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已经不怕死了，北京小区一保安，65岁，查出来肝癌晚期

我叫刘德顺，今年六十五岁，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叫望京花园的小区当保安。干了整十二年。小区不大，六栋楼，七百多户人家。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东门岗亭里，看进进出出的车和人。日子久了，谁家住几号楼、开什么车、几口人，我差不多都能记住。有人觉得当保安没出息，我不这么想。人老了，能有一份管吃管住的活干，一个月挣两千八，还能攒下一千五六，已经很知足了。

我得病这事，说起来像是个笑话。去年夏天，我开始觉得右边肚子隐隐作痛，像是有什么东西顶着。我没当回事，以为是胃病，自己去药房买了点胃药吃。吃了半个月，不见好，人倒是一天比一天瘦。岗亭里的椅子是物业发的，铁的，坐久了屁股疼。后来我坐着坐着，觉得右边肋骨下面那块地方发胀，用手一摸，硬邦邦的。心里咯噔一下，但又安慰自己：“人上了岁数，哪能没点毛病。”

真正让我去医院的是有一天值夜班，半夜里巡逻，走到三号楼拐角处，突然眼前一黑，差点栽倒。我扶着墙站了一会儿，身上冷汗把衬衫湿透了。第二天早上，我照了照镜子，看见自己脸色黄得吓人，眼珠子也有点发黄。队里跟我一起值班的老王说：“老刘，你这脸色不对，赶紧去医院瞧瞧吧，别硬撑。”我嘴上说没事，心里也犯了嘀咕。跟物业请了半天假，去了一趟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是个小姑娘，给我量了血压，又按了按肚子，说：“大爷，您得去大医院做个B超，我看这情况不简单。”她给我开了转诊单，让我去朝阳医院。

我没跟任何人说。老王问我检查得怎么样，我说就是有点胆囊炎，吃点药就好。他信了，还叮嘱我少吃油腻。晚上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那小姑娘医生的眼神。我刘德顺活了六十多年，什么风浪没见过？可那眼神让我害怕。不是怕死，是怕真查出来个什么，自己兜不住，也连累别人。

过了三天，我请了一整天的假，坐公交车去了朝阳医院。排队、挂号、候诊，从早上八点一直折腾到下午。B超室的大夫把探头在我肚子上滑来滑去，滑得很慢，在右边停了好半天。我心里像揣了块冰，越来越凉。做完之后，大夫只说了句：“去让门诊大夫看看吧。”我拿着报告单，上面写着一串我看不懂的话，但我认得几个字：“肝内占位性病变，考虑恶性可能。”恶性，癌。我站在医院走廊里，人有点发懵。旁边人来人往，有哭的，有笑的，有打电话报平安的。我忽然觉得自己像站在戏台底下，看别人唱戏，自己成了个不相干的人。

后来医生又让做了增强CT和抽血。等结果的那几天，我照常上班。坐在岗亭里，对进出的业主点头微笑，帮人开门，给访客登记。老王说我最近话少了，是不是跟老婆子吵架了。我笑了笑，说：“哪来的老婆子，我光棍一条。”老王也笑：“也是，你要有老婆，也不至于在小区里过年都不回。”我扭头看窗外，一个小孩骑着滑板车从岗亭前经过，后面跟着个年轻妈妈，手里提着菜。阳光很亮，落在柏油路上，白花花一片。

结果出来了，医生让我去诊室。我走进去，看见医生桌上放着我的片子和报告。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着眼镜，语气很平：“刘先生，诊断结果明确：肝癌，晚期。肝内转移，没有手术机会了。您要是有家属，让他们来一趟。”我坐在凳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搓了搓。那膝盖上有一块疤，是当兵时留下的。我听见自己问：“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他沉默了一下，说：“不治疗的话，三个月到半年。积极治疗，可能延长一些，但要遭罪。您这个年纪，建议……保守治疗。”我点点头，说：“我知道了。”然后站起来，说了声谢谢，转身出去了。

从医院出来，我沿着马路边走。北京三月的风还很硬，吹在脸上像小刀子。我走得很慢，身体里像揣着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奇怪的是，我没有想象中那么害怕。甚至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轻松。就像小时候在农村挑水，肩上压着扁担，走了很远很远，忽然有人告诉你，不用挑了，放下吧。那一刻，浑身的力气都散了，却也觉得整个人轻了。

