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祥松｜广厦与红薯摊

我不大懂得当下风行的“劳动经济学”。

但近来在报章与那屏幕上，却常看见这一类名目的新名词，风光得很，招摇得很。

听说有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名曰张丹丹的，在一个精致的讲坛上向大众布道，说“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

据她的高论，朝九晚五的打工人，虽然有五险一金，却牺牲了“自由”；而那些骑着电驴在雨里狂奔送外卖的，或是通宵达旦蹲在路边等活计的，虽然没有社保，却换得了“最大化的自我管理”与“时间的自由”。

于是，这自由便成了天大的福利，成了上苍与体制赐予无业者的恩典。

这话听起来竟有些神圣的味道，仿佛天下的苦力，一夜之间都成了享有特权的贵族。

这大约就是所谓的“黑白颠倒”罢。

颠倒得久了，耳濡目染之下，自然就会产出一些器官功能混淆的专家来。

嘴巴本是用来讲人话、吐真理的，如今却起了别的用途——倒像是生在背后的某种器官，只管向外喷吐着令人窒息的气体。

它们像一阵阵轻飘飘的风，把沉重的苦难吹成了绫罗绸缎，把饿着肚子奔波的无奈，硬说成是采菊东篱下的悠闲。

然而，凡是稍微长着眼睛的人，只要走上街头看一看，便知道这“福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夜深了，街角的冷风吹得人脖子发脆。

一个穿着黄马甲或蓝马甲的青年，正骑在电瓶车上，一手握着车把，一手拿着响个不停的手机。

他的眼睛是通红的，脸颊是发紫的，嘴唇裂开着缝，里面吐出白色的热气。

他必须在十五分钟内，把一份热腾腾的饭菜送上十五楼——那里没有电梯，或者电梯坏了。

如果超了时，客人的一声恶评，便能扣掉他半天的辛苦钱；如果撞了车，那便是他自己的“自由选择”，与平台无涉，与雇主无涉。

这便是张教授口中的“自由”。

这自由，确是自由得很：你可以自由地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也可以自由地在暴雨中连人带车滑倒；你可以自由地一天干十六个小时，也可以自由地在三十岁后因为积劳成疾而无钱医治。

至于社保？那是没有的。

因为你是“灵活”的，你是“自主”的，你怎么能用凡夫俗子的“社保”来玷污了这高尚的自由呢？

至于她说的“自由换社保”，自然也不是什么新鲜创举，不过是古已有之的老套路的翻版罢了。

在中国，原本有些东西是不言而喻的：凡是一个活着的人，凭着双手诚实地劳动，就应当有饭吃，有衣穿，病了有医治，老了有依靠。

这是做人的权利，不是恩赐，更不是可以用来买卖的商品。

然而，在学者们的算盘里，这本该属于人的基本保障，倒成了某种可以用来抵押、典当的资本。

你想吃饱？那得拿你的骨头去换；你想有点保障？那得把你的灵魂连同时间一并押给东家。

倘若你手头一无所有，连性命都悬在半空，他们便笑嘻嘻地对你说：“瞧，你多自由啊！这自由就是我们送给你的福利。”

这种逻辑，大约和劝一个流浪汉“你拥有露宿街头看星星的浪漫”，或者劝一个卖身救父的女子“你拥有了体验多样化人生的权力”是同一个路数。

世间最残忍的事，莫过于剥夺了别人的面包，还要强迫别人为“减轻了胃部负担”而感恩戴德。

北京大学，在许多年前，是有过一些骨气的。

那时屋子里坐着的人，如蔡先生、李先生，眼里还有些光，嘴里还能吐出几句关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真话。

