两三个人一同。若情况如此，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觊觎他们所运输的货物。

有侦查人员对此存疑，进而提出新思路。从案发现场状况分析，三名受害者均面朝下趴伏，死于霰弹枪击杀。整个犯罪过程呈现出较强的组织性，作案手段也带有典型“黑吃黑”特点。据此推测，此案有无可能是黑恶势力间的“火并”，即所谓的“黑吃黑”？

杨玉章堪称全国公安系统内为数不多的“打黑行家”。此案乍看，似为黑恶势力间的“黑吃黑”状况。然而，诸多情形下，表象往往不足为信，恰似真理有时仅为少数人所掌握。

杨玉章认为，这是个必须回应且他乐于回应的问题，因其关乎该案件的侦查方向。

对于案件而言，一旦侦查方向有误，通常越是发力推进，反而与真相愈发背离。

杨玉章表示，此案虽呈现出部分“黑吃黑”案件的特征，但这些仅为表面现象。深入分析后会发现，存在一些关键要素，能够排除“黑吃黑”的可能性。

首先，“黑吃黑”暴力犯罪通常在杀人前会出现激烈搏斗情形。然而在此案中，现场毫无搏斗迹象，双方力量悬殊巨大，三名被害人毫无反抗能力，如同待宰羔羊，被杀前未做任何挣扎与搏斗，这显然不符合黑恶势力作案特点。

其二，当下“黑吃黑”暴力犯罪呈现出较高的智能化特性。特别是在杀人后转移与藏匿尸体方面，犯罪分子通常具备较强的组织性与事前策划性，手段往往较为“专业”，致使警方有时难以察觉。然而在此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处理尸体的方式极为简单草率，这一情况与“黑吃黑”暴力犯罪的特征严重不符。

其三，郑州市此阶段打黑工作成果斐然，黑恶势力惶惶不安。当下，他们既无能力亦无胆量实施此类案件，该案件与当前形势及黑恶势力的心理特点相悖。

第四，经现场分析，能判定犯罪嫌疑人对案发现场的地形极为熟稔，这足以彻底排除外来黑恶势力来郑州进行“黑吃黑”暴力犯罪的可能性。

由于杨玉章对“黑吃黑”案件的剖析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权威性，其结论极具说服力。在案件性质最终判定为侵财杀人后，随即要明确侦查方向并部署侦查任务。

杨玉章表示——

一、命案侦查工作中，若尸源不明，当务之急是查明尸源。此案件性质为侵财杀人案，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郑州市区及紧邻案发现场的中牟县，排查近两日报案失踪人员。同时，从货车遭劫、仓库被盗等财物受损案件切入调查，力求快速确定尸源。

二、与毗邻的开封、洛阳、许昌等城市公安机关对接，搜寻相似犯罪线索，推动串并案侦查工作。

三、强化对姜王村的排查工作。重点排查对象为在姜王村生活，或与姜王村存在关联，有劣迹或前科且具备暴力犯罪能力的地痞流氓及社会闲散人员。一旦找出借铁锹之人，案件侦破便成功了一半。

四、相较于借铁锹之人，借出铁锹者应作为排查重点，务必设法彻查。借铁锹者行踪难觅，但借出者必定身处姜王村，此乃案件突破的关键切入点。不过，需提前预估困难，若借出者与借铁锹者关系紧密，极有可能隐瞒包庇。此时，排查工作需注重方式策略，一旦其隐瞒，就得想办法让其暴露。

五、需排查可疑面包车，以及各类可疑人员。这些人员包括曾为武警且有枪决犯人经历者、购买或接触过猎枪者、涉足黑社会者，还有具有同类犯罪史者。

六、于各监狱及拘留所开展政策宣传与心理攻势，促使同类犯人主动检举揭发。

此时，杨玉章着重提及那把铁锹。他指出，铁锹与枪不同，作案后犯罪嫌疑人极易忽视，很可能尚未销毁。这一认知至关重要，不论铁锹是嫌疑人自备，还是从姜王村窃取，只要作案后未毁，便有机会寻获，一旦找到，此案就有了铁证。

与此同时，杨玉章向曾工特别提醒，现场提取的三枚“中华”牌烟头至关重要。若能从烟头上获取犯罪嫌疑人的DNA信息，在关键节点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重大案件的侦破工作中，一旦找准方向，真相往往如同洋葱，其外层会自然褪去。