我这一辈子，说起来没什么大本事。老家在河南周口农村，弟兄四个，我排行老二。小时候穷，吃不上白面馍。十六岁那年，部队来公社招兵，我报了名。在部队待了六年，学过开车，也喂过猪。复员后回老家种了几年地，后来赶上外出打工潮，我跟着村里人来了北京。那时候北京还没这么多高楼，三环外都是菜地。我在建筑队搬过砖，在工厂看过大门，在饭店里刷过碗。后来岁数大了，干不动重活，就干起了保安。这一干，就是十二年。

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牌。每个月发了工资，留够生活费，剩下的都寄给侄子。我哥前些年得胃癌死了，嫂子改嫁，留下个侄子跟着我爹娘过。后来爹娘也走了，侄子成了我唯一的牵挂。他现在在郑州读大学，学的是计算机，花钱不少。我一年到头不买新衣服，吃饭就在小区旁边的馒头店买几个馒头，配点咸菜，偶尔去食堂打份素菜。钱都攒着，给他交学费、当生活费。我没成过家，也没孩子，一直把侄子当亲生儿子看。他知道我对他好，每次打电话都喊我“二叔”，说等毕业了接我去郑州享福。我嘴上应着，心里清楚，能不能等到那天，不好说了。

确诊后的第一个晚上，我躺在宿舍的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宿舍在地下室，一间屋住四个人。老王他们打着呼噜，磨着牙，我一点不觉得吵。这些声音我听了十二年，已经习惯了。我伸出手，放在自己右边肚子上，轻轻按了按。不疼，就是觉得胀。窗外的月光从半扇通气窗里漏进来，照在地上，像一层薄霜。我想起爹娘、想起大哥、想起那些在工地上一起抬钢筋的工友，有些人已经不在了。死这件事，我见过不少。有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的，有在河里淹死的，有躺在老家炕上慢慢断气的。人这一辈子，谁还没有个死呢？只是或早或晚。

让我真正难受的，是怎么跟侄子说。他父母都不在身边，从小跟着我爹娘长大。我爹娘走后，他便把我当成了最亲的人。他读高中的时候，每次我回家，他都骑自行车到镇上去接我。远远看见我，就喊：“二叔！”那声音亮堂堂的，像小牛犊子。我要是走了，他在这世上就真没几个亲人了。我本想着，等他大学毕了业，找到工作，娶了媳妇，我还能帮衬两年。可这病不等人。

那段时间，我照常上班，照常值夜班。病在身体里一天天长着，我却表现得比谁都正常。只是饭量越来越小，人也越来越瘦。物业经理孙志刚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心细，有一天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刘师傅，您最近脸色不好，是不是病了？要不给您调个白班，少熬点夜。”我摆摆手：“谢谢孙经理，我没事，就是有点胃胀，吃两天药就好。”他半信半疑，还是给我调了班，让我从夜班转成了白班。我知道他照顾我，心里感激，但病是装不了的。

老王也看出来了。他比我小三岁，河北保定人，跟我在一个宿舍住了七八年。有天晚上，他买了两瓶啤酒和一包花生米，拉我到地下室门口坐下。我们俩就着路灯喝酒。老王说：“老刘，你老实说，是不是出事了？你可别瞒我。”我喝了一口酒，酒精进到胃里，火烧火燎的，右边肚子又疼了起来。我咬着牙，笑了笑：“能有啥事？就是岁数大了，身体不如从前。”老王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不想说就算了。但你记着，真有事别硬扛。咱们这把年纪，儿女靠不住，兄弟还靠不住吗？”他这话说得我心里一热。我点了点头，没再言语。