那时的人，见着路边的乞丐，心里大约是酸楚的；见着无业的青年，心里大约是焦灼的；见着劳苦大众被压迫，是要挺身而出、呐喊疾呼的。

那时的“自由”，是争取做人的尊严的自由，是反抗压迫的自由，而不是被剥夺了一切之后，被迫在绝境中苟延残喘的“自由”。

可如今呢？那巍峨的门楼依然立着，红墙黄瓦依然夺目，里面的先生们却早已练就了神仙般的手段。

他们坐在装有中央空调的演讲厅里，喝着几百块一斤的茶水，看着电脑里精美的图表，便能将万千劳苦大众的叹息，化作论文里一组漂亮的曲线，化作电视镜头前一个优雅的微笑。

北大里大约还有寥寥几个坚守者罢，但在这一片高谈阔论的“专家”声浪中，他们的声音早已微弱得如同一丝细烟，眨眼便被淹没了。

倘若真要拿现在的北大，与街角那一个烤红薯的摊子相比，我倒觉得，有些对不住那烤红薯的摊贩了。

真的，对不起，我侮辱了红薯摊。

红薯摊主是不大懂“劳动经济学”的，也说不出“弹性雇佣”或“边际效用”这样高深的词汇。

他只知道，炭火要烧得旺，红薯要选得甜。

你给了他几角钱，他就递给你一块热气腾腾、能填饱肚子的红薯。

他是诚实的，绝不会一边卖给你一块生硬发霉的薯皮，一边拍着你的肩膀高谈阔论：“吃这生薯皮罢，这是我赐予你的锻炼牙口与胃力的福利！”

红薯摊能救饥，能给人带来一丝实实在在的温度。

而某些高等学府里的高论，除了能给权贵们当擦手布，给苦难抹一层伪善的彩釉，给资本的剥削涂上一层粉红色的润滑剂之外，于这人间，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然而，专家们大约是不会觉得惭愧的。

吃稻粱者，自然要为撒稻粱的人说话。

他们高高在上，眼睛是向上面看的，耳朵是听上面指令的，至于下面那泥泞里的脚印、脊梁上的汗水、深夜里的呜咽，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宏大叙事里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噪音罢了。

在他们的嘴里，两亿“灵活就业”的同胞，不是被生活所迫、找不到稳定工作的可怜人，而是一群懂得自我管理、追求精神自由的幸福人。

他们甚至还要写出厚厚的报告，建议取消最低工资限制，建议进一步“放宽”劳动法规，好让劳动者们享受到“更多”的灵活与自由。

这是怎样的毒辣！这是怎样的冷酷！

古代的杀人贼，杀人前还要喝一口酒，吐一口气，假模假式地念一声“太上敕令”；如今的学术贼，剥削人前却要先扣上一顶“福利”的帽子，让你被榨干了血汗，还要感激他的“理论创新”。

这种“嘴”与“器官”功能的倒错，在当下的象牙塔里，怕是要成为一种风尚了。

长此以往，大约过不了多久，我们又能听到更多的“创新理论”了：比如“失业是给大脑放假”，比如“贫穷是保持身材的秘诀”，又比如“加班至死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捷径”。

世间的事，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

硬要把黑的说成白的，把苦难说成福利，把剥夺说成赋予，这不仅是智力上的卑劣，更是道德上的无耻。

但我知道，喊叫是没有什么大用的。

专家们依然会坐在讲台上高谈阔论，拿一把无形的刀子，割着年轻人的肉，还要劝他们笑。

两亿灵活就业的人，依然要在风里、雨里、雪里，为了明天的口粮而拼命地蹬着脚踏板。

但是，历史从来不是由这些高高在上的专家写的。

当那两亿人发现，自己手中的“自由”除了带来饥饿与疾病之外，什么也换不来的时候；当他们发现，那高高在上的象牙塔里吐出的全都是噬人的毒药的时候，他们终究会醒过来的。

路上的骑手还在风雨里飞驰，电瓶车的车灯在漆黑的夜里划出一道道微弱的光。

那光虽然小，但千千万万道聚在一起，总能照亮这黑白颠倒的世界。

夜正长，路也正长。

讲台上的神仙们，你们且继续卖力地推销你们那无上的“福利”罢！

只是希望当大风吹折了高墙的时候，你们那张巧舌如簧的嘴，还能为自己辩护得出来。