4月5日，即案发次日，“4.04”专案组获取一则关键线索：在距离“4.04”案发现场以南20余公里处的凤凰镇，一辆停靠路旁的东风牌半挂货车存在重大嫌疑。

凤凰镇隶属于郑州市，107国道贯穿全镇。镇南北两端的路边，分布着多家24小时营业的“路边店”，为过往司机提供便利。

那辆存疑的东风牌半挂货车，停在凤凰镇一家“路边店”附近。

杨玉章率队抵达凤凰镇后，报案的“路边店”老板向专案组阐述了货车的发现过程。4月4日凌晨2点前后，“路边店”老板见一辆东风车在不远处缓缓停下。老板原以为司机要进店用餐，便留意起来。岂料，东风车停稳后，一辆中型面包车紧随而至。东风车人员下车后，被推上面包车，随后面包车驶离。直至4月5日上午，那辆东风车仍停在原处，无人看管。老板顿感蹊跷，遂报案。

杨玉章向“路边店”老板询问，从东风车上下来了多少人？

“路边店”老板思索片刻后表示，大概是三个，没错，确定是三个。

杨玉章接着询问，面包车内有多少人？

“路边店”店主称，有两人下车，车内似乎仍有人。

杨玉章听闻后心中已有盘算，旋即移步至这辆东风牌半挂货车跟前，着手细致勘查。

东风牌半挂货车满载螺纹钢筋，驾驶室封闭完好，无损坏迹象。透过驾驶室玻璃，能瞧见驾驶证、行车证等随车证件杂乱散落在副驾驶座位，司机座位下还遗有座垫与御寒衣物。

杨玉章向曾工询问：“针对这个现场，你有什么看法？”

曾工有些困惑，一时沉默不语。

杨玉章称，“此乃一辆遭劫持的车辆，劫持者伪装成警察实施劫车行为，其目标便是车上装载的钢材。”

曾工面露困惑，询问杨玉章是如何察觉的。

杨玉章表示，通常跑长途的货车司机，会将驾驶证、行车证等证件置于一个包内，若非警察检查，他们不会拿出。可当下，这些证件不仅被拿出，还散落一地。凌晨时分，若非遇警察查证，绝无此情形。然而，司机刚拿出证件，冒充警察的劫匪看都未看，就将他们赶下车，接着推进了面包车。

曾工听闻后，顿时明白过来。然而，旋即他心中又生出新的疑惑，遂发问：“既然此车遭遇劫持，为何还停在此处，且车上所载的螺纹钢分毫未少？”

杨玉章称，诸多迹象显示，所发现的三名被害人极有可能是那辆东风车的司机与车主。劫匪佯装警察拦下该车后，计划先至偏僻之地行凶，进而劫取车上的螺纹钢。然而，行凶过程中出现疏漏，有一人未被打死并逃脱。劫匪担忧事情暴露，匆忙掩埋两名遇害者，随后舍弃整车螺纹钢，逃离案发现场。

曾工提出疑问：“我还有个问题。据‘路边店'老板所说，车辆应是在凌晨遇劫。当时天色漆黑，又是在高速路上，那帮劫匪如何知晓这辆车上装载着一整车螺纹钢？难道是随机作案，劫车后才发现车上货物值钱，进而决定杀人劫货？”

杨玉章表示：“你这个问题提得很有价值，这确实是个关键所在。你所提及的只是一种可能性，不能排除还存在其他情况。唯有成功侦破案件，这个关键问题才能得以解决。”

曾工表示：“无论如何，当前这起案件已明晰许多，通过车辆来查找相关人员，尸源想必很快便能查明。”

专案组全力投入以车找人工作时，负责排查的侦查员获取两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由在姜王村开展排查工作的侦查员带回。

侦查员排查至报案人姜仲明家时，姜仲明称，案发当晚凌晨两三点，他起身去给牲口添夜食。起初，他听到村后传来几声沉闷声响，未作过多留意。几分钟后，正在牲口屋内添饲料的他，又听见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因家中未开灯，他不敢外出查看，只能在黑暗中竖着耳朵倾听。没过多久，他又听到汽车驶离村子的声音，之后便再无动静。