真正让我改变主意的，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在东门岗亭值班，一辆救护车开进来，停在三号楼楼下。很快，几个医护推着担架出来，上面躺着一个老太太。后面跟着她的老伴，跑得气喘吁吁。我认出那是三号楼的老张头，他老伴姓赵，得了好多年的糖尿病，这次估计是并发症。老张头从岗亭前经过时，脚步踉跄了一下，我赶紧扶住他。他抬头看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说：“老刘啊，我老伴她……”我说不出别的，只拍了拍他的后背：“快去吧，救人要紧。”那天晚上，赵老太太没抢救过来。第二天，老张头一个人坐在楼下的长椅上，缩着身子，像一截枯木头。我巡逻经过，他叫住我，说：“老刘，你知道吗，她昨天早上还跟我说，等天暖和了，去玉渊潭看樱花。”说完，他老泪纵横。我站在那儿，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能陪着坐了一会儿。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里，翻来覆去。我想，我要是就这么死了，连个给侄子交代的人都没有。我得把身后事安排清楚。第二天，我请了假，回了一趟郑州。侄子叫刘畅，在郑州大学读大四。我事先没跟他说，到了学校门口才给他打电话。他匆匆跑出来，穿着件蓝色的卫衣，头发乱糟糟的。看见我，他愣了一下，说：“二叔，您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我笑着说：“出差路过，顺便看看你。”他带我进了学校，在食堂吃了顿饭。他给我打了两个菜，一个糖醋里脊，一个青菜，自己只吃了一碗面。我看着他，发现他瘦了，也高了，眉眼里有他爹的影子。我心里一酸，赶紧低头扒饭。

吃完饭，我们在校园里散步。他跟我说毕业论文的事，说实习的事，说以后想留在郑州还是去北京。我听着，不住地点头。走到湖边，他停下来，突然问我：“二叔，您是不是有事瞒着我？我看您脸色特别黄，是不是病了？”我心头一紧，脸上的笑容却还挂着：“没什么，就是最近值夜班熬夜，有点累。你好好学习，别瞎想。”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二叔身体好着呢，还等着喝你的喜酒。”他笑了，露出两颗虎牙：“那您可得把身体养得棒棒的。”

从郑州回来，我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把银行卡交给了老王，让他帮我保管。密码是我的生日，加上侄子的生日。我告诉他，如果哪天我出了事，就把卡交给刘畅。老王接过卡，没说话，眼圈红了。第二件，我去找物业经理孙志刚，申请转回夜班。他说：“刘师傅，您这身体……”我拦住他：“孙经理，我干夜班习惯了。白天太吵，睡不着。夜班清净，还能多巡逻几趟。”他拗不过我，同意了。第三件，我给自己买了一套新的保安服，黑色的，带反光条。我把旧的那套叠好，放在衣柜最底下。

做完这些，我心里踏实了。继续上班，继续值夜班。夜里的望京花园很安静，路灯亮着，树叶沙沙响。我巡逻的时候，脚步放得很轻，怕吵醒那些熟睡的人。走到五号楼下面，我有时会抬头看那一扇扇亮着灯的窗户。有的窗帘拉着，能看见人影走动；有的黑着灯，主人还没回来。我想，这七百多户人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日子。有人欢喜，有人发愁，有人生病，有人痊愈。而我刘德顺，不过是这小区里一个不起眼的老保安。可就在这一个个夜晚，我用脚步丈量过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注视过每一盏灯火。这份工作给不了我多少钱，却给了我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病也在一天天加重。有时候巡逻到一半，右腹疼得直不起腰，我就靠着墙歇一会儿，等人走了再站起来。有时候坐在岗亭里，忽然恶心，想吐，又吐不出来。我抽屉里备着一盒止痛片，忍不住了就吃两片。老王发现过几次，问我怎么了，我说：“胃病，老毛病。”他不信，非要拉着我去医院。我推开他：“你干你的活，别管我。”他说：“老刘，你是不是非得把命搭在这岗亭上才甘心？”我笑：“人这一辈子，在哪儿待着不是待着。我要是能死在岗亭里，那也是我的福气。”

这话后来让老王琢磨了很久。有一天夜里，他值完班回来，我正坐在宿舍里发呆。他坐在我对面，说：“老刘，你是不是得癌症了？”我抬起头，看了他半天，轻轻点了下头。他腾地站起来，把帽子摔在床上，压着嗓子吼：“你他娘的，得了病还瞒着！你当你是铁打的？”我拉了拉他的袖子：“小点声，别吵醒别人。”他坐下来，用手捂着脸，肩膀一抖一抖的。我认识他这么多年，第一次见他哭。这个河北汉子，平时最要面子，喝多了都吹牛说自己在老家盖了三层楼，其实那楼到现在也没装修完。他抹了一把脸，说：“那也得治啊！你攒的钱呢？找刘畅，让他想办法。”我叹了口气：“治啥？晚期了。花那个冤枉钱，不如留着给畅子娶媳妇。”老王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最后只憋出一句：“你这个人啊……”

