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温州乐清虹桥镇一场婚宴上，最后一道“压轴大菜”端上来时，满座宾客纷纷起身拍照。白瓷长盘中，一条三斤多的大黄鱼通体金鳞，浇着琥珀色的葱油汁。新郎父亲满脸红光地举杯：“野生的，三斤二两，一万二！”一万二，抵得上这桌酒席的全部开销。
邻桌一位八十多岁的阿婆却不屑地撇嘴：“你们现在当宝贝，我小时候，一担黄鱼挑到镇上，换不回一篓番薯丝干。船靠岸，一担一担往岸上挑，挑不动就倒在沙滩上喂猪。人要是天天吃这个，要被人笑话家里穷得揭不开锅。”
谁能想到，不过60年光景，昔日贱如泥土的黄鱼，今日竟贵比黄金？
1956年秋，平阳县石砰乡海面上第一次响起敲板声。几条福建渔船把小舢板摆成半月形，汉子们抡起木槌死命敲打船头的黄檀木板。“乒乒乓乓”声传出好几里，海面像开了锅，密密麻麻的黄鱼群从深水浮上来，晕头转向地打转。
石砰人看呆了——他们祖辈用钓钩一条条钓，换点番薯丝干度日，哪见过这种阵仗？这法子像野火传遍温州沿海，到1957年参与“敲䑩”的渔船超4000艘。每晚海面上灯笼火把连成长龙，敲板声此起彼伏。
老渔业队长回忆：“一网几千斤上万斤，船舱装不下往甲板上堆，甲板堆不下往沙滩倒。品相好的七八分钱一斤，换两斤番薯丝干还得看人家脸色；品相差的、压扁的，全扔猪圈。谁家拿黄鱼当正餐，街坊要说不会过日子。”
“敲䑩”不分大小，不分产卵期生长期，见鱼就杀。更致命的是，渔民发现敲板子的最佳时机正是大黄鱼集群产卵的五六月份——敲一次板，毁的是整整一代鱼。
1963年冬天，上千对机帆船直扑黄鱼越冬场，未及产卵的亲鱼群几乎被一锅端。老渔民说：“把人家刚要生孩子的男女老少一锅全端了，它能不绝吗？”
数据触目惊心：1960年代东海大黄鱼还有24到29个年龄组，到1980年代初仅剩10个。1974年全国产量接近20万吨巅峰，此后断崖下跌，80年代后期不足2万吨。
舟山渔场、猫头洋、大目洋——那些响当当的黄鱼产地，全安静了。海面上再也听不到“咕咕咕”的黄鱼叫声，黄鱼群彻底消失了。
如今黄鱼又回来了。温州洞头、南麂岛人工育苗，把养大的黄鱼放深海围网“野化训练”，两三年后捕获，一条照样卖到上万。婚宴上那条万元黄鱼，吃的早已不是肉，是“稀缺”撑起的面子。
某海岛大黄鱼协会会长，四十出头的“渔三代”，站在养殖渔排上对我说：“我爷爷那辈，黄鱼多到喂猪，比番薯丝干还不值钱，但不心疼，因为太多了。我爸那辈，开着机帆船到处追，觉得海里的东西捞不完。到了我这辈才明白——大海经不起‘聪明’。我爷爷的‘聪明’是敲板子，我爸的是机帆船，我的‘聪明’，是把自由游的鱼关网箱里养两年，贴上‘野生’卖一万块。”
回程路上，我反复想着阿婆那句“换不回一篓番薯丝干”。60年前，猪圈里啃鲜鱼，灶台上熬番薯丝干充饥，是物资匮乏年代的错位。60年后，花一万二买一条曾经不值钱的鱼，没人在意鲜不鲜，只在意贵不贵。
从猪食槽到婚宴席，从贱过番薯丝干到贵过黄金，一条鱼的命运，照见的是贪婪和偿还。
会长送我时说：“跟野生的比不了，但好歹，它还在。”
什么时候这条鱼能回到人人都吃得起的价钱，那才是真回来了。只是到那时，我们的宴席上，还缺这一道撑场面的“面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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