杨玉章获悉此情形，兴奋不已。他告知曾工，姜仲明所反馈的情况意义重大，其中透露关键信息：枪响后有人进入姜王村。此人进村目的何在？无疑是借铁锹，借到后折返去掩埋尸体，随后驾车驶离案发现场。此前无法确定掩埋尸体的铁锹来源，如今已然明确。接下来，只要找出深夜借出铁锹之人，案件侦破便完成大半。

刑警重案一队通过线人获取到第二条线索：4月3日晚，某批发市场流氓团伙头目葛平，解决了与其争夺地盘的另一伙流氓团伙。

尽管该线索呈现出“黑吃黑”特性，与杨玉章的判断相悖，然而4月3日晚这一时间节点极为敏感。出于审慎考量，杨玉章决定亲自审讯流氓团伙头目葛平。

获悉坐在审讯室中的是因打“黑”声名远扬的杨玉章，且是为“4.04”命案而来，葛平不敢再心存侥幸，如实交代了4月3日晚自己所为之事。

据葛平交代——

他所属的流氓团伙承担着“保护”某蔬菜批发市场的任务。然而近期，该市场的批发客户却遭以顾二蛋为首的另一流氓团伙设卡抢夺。为维护地盘利益，4月3日晚，他所在的流氓团伙设伏袭击顾二蛋，成功夺回客户。

杨玉章询问，你们发生械斗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

葛平表示，时间约在凌晨两三点。

杨玉章询问，在此之前，你从事何种活动？

葛平未敢隐瞒，如实供述，此前他与好友何老五在凤凰镇一家洗浴中心嫖娼，一直到4月4日凌晨。原本他打算邀何老五一同对付顾二蛋，可何老五称有事在身，随后二人分开。之后，葛平便带领手下在223省道设伏顾二蛋。

葛平嫌疑排除后，杨玉章旋即将注意力投向姜王村。时过境迁，借出铁锹者仍未主动现身，明显有人在包庇借锹之人。就在杨玉章与曾工商讨如何找出这一关键人物之际，东风车车主寻来了。

消息源自安徽警方。经调查，安徽警方确定遗弃在凤凰城的东风牌半挂货车车主为安徽省临泉县城关镇的张伟。

张伟，36岁男性，籍贯为安徽省临泉县牛庄乡。两年前，他通过贷款购置了一辆东风牌半挂货车。4月1日，临泉县某物资公司租赁张伟的该货车，安排其前往洛阳某钢铁公司运输螺纹钢筋，截至目前，车辆仍未返程。

经警方深入调查，张伟在启程前往洛阳出车前，邀约了外甥王和平与邻居李大娃一同前往。王和平，23岁，来自安徽省临泉县城关镇；李大娃，21岁男性，同样籍贯为安徽省临泉县城关镇。

4月1日凌晨，张伟带领王和平、李大娃自临泉县城启程，当晚抵达河南省洛阳市某钢铁公司，并于该公司内部招待所入住。4月3日下午，张伟办妥提货手续，傍晚6时，驾驶满载螺纹钢筋的东风牌半挂货车驶离洛阳返程。

连霍高速洛阳收费站监控显示，4月3日23时，张伟驾驶东风牌半挂货车驶入高速。4月4日凌晨，该车从连霍高速郑州西站驶出，之后便无行驶记录，直至4月5日在凤凰镇被发现。

杨玉章凭借强大的逻辑推理，将两个命案现场与一个货车遭劫现场所涉的三起案件串联起来。然而，此时下结论，证据尚显不足。专案组内部对此存在分歧，部分人员觉得，杨玉章的逻辑推理只是一种可能性，且巧合成分较重，无法等同于真相，甚至还可能对查明真相产生误导。

对此，杨玉章未作任何辩解。

鉴于案件进展至此，专案组所需并非言辞上的辩驳，而是关于“是”与“不是”的确凿证据。

此刻，已至证据确凿落实之际。

若此案中这三具尸体正是张伟等三人，那么杨玉章先前的推断便获得了证据支撑。刑侦专家在面对重大案件时，直觉往往发挥作用。杨玉章察觉到，此案存在一种令人担忧的巧合迹象，如今张伟等三人的状况与这三具尸体极为吻合，故而他判定尸源已确认。

