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2年冬，中央苏区，刘伯承接到一项重要任命：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此时的红军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张阶段，前线战事吃紧，军事指挥体系也面临考验。这个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的将领，没想到上任不久，便因为作战方针问题失去了职务。
刘伯承早年并不是按照传统军旅道路成长起来的。南昌起义时，他担任起义军参谋长，负责部队行动和作战部署。起义部队南下受挫后，刘伯承按照组织安排前往苏联，接受系统的军事教育。
1928年，刘伯承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那是苏联培养高级军事干部的重要学校，课程涉及战略、战役、参谋业务以及军队建设。对于长期依靠实战摸索的中国革命军队来说，这种正规教育十分难得。
1930年回国后，刘伯承先后参与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军事工作。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与扎实的理论基础，他很快成为红军中少数能够从战略、战役和战术多个层面分析问题的将领。任命他担任总参谋长，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有意思的是，刘伯承并不是只会照搬书本上的军事理论。恰恰相反，他非常重视把军事原则同中国的地形、民情和部队实际结合起来。红军装备不足，兵员训练水平不一，又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环境，适合自己的打法不能简单照抄外国经验。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苏区的军事指导逐渐受到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较大影响。在李德等人的主张下，红军一度采取阵地防御、集中兵力硬拼等办法，试图以正规战方式阻挡国民党军的推进。
刘伯承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红军当时缺乏重武器和充足补给，不能在敌人擅长的阵地战中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依靠机动、伏击、袭扰，调动敌人并各个击破，才更符合红军的条件。
在军事会议和有关讨论中，刘伯承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据相关回忆，他曾强调，照这样的打法继续下去，部队很可能遭受严重损失。这样的判断，在当时并不讨喜，因为它不仅涉及战术选择，也触及军事指挥权和路线问题。
“敌人兵力强，装备也好，硬守阵地并不合算。”
“红军的长处在于机动，不能把自己的短处当成长处去拼。”
这些话并非简单的个人争执，而是两种作战思路的碰撞。一种倾向于按照正规战争的模式同敌人决战，另一种则强调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发挥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
刘伯承的反对，使他同当时的军事指挥体系产生了明显分歧。1932年，他被免去红军总参谋长职务，调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叶剑英随后接任红军总参谋长。
需要说明的是，把这次职务变动简单说成“李德一怒之下撤掉刘伯承”，并不准确。军事顾问的意见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真正作出任免决定的是当时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刘伯承被调离核心参谋岗位，反映的是当时党内对军事方针和指挥方式的整体判断。
职务变了，刘伯承的判断却没有因此被轻视。在红五军团任职期间，军团长董振堂仍然尊重他的意见。刘伯承没有因为受到调整就消极应付，而是继续研究敌我态势，参与部队训练和作战部署。
第五次反“围剿”的结果，逐渐证明了问题所在。红军在阵地防御和正面硬拼中付出较大代价，中央苏区形势恶化。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原有的作战方式也不得不重新检讨。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议批评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领导。刘伯承的军事才干重新受到重视，随后恢复红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参与长征中的行军、作战和指挥协调。
长征途中，部队每一次渡河、转移和突破，都离不开参谋部门对道路、敌情、兵力和时间的综合判断。刘伯承熟悉正规参谋业务，又了解红军的实际情况，能够把地图上的部署转化为部队可以执行的行动方案。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关键行动中，红军指挥层对机动和时机的把握，改变了被动局面。
不过，刘伯承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时间并没有一直延续。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出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与邓小平长期合作，转入华北敌后战场。此后，他的身份由中央红军的高级参谋，变成了独当一面的方面军指挥员。
刘伯承后来被撤去红军总参谋长职务，根本原因不是能力不足，更不是战场失误，而是他反对脱离中国实际的作战方针。军事职位可以调整，战场结果却会留下清楚的答案。对刘伯承而言，那次职务变动虽然短暂地远离了红军指挥中枢，却没有改变他在军事判断上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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