消息到底还是没瞒住。有一天，刘畅突然跑到北京来了。他站在岗亭外，眼睛红红的，像头愤怒的小狮子。我请他进来坐，他不坐，就站在那儿，冲我喊：“二叔，你得了病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知不知道我快急死了！”我看着他，心里又酸又暖。我让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他慢慢平静下来，说：“老王叔给我打了电话。二叔，你跟我回郑州，我带你去看病。我同学家里有亲戚在医院，能想办法。”我摇摇头：“畅子，二叔的病二叔清楚。治不好了。你好好念书，别为我操心。”他急了：“那你让我眼睁睁看着你等死吗？”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人都是要死的。二叔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但也没做过亏心事。能看着你平平安安长大，我知足了。”他眼泪掉了下来，砸在岗亭的桌子上。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哭。

刘畅在北京待了三天。他陪我去了一趟朝阳医院，医生说确实没有好办法了。他从医院出来，像被人抽去了骨头。我请他吃了碗炸酱面，他只吃了几口，剩下的都推给我。我说：“吃吧，别浪费。二叔的病又不是一顿饭能耽误的。”他勉强笑了笑，低头吃起来。那几天，他陪我一起巡逻，一起值夜班。他穿着我的旧保安服，跟在我身后，像个小徒弟。我教他怎么看监控，怎么识别可疑人员，怎么跟业主打招呼。他学得认真，只是眼圈一直是红的。走的时候，他在东门口抱住我，说：“二叔，我毕业后一定来北京工作，到时候我天天陪着你。”我拍了拍他的背：“好，二叔等你。”他上了车，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一直朝我挥手。我站在原地，看着他消失在车流里，心里想，也许等不到那天了。

刘畅走后，我请了两天假，回了一趟河南老家。老家的房子已经塌了一角，院子里长满了荒草。我在村里转了一圈，见了几个儿时的玩伴。他们也都老了，有的抱上了孙子，有的满头白发。他们看见我，都挺高兴，拉着我说话。说来说去，都是过去的事。有人说：“德顺啊，你这辈子就是太倔，当年要是不去北京，在老家娶个媳妇，孩子都该上大学了。”我笑了笑，没接话。也有细心的问我脸色怎么这么差，我说：“感冒了，几天就好。”

从老家回来，我照旧上班。只是身体越来越虚，巡逻的时间越来越短。有天晚上，我走到三号楼后面，突然两腿一软，跪在了地上。我扶着花坛的边沿，想站起来，可一点力气都没有。最后还是老王发现了我，他把我扶回宿舍，喂我吃了止痛片。他说：“老刘，求你了，别硬撑了。我送你去医院。”我攥住他的手腕：“不去。我死也要死在宿舍里，不花那个冤枉钱。”他没法子，只能守着我，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物业经理孙志刚来了。他身后跟着几个保安，还有社区的一个工作人员。孙经理蹲在我床前，说：“刘师傅，您的情况老王都跟我说了。物业这边给您安排了单间宿舍，您安心休息。工资照发，不用值班了。”我摇摇头：“我不能白拿工资。”他说：“您为小区干了十二年，这是应该的。再说，有您坐在这里，大家心里都踏实。”我听了，眼睛有点湿。那天下午，我搬进了单间宿舍。屋子很小，但有个窗户，能看见一棵柳树。我躺在床上，看着那柳树的枝条被风吹起来，绿莹莹的。

我就在这间小屋子里，开始了我最后的日子。每天早起，我还能起来，慢慢走到院子里转一圈。小区里的业主看见我，都跟我打招呼。有的人知道我病了，送来了水果和牛奶。三号楼的老张头，自从老伴走后，苍老了很多，但每次看到我，都拉着我的手说：“老刘，你可得好起来。我老伴走之前还念叨，说门口的刘师傅是个好人，每次她买菜回来都给开门。”我笑着说：“那是应该的。”五号楼有个年轻妈妈，带着女儿给我送来一盒巧克力，说：“大爷，我闺女说保安爷爷保护我们，要送给您吃。”我收下了，那盒巧克力一直放在床头，没舍得打开。

老王每天下班回来，都到我屋里坐坐。他说说小区里的事，谁家吵架了，谁家买了新空调，哪个快递小哥又违章停车了。我听着，有时候笑，有时候不言语。有天晚上，他跟我说：“老刘，你这辈子，到底图个啥？”我想了想，说：“图个心里踏实。”他叹了口气：“也是。人活着，能睡个安稳觉，就是最大的福气。”我说：“你还年轻，别学我，有啥想吃的就吃，有啥想干的就干。别总攒钱，攒着攒着，人就没了。”他点点头，眼眶又红了。

