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事儿说起来有点荒诞，但真不是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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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财经大学38岁的刘海明教授走了。学校发了讣告，罗列了教授、博导、研究院院长、万人计划、泰山学者——一长串帽子摞在一起。网友看了，印象是这讣告“全篇充斥着绩优主义，帽子为上，贡献不提”。
有人替学校辩解，说后面其实写了论文写了项目写了贡献。但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讣告的第一印象，已经变成了数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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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岁的同济博士董一庆走了。讣告写他发表30多篇论文、20多项专利、参与过几个国家级项目、拿过不少奖学金。没人知道他有沒有父母或爱人，没人知道他爱笑还是沉默，平时喜欢吃什么菜。那份讣告读起来不像在怀念逝者，倒像是单位人事档案里的记录。
47岁的浙大教授刘永锋走了。国家杰青、博导、所长、主任。他在西安参会现场突发脑溢血。 42岁的上海高校教师王猛走了。讣告里提到他独创的“相声课堂”深受学生喜爱。这算是少数带点人味的描述。
你看，活着的时候拼帽子，死了以后，讣告还在拼帽子。 有网友说得刻薄但精准：“整个高校体系已经从上到下被绩优主义绑架，连对逝者的基本尊重都被帽子排先后的逻辑取代了”。不是一个人这么觉得。中科院、清华这几年发的讣告也差不多，都是罗列论文、项目和头衔。 为什么？ 因为安全。
单位发讣告要避开风险，说错一句品德评价可能引来麻烦。写“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就安全得多。帽子是铁打的，白纸黑字，谁也挑不出毛病。 感情没法用数字衡量，所以干脆就不写进去。这不是学校不讲人情，而是整个体系只认那些包装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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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决定了表达方式。高校实行非升即走，三十岁前没有成果基本会被淘汰。科研经费集中给大团队，年轻人很难自己单干。帽子不仅是荣誉，更异化为学术晋升、资源分配的首要标准。帽子越多，资源越多；资源越多，帽子越多。 活着的时候被这套逻辑推着走，死了以后，讣告还是这套逻辑的延续。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帽子”治理写入其中。不过治理归治理，讣告怎么写，似乎还没人管。 有年轻学生在网上留言，说他们怕的不是加班，是担心将来离开人世，没人记得他们爱过哪本书、养过什么猫。以前墓碑上会刻些诗句、写点品行，现在档案柜里只记录你发表了几篇论文、拿了多少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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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有个副教授毛世桢，生前给自己写了讣告。300多字，举重若轻。他说自己是个“碳基生命体”，说“别了，永远地别了”。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跟世界告别。 没有帽子，没有头衔，没有KPI。
只有一个人。
浪漫的人。
可大多数人的讣告，不是自己写的。 那些起草讣告的人，面对一份档案、一堆表格、一长串荣誉称号。他们按流程办事，层层审核。他们不是冷血，他们只是按照规则在做事。规则就是：你是谁不重要，你戴过什么帽子才重要。 所以，是不是可以总结为：“没有帽子都不好意思猝死”。
38岁的刘海明教授，31岁的董一庆博士，47岁的刘永锋教授，42岁的王猛老师。他们走的时候，有人记得他们上课的样子吗？有人记得他们和学生说过什么话吗？有人记得他们除了论文和项目之外，是什么样的人吗？ 也许有。不过讣告里看不出来。
讣告是给活着的人看的。 它告诉活着的人：这个系统怎么评价你，怎么记住你，怎么把你的一生压缩成几行字。你活着的时候被帽子定义，死了以后还被帽子定义。 你做过什么研究、教过什么学生、说过什么话、笑过几次——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拿过什么“计划”、什么“学者”、什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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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说得好：人都走了，要这些虚头巴脑的干啥。不如一个安安稳稳活到退休的讲师对家庭的贡献大。 这话扎心，但真。 帽子再多，人没了就是没了。
讣告不该是学术简历的再版，不该是人才头衔的陈列柜。
它应该告诉这个世界：曾经有一个人，在这里活过、教过、爱过、被爱过。 可在当下的高校体系里，这个人是谁不重要，他戴过几顶帽子才重要。 没有帽子，连死都死得不体面。
这事儿，什么时候能改一改？ 不知道。 只知道下一个猝死的青椒，讣告大概还是这个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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