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哈尔滨太阳岛，林彪第一次见到谭云鹤时，没有长篇寒暄，只让工作人员拿来几张白纸，随后开始口述一段文字。谭云鹤低头记录，林彪说完接过稿纸看了一遍，只评价了四个字：“记得不错。”
这场看似普通的测试，实际上已经回答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个人能不能跟上首长的工作节奏。林彪随后又问了几个问题，谭云鹤一一作答。谈话结束时，林彪说：“不错，你明天就来工作吧。”
然而，谭云鹤并没有立即答应。他说明手头工作尚未交接，能否过三四天再来。林彪没有催促，只重新交代了地址。一个秘书职位，就这样从一次临时测试开始，逐渐落到了谭云鹤身上。
有意思的是，谭云鹤原本并不愿意来。
此前，张闻天曾找他谈调动。张闻天说明，林彪需要一名秘书，组织上准备让他前去。谭云鹤考虑后坦率表示，自己有三点“不合适”：长期做地方工作，对军队情况不熟；从未担任过秘书，不知能否胜任；个人脾气不算好，担心与首长发生争执。
张闻天听完，并没有批评他，反而解释了林彪提出的条件。第一，要有县委书记经历，能够熟悉地方工作；第二，尚未结婚，工作调动起来方便；第三，文字能力较强，写东西要快。
说到这里，张闻天给出了判断：“这三点，你都符合。”
这番话并不是简单的安慰。谭云鹤确实当过县委书记，也有较好的文字基础，更重要的是，他在地方工作中表现出的办事能力，已经被组织注意到。张闻天觉得难找，恰恰说明林彪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记录员，而是能够理解地方情况、快速整理材料的人。
谭云鹤仍然犹豫。张闻天只好劝他先去一段时间，等东北局找到合适人选，再把他调回来。组织安排摆在面前，他最终表示服从。
谭云鹤的成长，并非从担任秘书才开始。1939年夏，他从初中毕业后进入国华中学高中部。学校里的文艺研究会和墙报活动，使他接触到几位中共党员教师。那时的革命思想，并不是通过空洞说教进入学生心里的，而是在读书、写墙报以及与反动势力的冲突中逐步形成的。
一次晚饭后，他和同学金湘圃在校外散步，谈到抗日形势和国共两党的差异。金湘圃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共产党，谭云鹤回答愿意，只是不知道怎样寻找组织。没过多久，金湘圃告诉他自己已经入党，并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这段经历带有青年人的直接，却也有地下斗争的谨慎。金湘圃此前没有亮明身份，是为了避免暴露自己。国华中学面临查封时，校内党员和有关人员迅速转移，谭云鹤留下销毁资料，完成任务后才离开。
他后来前往延安。抵达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后，按照组织安排等待同行人员，随后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原本他喜欢文学，想去鲁迅艺术学校，但当时党政干部和群众工作更为急需，他服从分配，进入陕北公学。
延安的学习不只在课堂里。1940年前后，陕北公学已经开荒种植谷子、土豆和萝卜，谭云鹤也参加劳动。锄土豆时，土豆苗和甘草不易区分，有人误把土豆苗锄掉，留下了甘草。这样的劳动细节，后来成为他回忆延安生活时印象很深的一部分。
抗日战争结束后，干部调配方向发生变化。谭云鹤原本希望到新解放区工作，后来被安排前往东北。到东北后，他先做地方工作，积累了县委书记等经历，也因此具备了林彪所要求的那种“地方经验”。
赴任之后，谭云鹤没有急着表现，而是利用工作尚不繁重的阶段，集中阅读东北我军与中央之间的电报、部队往来文件，以及林彪在东北的讲话和报告。他从日本投降后我军进入东北的情况读起，逐步了解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作战背景。
两个月后，林彪问他工作感受。谭云鹤说，过去的文件基本看完了，情况开始熟悉，只是每天事情不多，闲下来反而觉得不自在。林彪于是把两项工作交给他：每周向中央军委提交的军情简报，由他负责起草；别人请林彪题字时，也由他先拟出内容方案。
这意味着，谭云鹤不再只是记录口述，而是开始参与信息整理和文字判断。秘书工作的分量，也由此显现出来。它要求快，更要求准确；要懂文字，更要懂军事和地方情况。
十个月后，张闻天果然来信，询问是否将谭云鹤调回东北局。林彪把信交给他，问他的意见。谭云鹤心里明白，自己当初不愿意来，如今却舍不得离开，直接表态似乎不妥，便只说服从组织决定。
林彪认可他这段时间的工作，同意按组织意见办理。谭云鹤交接完工作后，离开林彪住处，回到东北局。那场最初被他认为“不合适”的调动，至此完成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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