那阵子，刘畅每个周末都从郑州跑来看我。他坐了火车又转公交，到了我宿舍，总是满头大汗。我让他别跑了，他非不肯。后来他干脆请了假，在北京待了半个月。那半个月，他天天陪着我，给我喂水、擦脸、换衣服。我看着他忙前忙后，像个大人一样，心里既欣慰又难过。有一天，我精神好一些，让他陪我去小区东门坐坐。我们坐在岗亭旁边的长椅上，看着进出的车辆和行人。我告诉他：“畅子，二叔这辈子，最后就一个念想：你好好活着，别走歪路。别为了钱做亏心事，别为了女人乱方寸。人这一生，穷点没关系，但心要正。”他说：“二叔，我记住了。”我点点头，靠在他肩膀上，心里出奇地平静。

进入腊月，我的病更重了。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醒来的时候，能听见窗外呼呼的风声。有一天，刘畅和老王用轮椅推着我，在小区里转了一圈。那天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小区里的腊梅开了，香气飘得老远。我深吸了一口气，觉得那香气一直透到肺里，冰凉冰凉的。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在建筑工地搬砖。有个北京老太太从旁边经过，递给我一个热乎乎的烤白薯，说：“小伙子，天冷，吃口热的。”我舍不得吃，揣在怀里，捂了老半天。那座楼后来盖起来了，成了望京最高的楼之一。我从来不敢想，自己这双手，也算为这座城市添过一块砖。

腊月二十三那天，天气阴沉，像是要下雪。我忽然觉得精神好了不少，人也有力气了。老王和刘畅扶我坐起来，我喝了半碗小米粥。刘畅高兴得不行，说：“二叔，你好些了。”我笑了笑，说：“畅子，帮我把那套新保安服拿来。”他愣了一下，把我的新保安服拿了过来。我让他帮我穿上。衣服还是崭新的，穿在身上，板板正正。我摸了摸胸前的标牌，上面写着“保安”两个字。我对老王说：“带我去东门岗亭坐坐。”他们推着我到了东门。我坐进岗亭里，手放在桌面上，那桌面是我擦过千百遍的，光滑又冰凉。窗外的天灰蒙蒙的，有几只麻雀落在电线上，叽叽喳喳。我靠在椅背上，慢慢合上眼睛。耳边有风声，有树叶声，有远处汽车经过的声音，还有刘畅低低的抽泣声。我想，我就这样走了吧。不疼，也不怕。就像睡了。

我真的睡着了。后来听老王说，那天我走了以后，刘畅趴在我身上哭了好久，谁拉都拉不起来。小区的业主们听说后，自发地来了好多人。孙经理在小区公告栏里贴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东门保安刘德顺师傅，因病于腊月二十三去世。刘师傅在小区服务十二年，兢兢业业，从未出错。”下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业主的留言。有说“刘师傅帮我找回过丢失的狗”，有说“刘师傅每次下雨都帮我收快递”，还有说“刘师傅给我家孩子当过梯子，救过掉下来的猫”。那天晚上，东门岗亭的窗台上，不知谁放了一束黄菊花。

如今，刘畅已经毕业了，在郑州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他偶尔会来北京，到我住过的小区看看。东门岗亭里换了新保安，年纪都不大。刘畅说，他每次走到东门，都觉得我还在里面坐着，冲他点点头，说：“进去吧，登记一下。”他说起这些的时候，眼睛会红，但嘴角带着笑。

我这一生，没有妻子儿女，没有万贯家财。我只是北京城里一个普普通通的保安。但我不怕死。不是因为胆大，而是因为我知道，这世上总有人记得我。记得那个每天坐在东门岗亭里的老头，记得他帮你抬过东西，扶过老人，赶走过发传单的，守过深夜的灯火。一个人能被人记着，就不算白活。

故事讲完了。如果你有一天经过望京花园东门，看见岗亭里坐着一个穿黑制服的老保安，那可能是我，也可能是另一个像我一样的人。请你对他笑一笑，或者说一声“谢谢”。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守着一扇门，也守着一份说不出口的孤单。他也许不怕死，但会为了你的一点善意，开心一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