然而，在等候被害人亲属前来辨认尸体期间，杨玉章察觉到这起案件存在一处极为蹊跷之处。

杨玉章告知曾工，若张伟三人确为被害人，有一状况颇为蹊跷。按常理，从河南洛阳前往安徽临泉，上连霍高速后，应在连霍与京珠高速交汇处转弯，径直上京珠高速，接着从京珠高速驻马店下道，经国道直抵临泉。此路线不仅全程高速，还契合货车司机惧怕超重检查的普遍心理。然而，张伟并未选择此高速线路，而是在连霍公路郑州西站下道，绕行至107国道，这一行为极不寻常。

曾工听闻，面露疑惑道：“杨局，照您这分析，张伟等三人，好似千里迢迢来送人头，刚下高速不久，就遭人打劫？”

杨玉章表示，此地必有蹊跷，应先明确死者身份，进而探寻其中真相。

话音刚落，张伟的亲属便从安徽临泉匆忙赶来辨认尸体。

张伟家中来了两位亲属。其一为张伟的姐姐张萍，年约五十，历经岁月沧桑，为人质朴憨厚。另一位是张伟的妻子鲁艳梅，三十上下，目光灵动，身姿妩媚。

杨玉章初见这两名女子时，强烈感觉她们并非一家人。稍加接触后，张伟妻子给他留下的印象颇为怪异，眼神闪躲，悲伤之情显得极为刻意，毫无真实感。

抵达殡仪馆后，张萍瞬间便辨认出张伟的遗体，悲痛万分的她，双手下意识紧扣胸前纽扣，下唇被牙齿深深咬住，泪水潸然滑落，却极力隐忍未发出哭声。而鲁艳梅见到张伟尸体时，即刻放声痛哭，那哭声显得夸张且不自然，仿佛是刻意为之，更似一场表演。

杨玉章目睹过无数不堪的人性表现，然而对于这不堪的人性确切内涵，他并不敢贸然定论。

认尸完毕，杨玉章将张萍拉至一旁，询问：张伟与鲁艳梅平日里夫妻感情如何？

令杨玉章未曾料到的是，当面对该问题时，张萍的反应，好似家庭伤痛被骤然揭开，又仿佛寻得了悲愤情绪的宣泄之处。

张萍称，鲁艳梅堪称灾星。倘若不是她，自己弟弟也不至于丧命。鲁艳梅蛊惑其弟离婚后与她成婚，婚后却未与弟弟用心经营家庭，将家中弄得破败不堪。弟弟为偿还鲁艳梅所欠债务，没日没夜开车赚钱。

杨玉章察觉话中有蹊跷，为张萍倒了杯水，示意她别着急，缓缓道来。

张萍稍作停顿，喝了口水后接着说道，她弟弟已成家多年，孩子都11岁了。然而，鲁艳梅却破坏了这个原本美满的家庭。她弟弟为人忠厚老实，行事有时欠缺分寸。当初他要和鲁艳梅结婚时，邻里纷纷劝阻，告知他鲁艳梅曾在河南郑州从事坐台工作。这种女人难以真心相待，只因年纪渐长才回故乡。一旦成婚，她不仅会让家庭破败，甚至可能给他弟弟带来不忠的耻辱。可她弟弟却执迷不悟，坚信真心能换来真心，觉得人皆有过往，男人应豁达，给人机会也是给自己机会。

杨玉章询问，张伟从事长途运输工作已有多长时间？

张萍称，其弟初时居于农村，再婚后，弟媳嫌农村生活条件欠佳，多次吵闹。为此，其弟于临泉县购置土地建房，举家迁至城中。此前，其弟拥有一辆中型货车，为尽早偿还建房所欠债务，去年又从银行贷款购置东风牌半挂货车，日夜为他人运货。

杨玉章询问，鲁艳梅与张伟婚后，是否出现过什么状况？

张萍泣不成声地陈述，数月前，有人告知她，撞见鲁艳梅与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于县里宾馆开房间。其弟得知后，严厉教训了鲁艳梅，并警告她若再犯，就打断她的腿。然而，因弟弟每日跑车忙碌，难以时刻监管，鲁艳梅与那男人依旧往来不断，不少人都目睹过。张萍担忧弟弟安危，不敢多次相告。毕竟古话说奸情易引发人命灾祸，她坚称弟弟就是被这等事所害，恳请警察主持公道。

