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张丹丹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很可能会承揽政府有关人口发展与福利供应的研究项目，如果她真认为“灵活就业等于福利”，人们难免担心她的研究会影响国家相关政策的制订，影响福利决策的具体内容。
文 | 张彦宗
近日，在某财经媒体的一期视频对谈节目中，北大国发院教授、博导张丹丹说，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不像我们朝九晚五的，天天上班，然后社保待遇非常好，但你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社保。”
她还说，灵活就业要的是自由度，是时间最大化，社保肯定就要相对弱，“你自己管自己，就不会有单位为他们缴纳社保，或者说为什么要为他们支付这么多东西？”
此番高论之后，张丹丹还补充道：不能把灵活就业想象成什么也没有，它有的是灵活。
将灵活就业定义为一种福利，这一言论震惊众人。很多网友指责张丹丹脱离社会实际，学风浮夸，说的都是“何不食肉糜”的精英偏见。
现代意义上的福利国家最早由英国建立，被通俗地理解为一个人从摇篮到墓地，都由国家兜底。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北欧国家是践行福利国家概念最好的地区，高收入、高福利，整个社会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平衡得最好。
随着国家财政吃紧，又发展出福利社会的概念，意思是国家无法全兜底，社会组织也要参与进来，个人也要负起责任。
无论是高福利国家，还是福利一般的社会，都有劳动者可以自主取舍，用企业提供的稳定保障，交换工作时间、工作方式的自由度，但并不是说，选择了“灵活”，保障责任就全推给了个人。
很多社会都会在医疗、工伤、养老等最基础层面建立安全网，不管你是全职还是自雇，财政都会承担很大一部分。
在劳动者拥有选择权、国家提供基础保障的前提下，谈“灵活是一种福利”，或有几分道理。像有些人指出的，这里的“福利”，不是指社会保障层面的待遇，而是指时间自主权这类非货币化回报。但在广为传播的视频片段中，张丹丹并没有强调这些前提，刺痛大众就不意外。
去年年底，人社部透露，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众所周知，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不是不想从事固定工作，而是因为机会受限，只能进入零工经济。
从劳动意愿来说，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谋生，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挤破脑袋要考公考编。如果无视这一大前提，把灵活就业说成人们为了争取时间自由的选择，就有点颠倒黑白了。
如果可以选择，相信很多灵活就业人员都会选择“朝九晚五”,用所谓的自由，换取高收入、高保障的工作。
拿“稳定却不自由”的体制内工作，与“不稳定却自由”的灵活就业相提并论，说轻点是不食肉糜，说重点就是美化现实，把匮乏说成某种丰盈。
很多灵活就业人员从没有把“灵活”“自由”当成福利，是因为这些人的时间廉价、不值钱，只好靠低价出卖劳动力才能勉强糊口。
随着各行各业内卷加剧，他们被迫出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维持前几年的低收入。很多人只能顾眼前，没法顾长远，紧缺的就是社保、医保、工伤等最基础的保障。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谈“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残忍，也容易引发大众的担忧：是不是偷换概念，把灵活美化成福利，就能理所应当地要求，社会保障最弱的这部分人“自己管自己”？
张丹丹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很可能会承揽政府有关人口发展与福利供应的研究项目，如果她真认为“灵活就业等于福利”，人们难免担心她的研究会影响国家相关政策的制订，影响福利决策的具体内容。
但愿张教授只是在媒体访谈时随便说说，或者是在谈某个理论模型，忘记了强调重要前提。
当然也不排除，目前传播的视频片段，并没有体现她的完整观点和上下文语境，造成了误读。如果是这样，讨论灵活就业算不算福利，就更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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