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花树下的小女孩
文/刘燕子
五月，校园里的三角梅开疯了。
那种紫红色，一团一团往下坠，从围墙上垂下来，从花架上铺下来，从任何一棵愿意被它缠上的树冠上涌下来。风一过，花瓣就簌簌地落，在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紫红毯子。
午饭后的花园里，三个小女孩蹲在地上，捡那些刚落下来的花瓣。
她们攥在小手里，碎碎的紫红从指缝间漏出一些。她们齐齐向我奔来，往我手心里塞，“老师送给你！”“老师这个好看！”她们仰着脸，满脸是那种五月天里才有的亮晶晶的笑意。我笑着道谢。女孩们更加高兴，跑得更快了，在花树下穿来穿去，鞋底踩到花瓣上，软软的，没有声音。
其中一个女孩跑得最勤，花瓣送出去最多，但笑的时候最轻。她叫小凌，平时上课从不举手，下课也不往老师跟前凑，偶尔与老师对上目光，也会飞快地低下头，像一只随时准备钻进草丛的小动物。
那天中午，我和几个同事站在花树下闲聊，小凌和另外两个女孩又跑过来送花瓣。同事们不住地说谢谢，夸她们很乖。孩子们受到鼓励，话也多起来，那两个女孩儿说：“老师，你们最漂亮了。”小小年纪，情商高得很，专挑女老师喜欢的话说。
小凌站在一边，讪讪的，带着欲言又止的神情。我知道她想跟其他两个孩子一样，大方与老师交流，却又缺乏勇气。一个老师说：“给我们几个漂亮的老师拍张照片吧，拍得不好也没关系。”她把手机递出去。
另外两个女孩争先恐后地来拿手机。我拉着小凌的手说：“小凌，你愿意给我们拍照吗？”她点点头。
“我们依次来为老师拍，这次小凌先来，好吗？”
“好！”两个女孩回答。
小凌拿手机的姿势很笨拙，两只手端着，像端一碗满得快要溢出来的水。她说：“老师，你们站好哦。”我们站好，她退了两步，很认真地眯起一只眼睛，嘴里念着：“一、二、三……”
“老师，你看一下，不好我再重新拍。”她把手机递回来，小脸绷着，等着我们的评价。
我们凑过去看。照片里，几个老师占了大半个画面。周围的三角梅呀、树呀、花台呀，全糊成一片，影影绰绰的，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仔细一看，才发现是她的两个手指，一上一下，刚好挡住了半个摄像头，虚化了周边的景物，突出了人像。
我们笑了。
不是笑话她，而是我们发现，模糊了背景之后的这张照片里，每个人的笑容都特别清楚。
“拍得真好呀！”一个老师说。
“就是，比我们自己拍的好看多了。”另一个说。
“谢谢你，小凌！”我也说。
她站在旁边，一直不敢看屏幕。听到这些话，才半信半疑地凑过来，看了一眼，然后仰起头，眼睛亮亮的，像被突然拧亮的一盏小灯。那是她笑得最开的一次，她说：“老师，以后我还给你们拍。”
后来每天中午，我的桌上都会出现几朵三角梅。有时候是红艳艳的一小簇，放在桌角；有时候只有一朵，放在茶杯旁。
有一天中午我推开办公室门，看见一个小笔帽里插着一束花。三角梅旁边配了一根蕨苔，几茎细长的野草。花朵簇拥在中间，草茎疏朗地四散开，看起来疏密有致，独具美感。那个笔帽上面有划痕，有破口。一看就是从哪里捡来的。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利用身边的材料，制作出小花束，真是了不起的美学体验。
下午去教室，小凌老远就叫我。小脸蛋红红的，欲言又止的样子，让我想起花树下拍照的那天。
“小凌，我今天收到了一份很喜欢的礼物。这个小花束是你送的吧？”我翻出手机里的照片。
“嗯……是我。”
她说话的声音仍旧细细的，软软的，但与我对视的目光不再躲闪。
又过了些日子，同事发来一张照片。照片里，小凌站在她和几个老师中间，笑得很自然。同事在微信上说，今天小凌在花园里碰到她，脆生生地喊了一声“辜老师好”。“她居然记得我姓辜。”同事说，“学校有两百多个老师呢。你把她培养得好。”
我回她：“不是我培养的，是三角梅培养的。”
其实，是那张照片培养的，是那张被手指挡住镜头而拍得模糊一片的照片，让她第一次觉得，原来，自己也可以被夸奖。
有时候我想，教室里有太多这样的孩子了。他们藏在最后一排，藏在不敢举起的手里，藏在递出花瓣之后等你接住的迟疑里。他们在等一个信号，等你说好，等你说可以。等你说，这样做很开心。
三角梅还在落。每天中午，花园里有更多的孩子蹲在地上捡花瓣，追着老师往手心里塞。我仍旧会接过来，开心地说：“我很喜欢，谢谢你。”
花树下，五月的阳光碎碎地落下来，落在他们的头发上，落在他们手里攥着的那把紫红花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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