与张萍交流结束后，杨玉章的心情颇为沉重。

他暗自思忖，鲁艳梅是否存在涉案的可能性？

面对此问题，杨玉章感觉仿佛正于无形中审视着人性的幽深之处。

就该案件而言，鲁艳梅与之关联的可能性极小。倘若在如此疏远的关系下她竟涉入其中，那情形着实令人恐惧。

尽管杨玉章对鲁艳梅厌恶有加，然而其内心实则抵触这种假设。

原因无他，只是纯粹不想目睹人性偶尔暴露出的，那如黑洞般令人压抑的一面。

然而，理智向杨玉章敲响警钟：人性之恶毫无底线，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怖悲剧，往往超乎善良之人的想象。

在这般复杂心境驱使下，杨玉章开启了针对鲁艳梅的调查。

据鲁艳梅自述，往昔她于郑州凤凰镇的一家酒店工作。尽管鲁艳梅试图将过往装点得光鲜，可那些不光彩之处，终究难以隐匿。

在那个时期，郑州民众皆知，位于凤凰镇107国道旁表面称酒店，实则为“路边店”。此类“路边店”除为往来司机提供食宿之便外，多数还在暗中向过往司机提供涉黄服务。

基于张萍的表述，杨玉章对鲁艳梅曾为小姐一事并无诧异。然而，令他大为震惊的是，鲁艳梅从事该行业的场所，恰恰是其丈夫殒命之地。联想到张伟遇害前那异常的行车轨迹，杨玉章的神情不禁变得凝重。

之后，杨玉章获取了张伟遇害前的通话记录。

杨玉章获取到一条令人震惊的线索，张伟在连霍公路郑州西站突然下道前，接过一通电话，而致电者正是鲁艳梅。

这通电话，莫非是鲁艳梅打给丈夫的夺命之电？

若情况如此，在该时段，她想必也曾致电。

那通电话指向的正是凶手。

至此推断，杨玉章并未贸然行动。他清楚，基于此推断，仍有谎言与狡辩滋生的余地。当下，他迫切需要从其他角度获取关键证据。

另一个方向所指的，正是那把铁锹。

为找出借出铁锹之人，杨玉章与曾工商议，制定了一套“逼”“诈”结合的办法。

曾工指示村支书召集村民，告知需逐户统计铁锹情况，后续会安排专家依据现场痕迹对铁锹展开鉴定。村支书强调，各家铁锹均需登记，针对无铁锹的住户将实施测谎，凭借测谎手段可轻易甄别说谎者，届时将依法追究其责任。

听闻此消息，出借铁锹之人按捺不住。

此人正是姜仲庆。

案发当晚，姜仲庆的外甥何宏志前来借铁锹，称朋友弄了几棵树，缺工具将其挖出。然而，何宏志借走铁锹后并未归还。次日，村北麦地里惊现杀人现场。姜仲庆深知外甥品行不佳，听闻消息便心中有数。但因担心提及借铁锹之事会给自己招来麻烦，所以警方排查至他家时，他果断予以否认。

听闻村支书表示，家中无铁锹者皆需接受测谎，姜仲庆坐立难安。当晚，他便匆匆赶至百货门市部购置一把铁锹，打算连夜将其磨损，伪装成旧物，试图蒙混过关。

然而，这所有情况，均被曾工留意到。

姜仲庆被带至专案组后，不敢再有任何欺瞒行径，如实供述了全部情况。

何宏志到案后，持续抗拒达三小时之久。直至杨玉章提及一个电话号码，他瞬间呆愣。

杨玉章所提及的这个电话号码，恰是张伟遇害前鲁艳梅拨打过，且在此之前已多次联系使用的号码。

何宏志内心极度崩溃且满是不可思议，不禁发问：“你们到底是如何查到何老五的？”

杨玉章指出：“别以为负隅顽抗，我们就缺乏定你罪的证据！哪怕你把借铁锹埋尸之事隐匿得密不透风，我们照样有办法揪出真相。固执到底毫无意义，劝你慎重权衡。”

至此情形，何宏志明白继续抵抗毫无价值，便交代出其所在犯罪团伙的头目何老五。

彼时，何老五因在案发当晚与葛平共同参与嫖娼行为，已被依法治安拘留。

获取何宏志的口供后，杨玉章即刻部署刑事技术人员前往拘留所，采集何老五的DNA。经比对，何老五的DNA与从现场三枚“中华”牌烟头上提取的DNA信息，相似度达99.9% 。

