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网易财经、网易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2026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于8月在深圳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智变·崛起”，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提供学术支持。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蔡昉发表演讲，主题为"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思考"。他表示，当前扩大消费需求，关键不仅在于短期的逆周期调节，还要从单一政策转向全面打通各项政策工具箱——将财政、货币、产业、收入分配和社会政策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开启消费这个需求侧的新动能。
两种促消费的政策逻辑
蔡昉首先区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逻辑。
一种是逆周期调节。即当一种需求因素不足以支撑增长时，用另一种需求来填补缺口。历史上，这个角色由出口和投资交替承担——出口受冲击时，用刺激国内投资来对冲，两者此消彼长。但消费需求相对稳定，不能指望它在短期内大幅提升来填补缺口。“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旧换新、地方消费补贴，这些手段也是有效的，但是仍然主要是周期性的政策。”蔡昉表示。
另一种逻辑，则是提高居民消费率。蔡昉用两组关键指标的对比来揭示两者的本质区别：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波动剧烈，与经济周期高度同步，容易受短期政策影响；但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即居民消费率，却长期保持稳定。这个指标与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度正相关。
换句话说，收入分配政策、居民收入增长、收入分配状况，决定了长期消费率。“提高居民消费率不是短期政策和刺激政策可以解决的，必须是更综合的政策。”蔡昉表示。
两个“赶超”：人均GDP要追，消费率也要追
蔡昉进一步分析道，把视野拉长到2035年，按照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中国人均GDP需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达到约22000美元，跨入中等发达国家门槛。这意味着未来十年需要赶超约20个国家。“与此同时，我们的居民消费率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赶超这些国家。”蔡昉指出，“这些国家的居民消费率平均水平比我们高很多。当前中国居民消费率约40%，要赶超十几个到二十个百分点。”
他补充了一组来自世界银行收入分组数据的规律：从低收入到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居民消费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低收入国家几乎将所有产出用于生存，储蓄和投资空间有限。但当一国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跨越时，消费升级的内在需求会推高消费率。“这正好是我们当前的情况。”蔡昉表示，中国预计今年或明年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消费率回升既是客观规律，也是赶超需要。
用“升级版”积极就业政策应对AI带来的强化版结构性就业矛盾
老龄化是全球共性趋势，但蔡昉点出了中国的特殊性——"未富先老"。在同等人均收入水平上，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比别国相对更高；在同等发展水平上，中国的消费率比别国相对更低。两重压力叠加，常规政策手段不足以破局。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正在进一步侵蚀消费基础。蔡昉根据调查画出了一条倒U形就业率曲线：青年劳动者和大龄劳动者处于平均就业率之下，前者由于经验积累不足，后者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而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让青年入门级技能加速贬值，大龄劳动者面临的数智鸿沟越来越宽。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是“强化版”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必须用“升级版”的积极就业政策来应对。
此外，蔡昉表示，过去十几年，居民收入增长跑赢了GDP，城乡收入差距也在缩小。但从绝对水平看，2025年城镇居民消费总额约45万亿元，农村居民约11万亿元，城镇居民消费总额是农村的4倍，而人均消费差距仅为2倍。蔡昉分析，这意味着两个任务必须同步推进：继续缩小城乡差距，同时解决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的问题。
妥善解决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能释放万亿级消费潜力
在诸多抑制消费的因素中，蔡昉特别强调了户籍制度。
蔡昉表示，农民工已在城市工作，但没有城市户口，难以均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都受到明显抑制。他引用研究数据指出，给农民工落户，给予均等的公共服务，其消费水平可以提高30%。这一项改革可以带来的国内居民消费增量可达上万亿元，可以拉动消费率提高至少一个百分点。
他进一步揭示了“现收现付悖论”的消费抑制机制。当前劳动年龄人口虽有收入，但面临三重压力：缴纳养老保险、供养家中老人以保持其生活水平、以及预期未来抚养比可能进一步提高而进行的强制性储蓄。“有收入，但不敢花。”要破解这个悖论，蔡昉认为钥匙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普惠化，特别是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四条改革路径
在政策建议部分，蔡昉给出了一个总原则：短期逆周期调节保证需求足以支撑潜在增长能力，但长期必须依靠制度建设。他提出了四条具体路径：
第一，用人工智能“增强”劳动力，而非替代劳动力。当前劳动力已从过剩转为稀缺，核心矛盾不是总量不足，而是人与岗位的错配——“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人工智能强化了这一矛盾，教育体系必须从“一纸定终身”转向终身学习，培养与人工智能互补而非竞争的独特人类能力。
第二，加大再分配力度。蔡昉表示，中国基尼系数与OECD国家再分配前平均水平相当，而这些国家通过再分配后基尼系数普遍降至0.4以下甚至0.3以下。蔡昉分析称，再分配的手段不仅是税收，更重要的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公共品的供给。
第三，发展照护经济。养老、育幼等照护服务从家庭劳动转为市场化劳动，既能释放就业岗位、创造GDP，又能破解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困境。
第四，也是他整场演讲的落脚点——从偏重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更好结合。“未来一段时间内，投资于人应该有更快的增长。”这既是提升消费率的治本之策，也是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