何老五被带至“4.04”专案组审讯室，杨玉章未作多余言语，径直将鲁艳梅与他的通话记录、何宏志的供词以及DNA比对结论，置于他眼前。

彼时，坐在杨玉章身旁的曾工唯有一个深切感受：杨局的推理堪称精妙绝伦，此案的办理更是无懈可击，着实令人心服口服。

曾工的想法，同样也是何老五的想法。

何老五心悦诚服，接过一支烟，吸了两口后，极为痛苦地供述了全部犯罪经过。

该犯罪团伙成员包括郑州市凤凰镇人何老五，其亲侄子何宏志，以及他的徒弟熊飞和熊翔。

何老五曾因抢劫罪入狱服刑五年。刑满释放后，他与狱友葛平往来密切。彼时葛平的境况优于他，便向他表示，当今社会奉行弱肉强食法则，循规蹈矩难以获取财富、情感与前途。若想在江湖中立足，首要条件是拥有人脉与枪支。

何老五早年修习武术，具备一定功底。为求财富、美人与光明前途，他先是开办武术训练班，纠集了几个亡命之徒，随后又从朋友处获取三把霰弹枪。

一旦男人持有枪支，其胆量便会随之增大。

正当何老五筹划着“大动作”之时，有人向他透露，旧情人鲁艳梅身处临泉。听闻此讯，他随即前往，意图与鲁艳梅再续前缘。

在诸多情形下，不正当男女关系往往是滋生罪恶的土壤。

男性的盗窃行径或会致使女性的娼妓行为变得更为恶劣。

女性的不正当行为会促使男性的不良行径变本加厉。

二人重归于好后，渐渐生出恶念。想着趁张伟运送值钱货物之时，除掉这个家伙，弄个三五十万，再回凤凰镇逍遥度日。

4月3日上午，鲁艳梅致电何老五称，张伟将从洛阳运输钢材至临泉，这是个机会。

何老五指示，想个说辞，将他往凤凰镇107国道方向引导。

4月3日晚，鲁艳梅瞅准时机致电张伟，告知凤凰镇有老友送了些物品，让张伟下高速时顺便带上。彼时张伟浑然不知身旁之人暗藏祸心，就这样踏入了何老五设下的圈套。

何老五犯罪团伙佯装警察，劫持了张伟等三人，将车辆停靠在凤凰镇一家“路边店”旁。接着，他们以涉嫌走私之名，把张伟等三人强行押入金杯牌面包车。随后，何宏志在前领路，何老五驾车，驶向姜王村的犯罪地点。

在那片麦地，何老五犯罪团伙持枪胁迫他们褪去衣物，继而责令其趴于地面，以霰弹枪抵住三人头部，最终开枪。

张伟等三人遭枪杀后，何老五与熊飞、熊翔坐在车内抽烟。与此同时，何宏志前往姜王村舅舅家借了铁锹，打算挖坑掩埋这三人的尸体。

出乎何老五意料，何宏志借来铁锹时，竟发觉少了一具尸体。何老五瞬间意识到三人中有一人未被打死而逃脱，顿时惊慌失措，无暇顾及挖深坑埋尸，遂让何宏志匆忙挖了个浅坑，将王和平、李大娃两具尸体仓促掩埋，之后便急忙驾车逃离现场。

按最初规划，他们打算在埋尸后返回凤凰镇，开走那辆东风车，并将车及车上的螺纹钢变卖。然而，因出现张伟未被打死这一致命疏忽，他们心生畏惧，不敢再去，致使那辆东风车一直停放在原地。

何老五此前以为张伟未死，当听闻在京珠高速公路莆田收费站出口处发现一具尸体时，瞬间便猜测那是张伟。他懊悔不已，自责谨慎过度，后悔当晚未对那辆东风车及整车螺纹钢下手。

这三处现场，起初源于一场意外。

何老五曾极度自负，他向手下一众亡命之徒宣称，此次行动虽未成功，却无意间给警方设下迷障，且看警方如何破案，又怎样将他抓捕！

何老五在肆意叫嚣之际，并不知晓，最终将他依法处置的杨玉章秉持着这样一个理念：所有痕迹皆存在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